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深圳主持召開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總理指出，全國6個經濟大省裡的4個沿海省對中央財政淨上繳中貢獻超過6成，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經濟強省對中央的淨貢獻除了用於中央事權（例如國防）以外，更大比例用於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支持欠發達地區“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中國的中西部穩不穩，看的不是中西部本身，主要取決於東部京滬粵蘇浙魯等省對中央財政的淨貢獻是否可以穩定。

什麼叫各省對中央財政的淨貢獻？這要從中國的分稅制和轉移支付制度談起。中國分稅制改革以後，中央和地方分稅種按比例分享稅收，經過1994年、2001年和2016年三次大的改革，形成了今天的模式，例如增值稅中央地方五五分成，消費稅中央獨享，所得稅六四分成（個人和企業兩個稅種），這四個稅種佔到了全部稅收近8成。因此，每一個省份徵繳的稅收，都有一部分是上繳給中央的，另一部分自己留存。

中央分享的稅收，再依據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目的用於各省，例如有分稅制之初形成的稅收返還（及體制上解）制度，這是為了推行分稅制對地方做的妥協，也有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前者是平衡地區間的財力差異，又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和共同事權轉移支付兩種，專項轉移支付是用於特殊目的，比如大氣汙染治理、振興東北等。

那麼中央從每個省區分享的稅收有多少呢？為了剔除疫情的影響，我們用2019年的數據進行跨省對比，如下圖所示，2019年全國每人納稅1.11萬元，其中5445塊繳給本省市，5654塊繳給中央政府，2016-2020年的5年內，中央分享的稅收占人均總納稅的50%。

分省來看，地區間的人均納稅額和中央分享比例有較大差異。北京上海兩個城市人均納稅額為6萬元，人均納稅額是全國平均的6倍，2019-2020年每年將中央上繳8000-9000億的稅收；天津次之，人均納稅3萬元；中央分享了這三個城市稅收總額的6成。

直轄市的地位在這個時候突顯出來，三個直轄市每創造1塊錢的GDP，政府會徵4毛錢的稅。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得央企總部的便宜，企業所得稅佔北京央地稅收總額的50%左右，因此北京的實際人均納稅能力要弱於上海。

廣東、浙江、江蘇人均納稅1.5-1.6萬元，這三個省份人口規模大、經濟總量高，對中央稅收貢獻自然大。其中在廣東征的稅收，中央分享5成左右，2019-2020年，每年中央在廣東分享1萬億的稅收，江浙為4成左右，分別向中央貢獻5700億和4300億左右的稅收。對中央稅收貢獻的還有山東，每年4000-5000億元，雖然人均略低於遼寧和全國平均水平，但因人口規模大，絕對量遠超內蒙古和遼寧。

如果我們從勞動者本人的稅負來看，京滬粵蘇浙貢獻了全國稅收的45%，但貢獻了全國個稅的62%，京滬勞動者的收入雖然高，但稅負和社保負擔也更重。

中央收來的稅，花在哪裡了呢？從2021年的中央決算報告來看，中央財政收入為9.1萬億，主要來自稅收，中央自己花了3.5萬億，如國防（1.4萬億）、國債利息（0.6萬億），對地方轉移支付用了8.3萬億，收不抵支的規模高達2.75萬億，採用發行國債等辦法彌補。

很顯然，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是中央支出的大頭。那麼這些錢分給了哪些省份，花在哪些項目上了呢？從絕對規模上看，四川（5120億）和河南（4490億）獲得轉移支付最多，中西部的雲南、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黑龍江、新疆、貴州、廣西等省拿到了3000-4000億的轉移支付。

從人均來看，西藏、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甘肅、黑龍江、吉林等省份獲得人均轉移支付規模高，高於人均1萬元，而全國平均水平僅為0.52萬元。由此可見，轉移支付非常明顯的向中西部欠發達省區傾斜。其中西藏獲得的人均轉移支付高達5.5萬元，青海高達2.3萬元。四川和河南雖然總量高，但人均值並不高，在全國平均水平左右。

從轉移支付的去向來看，寧夏、甘肅等地是因為窮，獲得了較高的人均轉移支付，而黑龍江、吉林、遼寧則是因為退休職工太多。

相比之下，京滬津粵蘇浙閩魯等5省3市，拿到的轉移支付絕對規模小，人均規模也小。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北京、上海人均獲得轉移支付高於浙江廣東，這是因為其中包含了稅收返還，即當初分稅制改革安撫利益受損省市的措施，扣除了稅收返還以後，經濟越發達的省市，人均轉移支付越少。

眾所週期，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地方政府保運轉的壓力空前之大，為此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從2019年的7.4萬億上升到2020年和2021年的8.3萬億左右，那麼增量的轉移支付投放到哪裡了呢？

