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與西醫相比，如今中醫效果難言，包括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等諸多中醫經典記載的老藥方，通常療效極為緩慢，甚至有淪為養生學的趨勢。然而，古書記載的中醫非常神奇，對症下藥之後可以“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盞茶功夫就能治癒，效果立竿見影。那麼，究竟是古人誇大了效果，還是中醫傳承出了問題，或者是古今“天地靈氣”的差別影響了中藥藥效？

隨著地下文物不斷挺身而出，中醫傳承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浮出水面。上世紀以來，考古專家在諸多漢墓中發現“權衡”，揭開了《傷寒雜病論》中的張仲景老方子為何不好使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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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有一個基本常識，即拋開劑量談療效都是耍流氓。中醫傳承中，古人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以《傷寒雜病論》用藥劑量考證為例，張仲景老方子中的一兩，在每一個朝代摺合多少？古人對此進行了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掃滅六國後，統一了度量衡，但之後歲月變遷，歷朝歷代都頒佈新的度量衡，導致每個朝代度量衡差別很大，於是越是久遠的中醫書籍劑量就越難辨別清楚。

唐朝時，孫思邈《千金藥方》：“吳人以二兩為一兩，隋人以三兩為一兩，今以四分為一兩秤為定。”

宋朝時，沈括《夢溪筆談》：“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六鬥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

明朝時，李時珍《本草綱目》：“古今異制……古一兩，今用一錢可也。”明·張介賓《景嶽全書》：“古一兩為六錢，古一升為三合三勺。”

清朝時，徐靈臺《醫學源流論》：“漢晉升鬥權衡，以今較之，不過十之二。即仲景一兩，謂合今之二錢。”

現如今，全國統一教材《傷寒論講義》中，採取李時珍的說法，透過折算明朝計量單位，將張仲景的一兩定為一錢（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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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張仲景的數百個老方子，效果是“效如桴鼓，覆杯而愈”，而如今按照李時珍計算的劑量，卻幾乎沒什麼療效。同樣的藥方，為何古今效果不一，難道真是古今“天地靈氣”導致藥材出現了差別？上世紀以來，隨著漢代古墓中“權衡”不斷出土，終於揭開了其中的秘密。

權即秤砣，衡即秤桿，權衡本意是指稱量物體輕重的器具。根據學者姜波發表於2012年的《秦漢度量衡制度的考古學研究》論文，迄今為止一共發現33件東漢權衡，其中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東漢銅權上銘文“官平秤，褪 ( 錘 ) 重一斤八兩”，實重332.3克，摺合每斤為222克；故宮博物館收藏的東漢石權上銘文“百一十斤”，摺合如今每斤為218克。

因此，學者綜合東漢出土的權衡資料，最終推算出東漢每斤重量為如今的220克。按照舊制換算，一斤為十六兩，東漢一兩即為13.75克。但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將將張仲景的一兩定為一錢（3g），兩者相差近5倍。

如此用藥，焉能有效？

張仲景的“經方”，需要根據病人複雜多變的情況靈活用藥，但主藥劑量減少三四倍，比如炙甘草湯中的生地黃，原方劑量為1斤，如果按習慣僅用10～30g，又如何獲得治療“脈結代、心動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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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考古發現的漢代計量單位下藥，那麼張仲景的藥方是否能夠達到“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的效果，能否治療重病、大病、急病？上世紀一位“赤腳中醫”有過實踐，用漢代以前的中醫治療過諸多西醫無法治療的危急重症。

李可（1930—2013，見上圖），山西靈石縣人，畢業於西北藝專文學部，邊行軍打仗邊學習，同時兼任軍報記者。新中國建立後，李可在逆境中自學《易經》、《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等中醫經典，從赤腳醫生做起，致力於傳承漢代以前的中醫學，診治了各種疑難雜症及純中醫搶救心衰、呼衰等瀕危病人，創造出了許多起死回生的奇蹟，成為我國運用純中醫的理法方藥從事急症救治、獨具特色的當代臨床大家，尤擅長以重劑救治急危重症，醫術高超，有“現代張仲景”之美譽。

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楊志敏說，以往中醫被認為是“慢郎中”，但李可讓大家改變了這一傳統印象，“廣州一個70多歲的心衰男病人，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家屬找李老試一試，用的就是破格救心湯，3天后病人居然就能下地了！”

那麼，李可是如何做到的呢？以“回陽救逆第一品”之稱的中藥——附子為例，由於附子有毒，一般中醫根據《本草綱目》或其他醫學經典，最多隻敢開出幾十克的劑量，而李可按照他對漢代以前附子劑量的理解，面對瀕臨死亡的病人，經常開出數百克的劑量。李可一生之中，用去附子5噸，駭人聽聞，卻使數以千計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的被西醫下了病危通知書者，就有100餘人，堪稱傳奇。當然，李可使用“大劑量附子”，並非盲目使用，而是根據病人實際狀況對症下藥。

李可生前曾說：“我沒有創什麼流派，不過是迴歸到漢代以前的中醫之路，若一定要冠一名稱，用彭子的‘古中醫學’吧。”

2600年前，晉景公病重，秦醫醫緩給晉景公看病，“病不能治了，病在肓的上邊，膏的下邊，灸不能用，針達不到，藥物的力量也達不到了，不能治了。”所謂膏肓，即古以心尖脂肪為膏，心臟與膈膜之間為肓，膏肓之間是藥力不到之處。雖然如今不知道醫緩判斷對不對，但以這一番描述可知，古人對人體構造非常熟悉，在沒有現代器具的情況下診斷出的是難以想象的重病。如果再聯絡到扁鵲見蔡桓公等醫療案件，無疑說明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醫就已經非常發達了，至漢朝華佗、張仲景時達到一個巔峰。但在之後中國先後出現五胡亂華與南北朝對峙，持續數百年戰亂，或許由此導致中醫藥方劑量等傳承出了問題，以至於到了近現代，中醫被汙為“巫術”，或淪為“養生學”。

簡而言之，以此推而廣之，秦漢唐宋等的中醫經典藥方，後世使用時可能也存在劑量問題，由於達不到中醫經典上藥方的基礎有效劑量，於是後世使用同樣的藥方，也就遠達不到典籍中描述的神奇療效，不僅無法“效如桴鼓，覆杯而愈”，而且更無法治療大病、急病、重病，於是在近代西醫的衝擊下，曾經璀璨奪目的中醫逐漸沒落。

不過，在李可等實踐推動下，如今不少中醫從業者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使用傳統中醫救治了不少西醫無法救治的病人，但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中醫復興之路還很漫長。

參考資料：《傷寒雜病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