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架戰車的衝撞，正在激烈地撕扯著地緣政治各方。“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已經處在歷史的臨界點。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面臨著1997年金融風暴以來的最大考驗。

市場對中美之間衝突有著強烈的避險情緒，尤其在香港市場上各路資金惴惴不安，都在急切尋找安全通道。從香港到北京，從監管者到決策者，都在嚴陣以待。

雖然2019年香港遭遇較大社會動盪，但不少在港外資仍看好中國經濟發展以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5月形勢突變，讓他們措手不及，不少公司考慮把亞太區總部遷往新加坡。

▲中國全國人大5月28日下午高票透過“港版國安法”草案。（路透社）

一旦美國取消對港特惠關稅政策，到底有多大影響？簡單點說，就是不再視香港為一個“獨立關稅區”，內地合法合理地透過香港繞過各種貿易壁壘的出口通道被關閉，再進一步，進出香港的資金也會受到限制，這樣的話香港的作用就與上海、深圳等地差不多了（當然這是最悲觀的一種結果）。

香港美國商會會長早泰娜（Tara Joseph）說，香港對北京和華盛頓而言本是雙贏：北京需要透過香港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相當於它的金融服務中心；而美國和美資商業機構也從香港獲益。但是香港現在的境況對兩邊都無益。她說：“我們現在處於美中貿易關係和地緣政治關係瀕於脫鉤的境地，並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

美國跨黨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團、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指出，香港的貿易將會首當其衝受打擊，嚴重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根基，但掀起的地緣政治影響遠高於經濟後果。

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經濟的皇冠。因此，對於香港來說，就不是資金和人才外流的問題，而是將動搖半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香港經濟的核心造成致命打擊。而一直與之競爭發展的對手新加坡，將獲得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僅將迎頭把香港踩在腳下，而且還將成為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的三大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

目前公認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是紐約和倫敦，這兩大金融中心，無論從市場規模、完善程度以及對全球資本的影響，都是其他城市不能比擬的。處於第二梯隊的則是香港、新加坡、東京、法蘭克福、巴黎、蘇黎世、悉尼等城市，則在區域性發揮金融作用，屬於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另外，如上海、多倫多、漢城、馬德里、都柏林、吉隆坡、印度的孟買、南非的約翰內斯堡等，基本上是在本國發揮金融作用，屬於本國或國家金融中心。

不過，從金融地理（金融時區理論）來看，全球性金融中心至少應該有3個，分別分佈在北美、歐洲及東亞，這樣全球金融體系可以全天候24小時接力運作。時區金融理論是從人類生命起居週期、習慣需要出發，因而更容易建立區域交易平臺和及時掌握本地和產品實時資訊和定價權的需要，只有掌握實時資訊和產品定價權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

目前北美有紐約（西五區）、歐洲有倫敦（零時區）兩個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而在東亞則缺少了全球級中心，只能由三個區域級中心東京（東九區）、香港（東八區）及新加坡（東七區）頂上。其中新加坡為了方便與馬來西亞以及中國的經濟往來，將本國的標準時間設在東八區，也就是說新加坡時間與香港、北京一樣，沒有時差。

藉助日本泡沫經濟的東風，東京曾在上世紀80年代異軍突起，金融市場一度與倫敦、紐約相抗衡，但是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下滑，金融改革步伐緩慢，東京金融中心被同一地區的香港、新加坡迎頭趕上。

香港金融市場發育比新加坡早，因為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後才提出了把國家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性或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標。當時正好東亞地區需要一個調劑美元的國際資金市場，以便把亞洲地區的流動資金集中起來，解決亞洲地區對資金的部分需求。新加坡政府抓住了機遇，設立了亞元市場，為新加坡發展成為地區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創造了先決條件。

在成功創設亞洲美元市場後，新加坡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顯著提高，新加坡政府一方面不斷健全和完善國內的金融市場體系，另一方面積極推動金融市場向多元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與同一時區的香港產生激烈競爭。

在這個時候，香港政府對發展金融市場不是很積極，既不肯撤銷外幣利息稅又不願意發放外資銀行執照，這使得香港金融業的發展與國際化比同時期的新加坡遜色得多。直到70年代後期，香港政府才變“消極不干預”為“積極不干預”，為推動其金融市場國際化採取了一系列開放措施，鼓勵外來投資。

在上世紀80年代到世紀末，亞洲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投資領域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直接推動了香港和新加坡作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迅速崛起。尤其是香港，在21世紀憑藉背靠中國內地經濟騰飛的優勢，證券、保險及外匯等市場均獲得突破性發展，在與新加坡爭奪地區國際金融中心時獲得較大優勢。

尤其是在安然事件後，美國通過了《薩班斯法案》，加強了對上市公司的財務要求，紐交所的上市業務大幅下降，而香港新股集資額分別在2006年、2009年、2010及2011年超越紐約，讓西方金融界覺得不可思議。在香港上市的新股中，絕大部分為紅籌股或中概股，也就是說，中國內地經濟的突飛猛進，為香港證券市場提供了充沛的上市公司資源。

