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正確的治療和支援，艾滋病毒攜帶者可以過上長久、幸福和充實的生活。

馬來西亞艾滋病基金會名譽祕書巴基亞爾塔拉赫（Bakthiar Talhah）本人也是HIV陽性者，他承認在馬來西亞感染HIV並不容易。儘管進行了各種努力和提高認識的運動，但這種恥辱仍然存在。

許多人也選擇不尋求治療，儘管在馬來西亞艾滋病毒治療是免費的。

巴克希爾說：“任何人都可以在政府醫院或健康診所裡散步，免費獲得所需的治療，但許多人拒絕這樣做，因為害怕被發現他們是艾滋病毒陽性。”。

這當然不能僅僅歸咎於艾滋病患者，因為根據馬來西亞艾滋病基金會，他們已經有人因為艾滋病呈陽性而失業的案例。

“我們仍然有人因為恥辱而害怕接受治療。他們擔心失去工作，擔心家人可能把他們趕出家門……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對艾滋病的了解不足或錯誤資訊。”。

巴克希爾指出，要想抹去這種汙名，人們首先要做的就是不需要知道某人是否是艾滋病病毒陽性者。他說：“就像你不會問求職者有沒有糖尿病一樣。”。

“沒有人問別人是怎麼得癌症的，但是有了艾滋病毒，問題總是存在的，好像你做了壞事，你是個壞人。不知何故，艾滋病有一種恥辱感。”。

他說，只要接受治療，艾滋病患者甚至可以活到95歲。但對許多人來說，公開露面的恐懼太大，以至於他們選擇不尋求治療。

目前，馬來西亞艾滋病基金會和馬來西亞艾滋病理事會正在制定一項立法，以確保在工作場所不歧視艾滋病毒攜帶者。

他說：“艾滋病毒攜帶者可以像其他人一樣發揮作用，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立法。”他指出，鑑於三分之二的艾滋病毒新病例發生在20至39歲的馬來西亞年輕人中，這一點很重要。

Bakthiar指出，這些人都是多產的馬來西亞人，全國每天估計有3000個新病例，在馬來西亞每天約有6至8人被檢測出艾滋病毒陽性。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國家需要擺脫恥辱感，開始像對待其他人一樣對待艾滋病毒攜帶者。

對阿里（化名）來說，2012年被診斷為艾滋病毒陽性讓他更接近上帝。

現年57歲的阿里承認自己年輕時“淘氣”。

“我是一個迷失的靈魂，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屬於我的，我和我的朋友做了壞事，我有很多朋友。

“但現在看看我。我以為是朋友的人現在都不看我了。他們根本不關心我。當我做得很好的時候，他們只是朋友，”阿里說，他後來在一座清真寺尋求避難。

他的故事是在他妻子去世後開始的，讓他感到孤獨和沮喪。

“我們沒有孩子，因為我妻子不生育。她病得很重死了。我開始和錯誤的人群混在一起，”那個曾經為幾家公司做保安工作的人說。

他說，他是在去診所看眼病時發現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

“我的眼睛真的很不好，沒想到會有人告訴我感染了艾滋病，我目瞪口呆。

“我從來沒有真正理解過艾滋病毒是怎麼回事。即使在成長過程中也沒人告訴過我們這件事。

他說：“我只是在被診斷出患有艾滋病後才知道艾滋病可能帶來的併發症。

自從確診後，他放棄了舊習慣，做了很多反省。

現在，儘管阿里完全失明，但他仍對家人和朋友隱瞞自己的健康狀況。

“我沒有勇氣公開我的病情。他們只知道我病了。我不想讓我的家人擔心。我不想讓他們同情。”。

他現在靠慈善和非政府組織的捐款生活。

他對別人的建議是：“小心你和誰混在一起。感染艾滋病毒並不容易，這是你一輩子都要面對的問題。”

他還建議那些已經被診斷出患有艾滋病的人“虔誠地遵守治療。你的生活就靠它了。”

讓人們去做健康檢查可能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說服他們堅持治療可能是另一項挑戰。

沙巴衛生署公共衛生專家/高階助理主任哈塞恩蒂·侯賽因博士說，需要提供諮詢，以說服那些不僅被診斷為艾滋病毒而且被診斷為慢性病的人。

一旦開始治療，一些患者可能無法繼續定期服藥，他們經常錯過，一些未能在正確的時間，在正確的劑量服用。

因此，為他們提供諮詢對確保他們了解跟蹤他們的藥物治療的重要性很重要。

巴克蒂亞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說：“經過幾個月的治療和堅持治療，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將達到無法檢測的水平。

在這一點上，技術上艾滋病毒呈陽性的人實際上不會將病毒傳播給任何其他人。

他指出，馬來西亞艾滋病理事會與沙巴艾滋病宣傳團體協會（Saga）一年來一直通過安全性行為運動採取預防措施，促進避孕套的使用。

這些努力是好的，需要繼續，但與此同時，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正在努力讓艾滋病毒呈陽性的人接受治療。

他說：“一旦他們接受治療，達到無法檢測的水平，他們就不會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謝里爾·傑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