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的差距以及個體差異的存在，對老年的年齡劃分是很困難的。
在臨床心理學中，我們是以老年心理問題和障礙，如更年期精神症狀、記憶減退、性格改變等為區分標準，生理年齡只有相對的參考價值。
老年人的主要心理需求如下
第一，健康和依存的需求。人到老年，身體的各方面的機能都有所下降，行動遲緩，記憶力減退等，因此很容易產生畏懼的心理，害怕變老，擔心生病，懼怕死亡。同時，面對不可挽回的衰老，他們也渴望有人能夠關心和照顧自己，能夠老有所依。
第二，工作的需求。剛剛離開工作崗位的離、退休人員，由於驟然間失去工作，社會交往減少，特別容易產生孤獨和失落感。因此，他們希望眼下有事可做，希望有人與他們交往，以此才能夠體現自身的價值，證明自己依然“老當益壯＂，獲得內心的充實。
第四，尊敬的需求。告別了熟悉的工作，伴隨著身體的衰退，精力、腦力、行動力的減弱，熟悉的身體變得越來越陌生，老人因而特別需要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如若不然，很容易造成抑鬱、意志消沉等不良情緒，甚者造成心理障礙。
【案例1】
求助者，女，62歲，高中文化，退休工人。
主訴
多年來神經衰弱，夜間多夢、失眠，白天疲勞無力，情緒低，心情十分苦悶，坐臥不寧，夜間尿頻。
個人史：14歲喪父，生活艱苦，沒有安全感，家庭沒有溫暖，經常忐忑不安。21歲時曾自由戀愛結識一男友，後發現不理想，就斷了關係，但不會處理斷關係以後的事，心裡怕男友再找來，經常恐懼，不敢住在第一層樓，怕夜間有人進屋。從那時起，每夜入睡困難。
近期生活：退休後心煩，在家待不住，總想找人聊天。家庭關係和睦，沒有重大事件發生。只是一閒下來總想過去的事，想童年時期的艱難，青年時期的緊張，愛情上的失誤，越想越難過。
【案例2】
求助者，女，59歲，教員。
主訴
近一年來，頭昏、疲勞、失眠，坐臥不寧，心緒很亂，有時覺得茫然，想哭一場。以下是患者自我描述摘要：概括地說，我一生充滿了矛盾和衝突，從來沒有幸福感，生活中使我落入痛苦深淵的事是與丈夫情感不和。我現在經常回憶往事，覺得生活中，我最難接受的是與丈夫沒有愛，但還得一起生活。丈夫陽痿，我守活寡一輩子，經常想離開他，但為了孩子只好忍耐。我最不愛他的是他的為人處事。他的思維方法與我格格不入，他不理解我，儘管我得承認他在事業上很成功。我在事業上也是成功的，但我們沒有溫暖的家沒有屬於我的綠洲，我一生在痛苦中度過。我不會為孩子和其他事哭，但為丈夫的事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思想中有封建意識，這些事不願與別人講，別人也不理解。我不愛丈夫，但同情他，我幾乎相信命運了。一生中我沒信心也沒勇氣去獲得感情，離婚只能死離不能活離。別人講，男人是家庭中溫暖和快樂的源泉，這話我從反面體會到了。從理智上我與丈夫沒有根本矛盾，但這種有理無情的生活實在難熬。我犧牲感情生活，昇華到工作上去，但工作上他也很少理解我。我性格變得很怪，不願與人多交往，不願談心裡的話，所以別人也不敢接近我。這不是我早年的性格。我曾經是一個活潑好動、喜歡交往的人。回憶我自己個性的變化我很痛苦，在這個世界上似乎一直沒找到我生存的位置。我想過去死，但死也沒勇氣。這種種矛盾心情使我多少年來精神不振作。好在目前身體還沒大病，可我擔心早晚要出問題。對於未來我很悲觀、茫然，不知會落到什麼地步。
【分析】
從上例可以看到，早期生活中的苦悶，青年時，可以期待好轉；中年時，可以昇華；唯獨到了老年，希望變得渺茫。老年婦女的婚姻悲劇與文化有關。文化的氛圍塑造了性格特徵，因為在文化的壓力下，必須扭曲個性，逢迎現實。這一案例足以使我們理解老年人心理問題的複雜性。
【案例3】
求助者，男，66歲，幹部，高中文化。
主訴
近兩年來嚴重失眠，過去的事總是冒出來干擾自己，控制不住，心裡覺得冤，哭不出來。過去多少年來，能控制自己，想得通，現在又想不通了。白天疲勞，無精打采，覺得人在快死之前大概就是這樣。想到死又怕死，所以終日憂心忡忡。
以下是患者自我描述摘要
我參加革命比較早，念高中時就開始了革命活動，解放前參加了地下工作。我一直認為我是很革命的，但生活不公平，第一次打擊是反“右＂鬥爭時發生的，當時向黨交心，談了我對反“右＂的看法，覺得不能那樣幹。這一下就被單位劃成右派，後來上級沒批准，只按右傾處理。從此以後，我心裡就壓了一塊石頭。
我父母都是老黨員，“二七“老工人，我的家庭到我這一代，就已是有三代血統的工人。
1959年我任派出所所長（降級使用），因對大鍊鋼鐵有牴觸，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不同意成立食堂，不同意大鍊鋼鐵，全是為國家好，因為那樣幹把老百姓鬧得不得安寧。我在基層看得明白，透過組織反映意見，這意見書卻成了整我的材料，我想不通，被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我是晴天霹靂。
1966年，我調出原單位，再次降級，由20級降到26級。我不服，向中組部申訴，組織上重新審查，結果又抓住了我1956年的一些看法，我當時對蘇聯出兵匈牙利有意見，覺得是干涉內政。以後我再次申訴，中組部接待我的人說，類似這種情況很多，讓我回原單位解決。我回原單位，原單位說，事情都過去了，就算了吧。這樣使我長期心情不舒暢。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老伴被打成走資派，我也是老右傾，一齊挨鬥。我硬頂，結果被抄了幾次家，我氣得暈過去幾次。後來落實政策，我也恢復了黨籍。當時心裡什麼都想通了，可是最近一年多，離休後反而老回憶往事，又想不通了，覺得這輩子算白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