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光：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麻醉科主任，中華醫學會麻醉學分會主任委員
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要深入實施健康中國行動，要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週期的健康服務。而據WHO的統計資料，全球每年有約4000萬例生命終末期患者需要安寧療護服務，其中僅約14%的患者可獲得安寧療護，在我國，這一比例僅約1%。
這說明，我國的安寧療護服務供需矛盾巨大，發展安寧療護事業迫在眉睫。
生命終末期的患者不僅需要醫療，更需要傾聽
在今天的論壇開始之前，有兩名患者家屬分別講述了他們的家人在生命終末期治療的心聲。這樣的真情流露，讓身為臨床大夫的我，也深受觸動和教育。這兩名已逝患者都是癌症患者，他們也都是北京協和醫院安寧緩和醫療組組長、老年醫學科主任醫師寧曉紅的病人。
“真的沒有什麼辦法了嗎？”這是很多癌症終末期患者或家屬經常向醫生提出的疑問。問題的答案很難用肯定的語氣去回答，因為醫療技術有侷限性，這些患者已經不能臨床治癒，但醫生仍然可以做一些事，讓患者臨終的生命擁有尊嚴和溫度，這就是安寧緩和醫療。
其實安寧緩和醫療，並非是提倡消極地治療或者不治療，而是呼籲面對臨床不能治癒的生命終末期患者，採用相對舒緩的方式去解決患者的痛苦，而不是刻意去延長患者的生命。
安寧舒緩醫療提倡醫生和患者家屬首先要學會彼此傾聽。正如前面的患者家屬所講述的，他患上肺癌的父親一直不希望進行過度的治療，因為被延長的生命讓他活得痛苦，特別是要承受疼痛的侵襲。但是身為兒子，他總希望嘗試各種辦法幫父親打敗體內的癌細胞，去戰勝癌症這個“敵人”。
一直到去了很多家醫院，看了很多輪醫生之後，這位患者家屬才終於明白，有些疾病並不是努力就能獲得預期的結果，他費勁辛苦找到的治療方案，並不能幫父親打敗“敵人”。他終於逐漸接受這一事實並開始傾聽父親的心聲。所以當他帶父親來到了寧曉紅大夫的門診來接受舒緩醫療時，父親是很欣慰的。最後，老人家用溫和的方式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段路。
家屬需要傾聽，醫生更需要傾聽。
因為，人生是一趟週期性旅程，在這趟旅程中，面對疾病，醫生和患者的第一目標，都是治癒病人。但即便在集納了眾多優秀醫療資源的北京協和醫院，醫生也不得不時常面對隨著病程進展已經不能治癒的患者，不得不坦陳面對生命終末期的患者，我們身為醫者也會越來越無能為力。
這種時候，傾聽患者的心聲，跟患者平等地交流，讓患者理解生命的侷限，比幫助患者做過多的決策更有意義。也可以說，在傾聽之後，在醫療手段越來越有限的情況下，全方位地為患者提供身心呵護，同樣是醫者的責任和擔當。
前面提到的這位患者家屬，在父親病逝時並沒有表現出歇斯底里的悲傷，甚至特別平靜。這就是因為父親接受安寧舒緩醫療的經歷，讓他理解並接受了生老病死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並經歷的旅程。
這種平靜，同樣是對醫生的再教育，以及對醫生價值的肯定。
醫生要努力讓生不痛苦，讓逝有尊嚴
我是一名麻醉科大夫。我為什麼會關注安寧緩和醫療？因為疼痛，幾乎是每一個生命終末期患者特別是腫瘤末期患者要面對的難題，而透過麻醉藥物或麻醉方法來減輕患者的疼痛，就是我們的工作。
臨床麻醉由來已久。中國的古代名醫華佗被醫學界尊稱為世界麻醉的鼻祖，他發明了麻沸散，作為外科手術時的麻醉劑。近代麻醉學發展的里程碑事件，則發生在1846年的10月16日。這一天，在波士頓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哈佛醫學院的外科教授沃倫和實施麻醉的牙科醫生莫頓，採用乙醚做麻醉劑為一個頸部長腫瘤的青年做了切除術。