為此，2008年1月28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雜誌推出封面文章為“紐倫港”（Nylonkong，Ny即紐約，lon即倫敦，而kong即香港），儼然把香港定位成與紐約、倫敦同一檔次的國際金融中心。

不過，無論是香港內部還是國際金融人士都對此有清醒認識，一方面認為香港目前金融中心地位實際上還達不到紐約、倫敦的高度，另一方面從未來發展看，也難說能否趕上去。

瑞士信貸中國研究主管陳昌華就認為：

香港在政治制度的穩定性上也有所欠缺。倫敦和紐約市場所依賴的政治制度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已穩固下來，而香港的政治制度仍處發展階段，未來走向仍是未知之數。這其中還牽涉到它的政治制度發展如何與內地銜接的問題，上海和北京則無此顧慮。

現在看來，國際金融人士對香港這個隱憂其實早已瞭然於心。

這是香港躲不過的劫，是遲早要面對的結局。

然而，為什麼替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為什麼不是東京，又可不可以是上海、深圳，甚至澳門、臺北呢？

澳門只能搶塊小蛋糕。此前我曾經談到，澳門的確摸到了好牌，但是在歷史上幾次都錯過機遇，現在更是如此，除了有錢以及中央的政策支援外，沒什麼注可下。

臺北看到了機會，也捨得下注，但是得不到這個機會。

臺北市長柯文哲表示，我們現在比較關心香港的資金、人才外移時，臺北能不能接到，還是全部被新加坡拿去，我們開始在準備。他預估，未來半年香港的人才、資金會大量外流，我們還是要比新加坡好，人家才會來，不然就全跑去新加坡了，但現在還是輸的。柯文哲說，昨天新加坡代表有來找他，比起自由度，亞洲的金融中心比較可能移到新加坡，不會是臺北，這的確是我們的缺點。

灣灣真是聰明，也算得精明。相比新加坡，臺北不僅金融基礎沒有新加坡好，而且沒有那麼好的地理位置，同時也是大陸法系，與新加坡根本沒法比。還有一點，就是臺北也有相當的地域政治風險。

東京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但是卻有和臺北、澳門一樣大的問題，那就是大陸法系。因此，日本那麼有經濟實力，這幾年恢復得也不錯，政府也推出了扶持金融的政策，但是東京的金融中心也就那樣，上不上，下不下。

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真有那麼大的影響？

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都是在社會秩序與國家濫權中取得平衡，體現在實際操作中就是行政與司法強弱的對比。大陸法系側重社會平衡，希望以法律條規甚至國家頒令凌駕一切，因此行政力量強，而法院傾向於順從行政權、配合執行命令。英美法系側重於處理國家濫權，因此以支撐市場和調解紛爭為手段，其司法能動性、獨立性強，有利於靈活保護投資者、懲戒新型不當行為，也有助於減少不必要的國家干預，因而能促進金融市場深度發展。

從歷史發展來看，英美法系即使在非民主體制下，也能產生蓬勃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和香港，而大陸法系即使在民主體制下，也未必能成功，如韓國與臺灣。

從當今十大國際金融中心來看，只有蘇黎世、法蘭克福、東京是大陸法系，其餘7個都是普通法系（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芝加哥、悉尼、波士頓），而且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排在前4位。

因此，香港、新加坡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躍升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是偶然的，一旦條件成熟，這些地方的金融活力便會充分展現。而現在，新加坡除了佔有天時，還有地利（處於太平洋與印度洋聯絡的交通樞紐位置，溝通東亞與東南亞、南亞及大洋洲）、人和（多年來一直儘量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等優勢條件。

香港大學教授趙曉斌透過比較近三、四十年各個主要證劵市場的資料後，發現以下明顯趨勢：

首先，英美體系：如紐約、倫敦、香港基本實現資本積累升值；而在歐洲大陸市場的資本基本保值。至於在亞洲的大陸體制市場，簡單說“瞎折騰”，多為資本虧損。若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世界的資金就只會視亞洲大陸體制的市場為投機的場所。當缺乏外來的長期資金支援，股票資本市場根本就難以發展起來。

因此，中國內地的上海、深圳等地在走向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除了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大關要過之外，也同樣面臨與東京、臺北一樣的問題。也就是說，上海、深圳的金融中心發展得再好，最後也只可能達到像東京、法蘭克福一樣的高度。

未來，深圳、廣州、澳門都會承擔各種金融功能，以支撐大灣區作為國家大戰略的金融需要。

不過，就金融中心發展而言，深圳、廣州、澳門乃至上海、臺北的獲利，都比不上新加坡。這個與香港糾纏了半個世紀的兄弟，終於在各方“助攻”下，將意外撿到亞洲時區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這頂皇冠。

“紐倫坡”呼之欲出。這是香港無以言說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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