我們用2020年和2021年的平均值與2019年進行對比。總量上看，湖北獲得的轉移支付規模最大，人均值也是最高的兩個之一，這主要是因為湖北是新冠疫情爆發點，2020年中央對湖北轉移支付增加了1400億元。河南、四川、湖南等省份的絕對量增長最高，但人均值增長並不高，在全國平均水平左右。河北獲得的轉移支付增量無論是總量，還是人均值，都比以前有所上升。

黑龍江、吉林和遼寧的人均值增長高於全國，黑龍江更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倍，這主要是因為東北老齡化嚴重，城鎮職工養老金的虧空越來越大，使得中央不得不擴大對其的轉移支付。即使這樣，仍然無法彌補，中央還設立了中央調劑金制度，將廣東等省的養老金轉移給黑龍江、遼寧使用。

東部發達的京滬津粵蘇閩等省市，人均和絕對量增長有限，浙江獲得的轉移支付還出現了縮減。這些地區的轉移支付沒有同步增長，而上繳力度保持不變，意味著他們對中央的淨貢獻和重要性在增加。

我們討論了地方向中央上繳的稅收，也回顧了中央撥給地方的轉移支付。那麼兩者相抵，誰佔便宜誰吃虧呢？如下圖所示，我們可以看到廣東、上海對全國的淨貢獻高達8400億元，尤其是上海，經濟總量僅有廣東的三分之一，人口不足廣東的四分之一，但財政對全國的淨貢獻規模和廣東全省相當，更何況廣東省內還有廣州深圳兩個一線城市（深圳對全國的貢獻在3000億左右），同樣是一線城市，成色也是有差異的。北京對全國的貢獻次於粵滬，為7200億，再考慮北京的央企總部貢獻的所得稅計在北京名下，因此北京對中央財政的淨貢獻與粵滬有一定的距離。

江蘇和浙江對中央財政的淨貢獻為4000億和3400億左右，為粵滬的一半左右。雖然指出的是，雖然浙江的絕對值小，但浙江人口規模也小於江蘇，人均值是浙江更高一些。

天津和山東再次之，2019年對中央財政的淨貢獻為2100億左右，是江浙的一半左右。但這兩個省區的財政收入不如粵滬京蘇浙穩定，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衝擊下，津魯對中央財政的淨貢獻下降到1800億和1200億。此外，福建對中央財政也有三四百億的淨貢獻。

2019年時，遼寧全省對中央財政有33億的淨貢獻，但大連市對中央財政的淨貢獻有700億，扣除大連，遼寧省的淨貢獻是負的670億。在2020年，扣除大連的遼寧省對中央財政的淨貢獻更是惡化到-1200億左右。

2020年，黑龍江、四川、河南、湖北、新疆、甘肅、雲南、湖南、廣西等省從中央財政中淨獲益2000億元以上，其中黑龍江的人口規模不如四川河南，但獲益高達3000億，由此可見其社保體系的收支缺口有多大。

2019-2020年，從中央獲益規模增長最快的省份為湖北（1747億）、遼寧（757億）、河北（729億）、黑龍江（721億）、河南（638億）、四川（537億）、山西（500），都超過了500億，湖北是疫情衝擊，遼寧、黑龍江是養老金的問題，河南四川是人口規模大，河北相對特殊一些，可能是因為環境治理等因素導致中央投入增加。

除了一般公共預算以外，省際廣義財政資金調劑的還包括企業職工養老金，根據2022年中央財政預算，全國有11個省級單位是調劑制度的受益者（包括新疆兵團），其餘21個省區為淨上繳方。

遼寧和黑龍江淨獲得調劑金的規模高達800億元，吉林和內蒙古也有240億和170億元。東三省為重工業基地，歷史遺留的職工多、欠繳的養老金多，而青壯人口流失的也利害，這加劇了其養老金危機。近年來，這些地區的養老金收支困難也沒能阻止他們養老金上漲的趨勢，使得中央的轉移支付及調劑金淨下撥的規模越來越大。

而調劑金的淨貢獻方為廣東、北京、江蘇、浙江、四川、安徽，其中廣東一省淨貢獻高達近900億元，算上財政的淨上繳，廣東對中央的淨貢獻達9000多億元，堪稱中國最模範的省份。而黑龍江雖然不是中國最窮困、欠發達的省份，但獲得的轉移支付和養老金調劑金的規模都居全國前列，雖然有其歷史原因，但當一些省份的居民看到黑龍江籍的老人拿著其它省份轉移給他們的養老金在北京定居、在三亞遊戲的時候，心裡難免不是滋味，這或許是未來轉移支付和養老金制度需要適當注意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