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的失敗把孫正義拽下神壇。
據報道，10月22日，軟銀計劃為即將現金流枯竭的WeWork提供40-50億美元投資，對應WeWork的整體估值為75-80億美元，相比年中的470億美元估值只剩17%。軟銀將控股超過70%。
尷尬的是，此前軟銀已投資約150億美元，意味著這筆投資已減值過半。據福布斯報道，軟銀在Uber上已經損失了6億美元，主要因為Uber股價從5月上市以來下跌27%。而WeWork更可能成為孫正義最失敗的一筆生意。
這筆救命錢對WeWork至關重要。由於IPO撤回，WeWork極可能在11月中旬迎來現金流枯竭。據美國投研公司Sanford C.Bernstein預測，WeWork未來四年至少需要72億美元度過難關，而如果2022年前出現經濟衰退，需要的現金還會漲到98億美元。
但即使對於軟銀的出手相助，WeWork另一大股東摩根大通也不甚高興。據CNBC報道，摩根大通試圖為WeWokr籌集50億美元，但不願提高公司估值，同時拒絕了要約收購方案，這種方案能讓WeWork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更容易套現股票。此前他的套現行為已引起投資者不滿。
直到2019年年中，WeWork還是美國最貴的初創公司，估值470億美元。摩根士丹利在一份給投資者的報告裡稱：“WeWork IPO的失敗，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這個時代裡，哪怕一個公司不盈利，它也可以獲得巨大的市場估值。”
全球最大二房東
儘管它自稱是一家輕資產的科技公司，但市場更傾向於將它視作房地產公司。這一分歧變得如此重要，始自2017年，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依曼與孫正義會面。
當時，孫正義攥著願景基金的千億美元募資，告訴諾依曼：“在戰鬥中，瘋狂比聰明更好。而WeWork還不夠瘋狂。”言下之意是，它不應該停留在租辦公桌給初創企業的小生意。在軟銀44億美元投資的支援下，WeWork開始瘋狂擴大規模，走上“造神”之路。
招股書顯示，從2016年到2019年，WeWork的工位從10.7萬個增長到60.4萬個，營收從4.36億元增長到15.35億美元，經營性虧損也從3.94億美元擴大到13.69億美元。無論增長還是虧損，WeWork都是全球最激進的公司。
但WeWork能讓租戶買單，關鍵在於它成功推銷了一種品牌價值：WeWork自稱不是一個辦公場地提供者，而是一個“社群”。據CB Insights報道，在WeWork辦公空間裡，到處貼滿“做你喜歡的事”和“創造你的生活”等標語。科技公司相信：自己就應該去WeWork辦公，就像中國創業者去3W咖啡談生意。
WeWork確實開始販賣生活和工作方式本身：2018年公司釋出WeWork Family，諾依曼稱要為世界上1.5億孤兒建一個家。WeWork還為辦公室租戶提供WeLive公寓租賃服務，而諾依曼的解釋是：這能解決全球孤獨和自殺上升問題。
WeWork的願景變得越來越大，很難說諾依曼自己相信多少。據媒體報道，諾依曼曾表示：“我需要拿到我能拿到的最大估值，這樣當各國開戰的時候，我希望他們來找我。”
假裝是科技公司
據騰訊《稜鏡》報道，孫正義曾承諾投資WeWork 160億美元，但遭到LP否決。這成為WeWork資金短缺的直接導火索。而否決的原因是，其部分LP如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共投資基金（PIF），都對投資更多房地產專案猶豫不決。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相當長時間裡，WeWork都展現了自己作為科技公司的運作方式。從審查一個辦公地點到簽約租戶，整個過程WeWork都能在9個月內完成。而指導WeWork的是一套高效的資料決策系統。
