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天士“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與測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兩語見於《溫證論治》，其文看似淺顯，其義實甚深刻。

上句，王孟英《溫熱經緯》謂，於“血”、“津”上加“補”“養”二字，已屬蛇足；於“汗”上加“測”字，則更與“救”字氣不相貫，於是改為“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汗”。

其實“補”“養”二字並非蛇足，汗上著一“測”字，正如章虛谷所說：“測汗者，測之以審津液之存亡，氣機之通塞也。”王孟英一改，反而晦澀費解。

葉氏此話，因論及溼邪化熱而言。

治溼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須通陽；溼邪已經化熱，則傷陰，故須救陰。這是葉氏的第一層意思。

救陰之法，首先考慮的當然是養津。但在葉天士的時代，養津之法往往與補血之法相混。

在此之前，朱丹溪之所謂養陰，從其用藥多數是補血來看，可見金元之際對於“陰”的概念，實際包括津與血。

津血雖屬同源，但源雖同而流實異，補血與養津，治法畢竟不同，王孟英釋為“救陰須用充液之藥，以血非易生之物，而汗需津液以化也”，此釋極是，但要補充一句，豈止因血非易生之物，才不宜用補血之藥，還因血藥滋膩難散，有礙於邪，反於熱病不利。

故葉氏下文接著說：“較之雜證，則有不同也”。熱病有外邪，雜證無外邪也，葉氏惟恐一提救陰，便用補血之藥，故特別提出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

那麼，陰之得救與不得救，津之得回與不得回，於何測之？

測之於汗（當然還可察之於舌），“汗出溱溱，是謂津”，用養津之藥後，面板從乾燥轉為潮潤，往往是津回之徵（西醫輸液後亦可出現這種情況）。這是第二層的意思。

通陽之藥，不離於溫（如桂枝），故通陽又往往與溫陽相混，然通陽自通陽，溫陽自溫陽，兩者雖有聯絡，但不能等同。

陽氣之得通與不得通，主要測之於小便之利與不利；陽氣之得溫與不得溫，主要測之於四肢厥逆之得回與不回。

以《傷寒論》方論之，五苓散、苓桂術甘，用於通陽之方也；四逆湯，用於溫陽之方也；真武湯，用於溫陽而兼通陽之方也。

所謂“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是說雖用溫藥，其意不在於溫陽而在於利小便。這是第三層意思。再進一步分析，所謂救陰者，保護津液也，用於熱病劫津傷陰之侯，用藥重點在於甘涼濡潤，進一步則用鹹寒增液。但反過來，見到劫津傷陰之候，並不就可單獨用滋陰之法。

邪火尚盛者，就須滋、清同用，以撤熱保津，這是容易理解的。陽明腑實而陰傷者，急下即所以存陰（溫病學說在這種情況下，用增液承氣湯更較大承氣為穩妥），齒若光燥如石者，津液可謂傷矣。

但如證見無汗、惡寒，葉氏提出辛涼洩衛透汗為要。此與仲景之用大青龍湯，有異曲同工之妙。

汗、下，都會傷津液，津已傷者，仲景還用汗下之法，天士亦用之，似乎不可理解，卻正是高人一著之處。

邪不去，津液將更傷，為祛邪而用汗下，雖然一時傷津液，只要看得準，達到祛邪的目的，邪去而正自復，反可以保津液。這是事物的辨證法。

所以《傷寒論》58條說：“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陰陽自和者，邪去正復也。

上面說的要看得準，怎樣才算看得準？就是要“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

表不解，汗不透，熱不徹而致津傷者，汗不透是主，是因，辛涼洩衛透汗是伏其所主；但如素體陰虧而無作汗之資者，則津傷是主，又急宜養津，但須選擇輕清之品。

陽明熱結而致津傷者，熱結是主，是因，下其熱結即是伏其所主；但如腸液乾燥而致便祕者，雖多少也有熱結之象，液燥卻是其主，止宜用“增液”，不宜用“承氣”。

《傷寒論》桂枝加附子湯證雖有津傷之象但不忌溫藥，因此證衛陽不固，漏汗不止是其所主，振其衛陽則漏汗止，漏汗止則流節而津自復，這就是伏其所主的結果。

救陰與通陽又是互有聯絡的。

汗出溱溱固由於津液之來複，還有賴於陽氣之能化液作汗；小便之得利，固由於陽氣之得通，也表示化源之充足。

津之與氣，未嘗相離，汗之得出，小便之得利，也往往同時並見，這就是陰陽自和的表現，津為陰，氣為陽也。

聯絡到《傷寒論》在58條之後，緊接59條：“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這段話，也須活看。

大下復發汗之後，如有其它變證，自屬誤治；如僅見小便不利，則屬邪退而正未復，一時性的亡津液。

所謂“勿治之”，是指不得再施汗下；若論治法，則既要養津，又要通陽，其意自在言外，只有這樣，才能得小便利，而小便利，則為陰陽自和的表現，故必自愈，此正與58條相呼應。

但救陰與通陽並用分寸是頗難掌握的，涼潤不當，留溼反成矇蔽；通之太過，則又助熱傷陰。所以葉氏說：“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溫病中以溼溫為難治，就難在這裡。

①文中未涉及到症狀的具體用藥，且內容僅供臨床思路參考，具體症狀還應辨證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