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這個話題，順便先聊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個崇拜：

第一是權力崇拜。農耕社會的古人大凡遇見比較大的難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官解決，找官定奪，找青天大老爺主持公道。百姓見了官，不自覺地笑臉就陪了出來，聽官一聲吼，百姓的膝蓋上就軟了下去，罕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勇氣。這方面，孔夫子是幫了很大的忙的，農耕民族最講求生活穩定、居有定所，耕有其田，安安分分地蝸居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只要還能吃到一口飯，絕不會出頭惹事，閒來翻翻聖賢書，這便是修身齊家。

第二是怪物崇拜。在中國傳統觀念中，越是怪異的東西，被認為對身體越補。比如長得像人形的草根、驢皮熬的皮凍、海底的刺突鼻涕蟲、被菌孢感染後長草的蟲子、燕子吐的口水、甚而至於各種鞭各種寶等等，只要東西看起來夠怪，或者形狀夠擬人，就有一大群擁躉認為這是食之大補的東西。一切的怪東西，在中國古人的眼中都是可以吃的，都是以藉以強壯身體，長命百歲的；

第三是祖宗崇拜。在封建的國家和社會層面，只有祖宗才是最聰明的，祖宗寫的東西不能改，祖宗之法不能變，祖宗定的規矩是鐵律天條，現世存在的問題，是因為沒有法先王、沒有遵循祖制所導致；在家庭層面，家長要把祖宗的牌位供起來，後輩們日夜點香火，早晚忙叩拜，在言語和意識上不能違逆父母，不能說祖宗的不是，這才叫孝道，如此方能祈求祖宗保佑自己一家子升官發財、健康平安。

第四個是對“模糊”的崇拜。中國古人的傳統哲學思想其立意都很高遠，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仁、義、禮、智、信等，但立意不等於實踐，口號的高標往往對應著現世的不堪。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髓，在於是“模糊”二字，講究的是對一切事物皆不可使牛勁，不可鑽牛角尖，不可求精求準，不可講透徹。講透了說清了，便失卻了進可攻退可守的中庸和緩衝，便沒有了文化權威們、制度權威們詮釋的遊刃空間。孔孟之道、四書五經是中國傳統文化集大成者，在近乎兩千年時間裡，其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最高標準，但實際上也是最“模糊”的標準。單就一個“仁”字，翻遍《論語》、《孟子》也不可能得到精確的解答，在《論語》中，“仁”字出現了66次，但《論語》這本神秘莫測的高段位教材，卻從沒有給出兩次同樣的解釋，始終讓看的人無法清楚定義“仁”，讓人似懂又非懂，如墜五雲中。就有點像中國的佛教，一些信眾說佛和經是我理解的這個樣，而另一些信眾說佛和經應該是我理解的那個樣，隔天又過來一群信徒，說你們全都錯錯錯，佛和經的內涵是我說的那樣。而到底該是怎樣的呢？只有天知道，只能各花入各眼，或者誰嗓門大、誰徒弟多就算誰。

對於“仁”，一萬個人可以有一萬種理解，無論你做怎樣的理解和詮釋，總能有另外的人跳出來說你的理解有誤或者片面，相互間除了說服自己，誰也說服不了別人，但誰才是正解呢？在民間恐怕是沒有的，大家都在瞎子摸象，只有掌握最高話語權的人，才可以用三緘其口、笑而不語的態度來隱喻你、褒揚你、或者否定你，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賦予掌握最高話語權者的一種不立文字的終極特權。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清代乾隆帝，他特別喜歡對古書按自己的理解搞硃批、御注，全國上下都以天子的批註為準進行闡釋。

這四個崇拜，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中國人的一切輪迴，似乎便有據可依，有譜可循，而這幾個崇拜，也順勢融入到傳統中醫中藥的理論和實踐中去了。

話說回到中醫和中藥，其在吸收了傳統文化、傳統崇拜之精髓的、較為欠缺一致性和標準性的這兩門學科上來，我們甚至無法衡量是孔孟之道影響了它們，還是它們影響了孔孟理論的形成。

中醫中藥的典籍很多，有影響力的主要有《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本草綱目》、《藥性賦》等，尤其是《黃帝內經》和《本草綱目》，被信中醫中藥的人奉為圭臬，引為聖經。

舉個極端例子，一個病人分別去看十位中醫，很可能的結果是十個中醫給出十種完全截然不同的診斷結論，然後給病人下十種不同的藥方。病人會信誰呢？多半會信看起來白眉長鬚、仙風道骨、金木水火土張嘴就來、且口若懸河的那位。至於病人能不能康復，恐怕得看他的運氣了。很多信中醫的人，最喜歡搬出來論證中醫中藥具有科學性的一句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都是靠中醫中藥才發展生存到現在。這句話存在一個明顯的悖論，就是外國人幾千年來沒有看過中醫，也沒有吃過中藥，似乎他們不應該能存在於現在這個世界。但這些金毛白皮的、捲毛黑皮的傢伙們似乎也活得好好的，不僅腿粗胳膊圓，而且戰力還很強大，曾經打得看中醫吃中藥的大清國皇帝和太后倉皇“西狩”，這就“不科學”了啊。

