不久前，前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蔡東被任命為吉林省副省長，引發市場關注。

他是今年被任命的第6位金融副省長，其中，僅9月最後一個星期，就任命了4位，而2012年至2017年，5年的時間才任命3位。如此密集的任命，讓人們對金融副省長的一切充滿了好奇。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範圍內有16位金融副省長，他們是誰？又將在各省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他們都擁有豐富的金融系統工作經驗，大多分管金融等領域。

仔細瀏覽他們的簡歷資訊發現，這群人有著鮮明的群體畫像：高學歷專業人才、10餘年大型金融機構經驗、年輕有為。

名校經濟學博士幾乎是他們共同的身份，也讓他們成為懂行的專業型官員。他們中有14位博士，其中經濟學博士有10位，且不少人畢業於復旦、清華、北大、斯坦福大學等世界級名校，專業涵養高。

他們大多擁有10餘年的金融機構工作經驗，這也被外界看作是一群有資源的副省長。具體來說，他們之前工作過的金融機構涵蓋中國證監會、央行、國家外匯局、上交所、中行、農行、交行、光大銀行、工行、國開行等，並且大部分人都有多段金融機構的工作經歷。

其中有13人是從這些金融機構、監管部門直接轉任，陳舜、歐陽衛民、李波雖然不是直接轉任，但陳舜曾長期任職證監會，歐陽衛民、李波曾長期任職中國人民銀行。

值得一提的是，6人來自金融監管部門，10人來自大型國有銀行，其中3人有相當長時間的中國建設銀行工作經歷，有6人在農行任職過。其中，葛海蛟、劉強、張立林是從農業銀行成長起來的，康義、王江、李雲澤則是從建設銀行成長起來的。

在已經披露分工的11位副省長，有10人在省政府領導層中分管金融工作，唯一的例外是雲南省副省長陳舜，該省金融領域工作由雲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宗國英分管。

和以往省級副職官員相比，這群人相對比較年輕，平均年齡在50歲左右，其中70後就有6人，這在全國省級副職裡並不多見，分別是劉強、李雲澤、郭寧寧、張立林、李波、葛海蛟。其中，最年輕的是1972年的重慶市副市長李波，他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系國際經濟專業畢業後，赴美留學，最終獲得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哈佛職業法律博士，被認為是學霸。

和今年9月全國密集任命4名副省長一樣，2018年1月，京津滬三個直轄市金融副市長到任。縱觀金融副省長任命的節奏，2018年7人，2019年6人，遠遠超過2012年至2017年的3人，這背後有既有地方金融發展的需要，更多的是在全國金融一盤棋下，防範地方金融風險。

時勢造英雄。中國經濟經過數十年的高速發展後，靠投資驅動、土地財政金融化的模式給地方發展積累了風險，如何在全國金融一盤棋舞臺下，防範、處置好地方金融風險，是當下地方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這也是時代為金融副省長準備的“舞臺”。

防範金融風險的任務要追溯到2017年。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為主題進行集體學習，提出中央、地方各司其職，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金融風險防控格局”。

這是一次對金融風險防範的定調，2017年10月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界定了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事權範圍，要求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並將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的監管範圍調整為“7+4”，具體為：

負責對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強化對投資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眾籌機構、地方各類交易所等的監管。

進入2018年，全國各地金融監管局密集掛牌，同時，7位金融副省長到任，規範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的檔案也密集下達。

直到今年，防範金融風險數次被提起，2019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培養、選拔、打造一支政治過硬、作風優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幹部隊伍。

目標和責任主體越來越明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各地金融監管部門掛牌，地方金融監管被賦予了更高的監管許可權和監管職能，地方需要懂金融的官員。”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法與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濤分析，這波副省長的密集任命是順勢而為。

毫無疑問，這群金融副省長將成為壓實地方責任、防範金融風險的操刀者。事實上，金融系統幹部“下派”地方任職，多年前就有先例。

遼寧、山東、浙江、江蘇四省都曾出現有過金融幹部到地級市“掛職”的舉措。2013年3月，時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履新山東省長時，就曾從中央金融系統選派幹部到山東掛職，向山東省各地市空降“金融副市長”。

官方資料顯示，山東省金融業增加值從2012年1936.11億元，提高到2015年3130.6億元，增長61.7%，改革成效可見一斑。

此外，江蘇在2015和2017年，實行了兩波金融系統和地方幹部雙向掛職活動，用金融智慧助推地方經濟發展，成績斐然。

事實上，這些都只是政策性銀行、五大行等機構與地方政府進行幹部交流的縮影，一般採取金融系統幹部到地方“掛職”的形式，而“掛職”的地方政府副職一般都在市縣一級。

據公開資訊，金融類央企並無行政級別，但五大國有銀行、政策性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通常被視為副部級或享受副部級待遇。這些金融副省長大部分從國有行副行級幹部履新副省級幹部，算是提拔使用。

以往“掛職”考量更多的是發揮金融幹部的金融才能，助力地方招商引資，助推經濟發展，而這波金融副省長，在全國金融一盤棋舞臺下，防範、處置好地方金融風險的大環境下，提拔到省級任副職，分管金融，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的承擔的責任更重大。

防範、處置地方金融風險，是這些金融副省長的第一要務。

毫無疑問，地方政府債務是地方金融風險最大的灰犀牛，像是一顆不定時炸彈，如何安全拆彈，考驗的是副省長們的金融智慧。

地方債務的源頭要追溯到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中央財權集中後，地方財政面臨“錢少事多”的尷尬，1995年實施的《預演算法》又不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長期的收不抵支讓地方政府另闢蹊徑融資，各地融資平臺出現，地方政府也就踏上了用金融手段解決了自身財政收支不平衡之路。

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4萬億元經濟刺激，加上融資平臺的地位被肯定，融資平臺數量劇增，地方政府債務也隨之攀升。

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開始逐漸被監管，地方政府性債務舉債主體逐漸從融資平臺轉向國有企業，PPP、信託等更加隱蔽的融資方式出現，“隱性債務”快速上升。

截至目前，共有117個省市的存量債券餘額超過其財政收入，14個地區的存量債券餘額超過其財政收入的10倍以上。

圖：新華社/商海春

最大的風險莫過於，地方政府違規舉債一直屢禁不止。如何防範？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認為，省級金融分管領導，需要在求發展（融資）和防風險（杜絕違規舉債）之間取得平衡，應該認識到，杜絕違規舉債也是工作業績，更不能利用在金融部門工作的優勢，尋找制度漏洞或進行所謂的“金融創新”，進行新型違規舉債。

對於隱性債務的監控一直是難題，鄭春榮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擁有大量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信託投資的股權，地方政府要注意，不能利用股東身份或職務任命權力，給這些地方金融機構施加壓力。“一旦地方融資需求和地方金融機構‘結盟’，監管難度就增加了。”

而在尹振濤看來，副省長們還有一項任務是，“讓地方金融監管職責的落地，與一行二會配合，穩定區域金融風險管理好‘7+4+n’”，n是指地方金融監管局7+4監管範圍不包含的P2P等不明確的機構，目前，P2P主要是風險治理和清理工作，涉及眾多個人投資者，做好這部分工作關係到社會穩定。

此外，發展地方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也是重要工作，如打造區域金融中心、建立有特殊的金融市場體系、引入大型金融機構落戶等等也是副省長們的分內事，目前，各大中心城市都在爭相打造區域金融中心，競爭較激烈，而競爭背後，在某種程度上說，拼的是金融副省長們金融智慧和資源。

留給金融副省長們的任務不輕，懂行又有資源的他們能否頂住，值得期待。

編輯 | 譚保羅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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