在這套流程中，WeWork首先會與地理資料提供商Factual合作選址，考量範圍包括附近的咖啡廳、購物中心、酒吧、酒店和體育場等。其發現，WeWork辦公地點越多的城市，成員流失率越低。
當WeWork租下場地，下一步是儘量塞進更多辦公者。據報告稱，WeWork場地中每人辦公面積是全行業的1/5。在這一步，WeWork通過自己收購的建築技術公司Case來對場地建模，做出3D規劃圖，然後憑藉自己收購的建築管理平臺FieldLens跟蹤施工進度。
這一環節擠出的利潤超乎想象。WeWork首席增長官大衛·法諾（David Fano）曾表示：如果精度有一兩英尺誤差，可能就導致放不下一張桌子。而《福布斯》報道稱，僅僅多一張桌子，WeWork就能在10年內多8萬美元收入。整體上，這套施工流程將空間利用率提高了15%到20%。
在規劃到房間分配時，WeWork也用到機器學習而非人工猜測。會議室等的佔用資訊會在租出後反饋給WeWork，從而幫助下一次預測。
目前，這一整套服務已獨立成Powered by We，賣給希望優化自己辦公場地的企業。根據招股書，從2018年到2019年，Powered by We服務營收增長6360萬美元，佔到全部營收增長的8.2%。
“軟銀溢價”割全世界韭菜？
伴隨兩家全球最貴獨角獸折戟，軟銀的投資能力也開始遭到質疑。
據《華爾街日報》稱，願景基金的兩個最大LP：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共投資基金（PIF）與阿布扎比的穆巴達拉投資公司（Mubadala），近期都表達了對願景基金不滿，認為其給科技公司的估值過高。而這兩家貢獻了願景基金的2/3資金。
年初投資給WeWork的160億美元縮減到20億美元，主要就由於兩家LP的反對。而報道稱，2018年秋天，軟銀曾向商湯科技投資數億美元，然後計劃以願景基金+穆巴達拉向商湯科技再投資10億美元，從而將估值從77億美元抬高到百億美元以上。但穆巴達拉退出，導致投資泡湯。在當時，商湯的最大對手曠視科技，估值不過35億美元。
此外，質疑還波及到軟銀決策方式本身。《華爾街日報》稱，孫正義可以否決願景基金高管的投資決策，導致決策過程十分混亂，經常最後一分鐘還有轉折。此外，還存在軟銀投資企業後，讓願景基金以更高估值接盤的現象，被稱為“軟銀溢價”。其對滴滴、OYO等公司的投資都在質疑範圍之列。
眾所周知，軟銀投資阿里巴巴的2000萬美元，獲得了600億美元回報。此外軟銀也是Uber、滴滴、Grab、ARM、OYO、餓了麼等企業的投資者，這些企業組成了當今網際網路世界的金字塔。為此，孫正義稱自己為“獨角獸獵人”，他自己也曾以700億美元財富超過比爾蓋茨，做了3天世界首富。
但軟銀也改變了遊戲規則本身，催生出一批“科技公司巨嬰”。其願景基金執行合夥人Jeff Housenbold曾說：後期投資曾經意味著，我們將開出2000萬到7500萬美元支票，放手讓你們發展。而孫正義會說，我們開1億到10億美元支票，一起上陣。在極端情況下，軟銀會投資行業的所有頭部玩家，全盤顛覆投資同行的做法。
軟銀希望投資“最瘋狂”、“願景最大”的公司，而這些公司經常犧牲前期盈利，來換取市場規模。WeWork作為一個代表，在上市時慘遭投資人打臉：無論招股書中的商業模式再性感，二級市場始終看重盈利，而WeWork也會被視為拿最高的市銷率，做最傳統的房地產生意。一旦軟銀的被投企業估值下跌，誰還能接盤，會不會引發泡沫破裂，將成為非常現實的問題。
2019年7月，軟銀願景基金第二期開始募資，1080億美元募資規模甚至超過上期。但募資並不順利，軟銀不得不自掏腰包投入500億美元，佔全部募資額的五成，甚至出售阿里巴巴、Sprint等的部分股票來獲得資金。孫正義甚至打算，“該基金可能會考慮直接上市，時間也許是2019年秋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