中醫要想發展，必須走上現代化之路，不管我們願不願意，需要融入西方醫學藥學的一些理論和技術。不少中醫迷們說屠呦呦先生根據古代典籍所載思路發現並提純青蒿素來治療瘧疾，證明了中醫中藥理論的偉大。實際上，屠呦呦先生的科學研究工作和提取方法與中醫中藥的傳統理論相去甚遠，不能說中國晉代葛洪在其所著《肘後備急方》治寒熱諸瘧方中曾經記載過“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就說這是中醫中藥的功勞。這好比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全仰仗中國古代發明的指南針、拿破崙橫掃歐洲都是因為中國發明的火藥一樣讓人滴笑皆非。

事實上，就像研究古印度文明的“印度學”不是印度人創立的一樣，“四大發明”這一提法也並非由咱們中國人自己所概括，據記載是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在他的一篇非嚴肅性的介紹古代中國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李約瑟成文當時，並未依據任何考古研究證據，僅是憑著一些文史傳說做出了這樣的概略性總結，“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這一說法提出後，極受中國各界喜歡，迎合並滿足了當時中國積弱多年後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但迄今為止，這四大發明到底算不算髮明、到底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哪個地區最先產生，仍然還有些爭議。不過這些都不要緊，李約瑟先生的文章已經讓我們很開心了，畢竟這出自一個外國人之口。

不僅如此，今人按自己的想象，用湯匙還原出的“司南”，根本不能真的起到指南功能。1952年，當時的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在準備訪問蘇聯的禮物時，指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製作一具“湯勺”司南。然而製作出來的司南卻無論如何也無法正確地指向南面，到了最後只能利用電磁線圈為磁勺充電充磁才能夠勉強指南。因此這個既無真實文獻記載、又無考古學證據的我們所熟知的“湯勺”狀指南針，恐怕多半是今人所杜撰的。 而同樣性質的還有傳說中的張衡地動儀，其真實性亦存疑。

中醫的最高境界叫“治未病”，這是一種類似武俠小說裡風清揚那種武功至臻化境的豐滿理想，出發點是好的，但除了在關於扁鵲的傳說（扁鵲說他大哥有這本事）中以訛傳訛過，還有誰遇見過這種傳說中的神醫呢？是喜來樂嗎？中醫如果要向科學發展，不能總靠口口相傳且無法考證的“神醫傳說”妝點門面，也不能僅靠廖廖幾個分類如“寒、熱、溫、平、陰陽、五行”打天下，更不能用聽起來滿是道理、邏輯上永遠正確、而實際上亂斷葫蘆案的不太著調的“辨證施治”來糊弄病人。從科學上講，真正的“識未病，治未病”，恐怕只有現代的基因檢測方法才能擔其重任，才能發現尚未出現病徵的潛在的隱性疾病並及早進行干預和治療。

再說說中國武術，與其說是武術，不如說是舞術更為恰當。金庸溫瑞安古龍的小說裡，滿篇都是男一號在各種機緣巧合之下，撞進了古洞、跌下了懸崖、誤食了奇毒後，巧獲絕版武功秘籍，或者被世外高人掐著脖子逼授絕世武功的動人故事。武俠電影也推波助瀾，霍元甲、葉問、黃飛鴻等人把東瀛的、西洋的拳師們打得口吐白沫奄奄一息。演員們吊著威亞打得拳腳生風，觀眾們伸著脖子看得如痴如醉。好滿足啊。但真有這麼厲害嗎？

近些年，當中國武術在現實中與散打搏擊一較高下的時候，中國武術大師們似乎紛紛現了原形，鼻青臉腫的有之，口眼歪斜的有之，不省人事的有之，中國武術大師們吵架沒輸過，打架沒贏過，贏過的似乎都在電影電視劇裡。傳統武術迷們往往會很不服氣地說那些欺世盜名的落敗大師都不是真高手，真正的世外高手來了絕不會如此的慫包草雞。

但，真正的世外高手何在呢？是否也總是存在於“治未病”般的傳說中？

題外說一句，中醫和中藥要走向現代化，變成真正的具有可重複、可驗證、不同中醫師對同一患者的診斷具有較高一致性的科學，可能需要擯棄一些原有的“模糊”的、概括性過大的舊理論，畢竟患者的疾病千奇百怪，不可能總用陰、陽、寒、熱、溫、平、金、木、水、火、土等概而論之；至於中藥，可能要擯棄對“古方”的崇拜，中國古人雖有智慧，但畢竟受時代所限。很多古方所用的藥材中，其有效成分是什麼，大概沒人能說得清，中藥要想成為讓多數人信服的科學，還需要透過一些現代科學手段找出其配伍的有效成分、有害成分、滋養成分等等，還應該經得起隨機、雙盲、大樣本的科學化的臨床試驗的檢驗。唯如此，中醫和中藥重振往日雄風可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