麻醉學能夠發展到今天，關鍵在於它能夠解決患者的痛苦，特別是疼痛問題。當然，麻醉鎮痛不僅應用於臨終患者，也應用於迎接新生命，比如近幾年被日漸普及的分娩鎮痛。但麻醉是一個技術含量頗高的行業，我們這些臨床的麻醉醫師不僅要讓患者麻得過去，更重要的是要讓患者醒得過來。
也有患者沒能從麻醉中醒來。一代名醫張孝騫教授生前曾說過，“行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對麻醉科醫生而言，這句話更為適用，因為麻醉也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麻醉藥物本身就是毒物，就看醫生如何掌握用量。
我曾經特別不想成為一名醫生，因為我原本以為每天都要面對各種各樣需要治療的患者，是一件讓人心情沮喪而痛苦的事情。但成為醫生之後我發現，讓患者脫離病痛的苦海，除了給患者帶來了新生的希望，也給醫生帶來了職業成就感。這樣的成就感，又成了我們持續投入的最大動力。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難以忍受的度日如年
為臨終患者提供舒適的醫療服務，我們稱之為舒緩鎮痛鎮靜。在緩解疼痛的同時，進一步減輕患者的心身痛苦。這是在患者生命末期用來減輕嚴重和難治性（頑固性）症狀的最後手段，它是在監督下透過鎮靜藥物來使患者意識下降甚至缺失，以減輕患者難以忍受的痛苦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兼顧了患者、參與其護理的醫療人員及有關患者家屬、朋友的道德敏感性。
我也曾經用這種方式送走了我的父親。
他是一名前列腺癌患者，被發現時已經到了晚期。按照醫療原則我曾想方設法地為他輸血、輸營養液等多種支援治療，但父親還是出現了癌細胞的骨轉移。我一邊為他進行疼痛治療，一邊內心悄悄地感慨：父親不久將會從我的面前永遠離去，我抓不住他了，即使我工作在全國最好的北京協和醫院。
然後我就帶父親出去遊玩，陪他放鬆。一直到最後，父親的腫瘤疼痛控制都很好，但淋巴迴流障礙導致的後背和下肢水腫，依然讓他非常難受。於是，在父親生命的最後一週，我為他實施了持續的深度鎮靜也即舒緩鎮靜，讓他連續睡覺，因為他醒著就非常痛苦，我不忍心他承受這樣的痛苦。
父親最後沒有進行插管治療，也沒有留下遺囑，但我想我是理解他的。我沒有讓他經受生命最後的度日如年。其實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難以忍受的度日如年。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得換位思考，雖然我們是醫者，但同時我們也是患者及其家屬。
需要強調的是，舒緩鎮靜也是有適應症的，深度鎮靜跟安樂死並不一樣。舒緩醫療的目的不是為了讓患者死亡，而是在不影響人的生命歷程的同時，盡力減輕患者的疼痛，但安樂死是採用醫學的手段直接把終末期患者的生命予以終結。
做大夫幾十年，目送了一些患者走到生命的盡頭，我時常反問自己，什麼樣的臨床大夫才能算是一個好大夫？在協和醫院35年的薰陶下，我的體會是，雖然我們承擔著科研創新的任務，但臨床仍然是第一位的，“臨床”二字的主要含義還是強調，醫生的主要精力是要圍繞病床來轉，因為病床上有我們的患者，這也體現了一句話——“一切以患者為中心”。
以患者為中心，就需要我們時時記得特魯多醫生的那句名言：有時是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在安慰。我們不能治癒那些因為疾病程序已經處於生命終末期的患者，但我們從醫生的專業角度和患者的心靈需求入手，還能夠為患者做些事情。比如牽著患者的手，陪他走完最後一程。
這種陪伴，不是無能為力後的舉動，而是患者及其家屬的內心期待，更是傳遞了醫者溫度的專業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