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應該對犯罪的生理方面的原因進行思考。然而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承認道德地思考也就是精神健康地思考，那也就等於承認，犯罪者跟精神病患者並無實質的不同。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應該把犯罪者當作精神上有問題的人來對待。

這樣說並不是出於憐憫或仁慈，而是出於醫生的認真考慮。也許犯罪者需要的是換個環境，結識新人或者短暫休整一下；也許他需要一個人獨處或者換一個職業；也許他願意過一段被監禁的生活來抑制自己某種危險的衝動；無論什麼，只要對他的精神健康有利，我們都應該提供給他。

我們應該將他痊癒的可能性以及使用的方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如果情況很糟糕，我們也應該將無法治療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他；有些犯罪者已經病得十分厲害，連他自己也極其憎惡自己，我們還應該給他提供自殺的機會。

總之，我們應該儘可能地幫助犯罪者恢復精神上的自由和生活的勇氣，除去他內心的悔恨，就像除去一些髒東西那樣；我們應該告訴他，透過幫助別人或整個群體，他完全可以彌補自己以前的過失，並且還可能做得更多。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該設身處地為他著想，特別是應該允許他更改姓名或不斷改變居住地，以此使他的聲譽和將來的生活不受過去的影響。

確實，在當前的情況下，每一個受害人都希望對犯罪者實施報復，無論其被傷害能否得到賠償；而法庭總是按照法律條文，像一個執掌天平的買賣人，在秤的一端放上“罪惡”，在另一端放上同樣分量的“懲罰”。

我們難道不能超越這一報復行為嗎？如果我們可以拋棄自己古老的報復本能，拋棄關於罪惡的信念，像基督徒那樣為自己的敵人祝福，去幫助那些侵害過自己的人，我們的生活將會變得多麼輕鬆愉快！讓罪惡這一觀念滾一邊去吧！讓“懲罰”的觀念也跟著滾吧！從此以後它們不再存在於人類生活之中。

其次，我們可以想一想，犯罪者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害跟病人十分相似：病人將自己的焦慮和糟糕的情緒傳播給他人，他們什麼都不幹，還消耗別人生產的東西，他們需要照護、醫生和休養，耗費了健康人的時間和精力。

然而，今天如果有誰希望因此對病人進行報復，我們都會指責他沒有人性。但是，在以前的年代，人們卻正是這樣做的。在原始文明中，甚至在今天我們一些未開化的民族中，病人實際上是被當作罪犯看待的，也就是說，他們被看成群體的一種威脅，一種凶神惡煞的寄身，他們由於犯下某種罪惡而被這些凶神惡煞附體。因此，當時的法律條文是：每一個病人都是一名罪犯。

那麼，現在我們是怎樣做的呢？我們是否已經成熟到採取跟他們完全相反的態度呢？難道我們不能說，每個犯罪者都是一個病人嗎？不，我們還沒有成熟到這一步。我們缺乏這樣的醫生，在他們手中，那些傳統稱之為實踐道德的東西才能轉化為治療科技的一部分。

我們缺乏對某些事物的強烈興趣，而它們有可能起到發聾振聵的作用，就像以前年代宗教狂熱時期的情況那樣。教會也缺乏能夠改善人們精神健康狀況的人才。我們的中小學也缺乏身體保健和合理飲食方面的課程。那些志在廢除法庭和刑罰的人們還沒有聯合起來共同努力。還沒有哪一個思想家敢於宣稱，他是以接納寄生者的多少來評判一個社會或一個人的。

同樣的，還沒有哪一個國家領袖敢於以一種寬宏大量和仁愛厚道的精神來實踐下面的格言：“請用犁頭來開闢土地，這樣，跟隨其後的禽獸們也會為你歡呼，萬物都將為你歡呼！”

——曙光

【本文摘自《尼采自述》（黃忠晶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