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醫家孫思邈提倡“補腎不如補脾”，宋代嚴用和提倡“補脾不如補腎”，明代薛己師從李東垣注重補脾，同時又注意補腎，明末李中梓又將此發展為先後天根本論，那麼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個“先後天根本論”。

李氏所謂的“先後天根本論”即是脾腎並重論。其認為人身之根本有兩方面，一是先天之本，一是後天之本。先天之本在腎，是人的資始之本；後天之本在脾，是人的資生之本。嬰兒初生，先有兩腎，故腎為臟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為始者，故曰先天之本在腎。嬰兒既生，一有此身，必資谷氣，谷入於胃，灑陳六腑而氣至，和調於五髒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為生者，故曰後天之本在脾。脾有陰陽，宜平而不宜偏；腎有水火，宜交而不宜分。若先天稟賦獨厚，後天失養，則百病叢生。

對脾腎之病的治療，李氏總結道：“治先天根本，則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治後天根本，則有飲食勞倦之分。飲食傷者，枳術丸主之；勞倦傷者，補中益氣主之”。李氏對脾腎的治療，基本上繼承了李東垣、張潔古理脾，薛立齋、趙養葵補腎之法。但李氏的特點是“理脾不拘於辛燥升提，治腎不泥於滋膩呆滯；既反對時醫濫施苦寒，又不贊成濫用桂附。

同時，李氏主張補腎與理脾兼行。如欲以甘寒補腎，恐減食不利於脾，故在滋腎之中，佐以砂仁、沉香；欲用辛溫理脾，須防愈耗腎水，扶脾之中，參以五味、肉桂。李氏重視脾腎，也很注意審證分辨。如對脾胃後天而言，脾胃具有坤順之德，而有乾健之運。倘使坤德或慚，當補土以培其卑堅。乾健稍弛，應益火以助其轉運。其意即說明滋養無源，重在治脾以補土；運化不健，貴於益命火以助運。

如對痢疾的治療，李氏就認為此病“在腸胃者，乃屬標病。其所感之邪與所受之經，乃本病也”，“痢之為證，多本脾腎”。對虛寒久痢，李氏更主張調補脾腎，認為“在脾者病淺，在腎者病深。腎為胃關，開竅於二陰，未有久痢而腎不損者，故治痢不知補腎，非其治也”。凡口腹怕冷，脈沉細，冷痢積如膠凍或鼻涕，屢服藥不愈，大便血色紫黯，均宜理中湯加木香、肉豆蔻等藥；若裡急而頻見汙衣，後重得解而轉甚，下利久而虛滑者，宜補中益氣湯加訶子、五味子、肉豆蔻等藥；下利以五更及午前甚者，或病屬腎陽不足，火不生土者，宜用肉桂、附子、補骨脂、山藥、五味子、赤石脂、禹餘糧之類。對於本病的預後，李氏認為：“先瀉而後痢者，脾傳腎，為賊邪難療；先痢而後瀉者，腎傳牌，為微邪易醫”。對臟腑虛損的治療，李氏認為“但能明先天后天根本”的重要性，則會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透過以上可以看出，李氏的證治思想多從脾腎兩方面入手，常常把補中益氣湯與六味丸、八味丸合用，此其例也。李氏折衷於補脾與補腎之間，而另立新說，可以看做是溫補派發展的又一階段。清代醫家程鍾齡說：“須知脾弱腎不虛者，則補脾為亟，腎弱而脾不虛者，則腎氣為先，若脾腎兩虛則兩補之，但脾喜燥而惡溼，腎喜潤而惡燥；故脾腎兩虛之證，須做到補腎而不助溼，健脾而不傷陰。健脾補腎，須分孰重孰輕，總宜結合病情辨證用藥。”這種觀點可以看做是從李氏之論演變而來，但更切於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