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醫家王泰林（字旭高）所闡述調治肝病的治療法則，對後世影響甚大，為什麼這樣說呢？其認為“肝病最雜，而治法最廣”，也是因所著的《西溪書屋夜話錄》唯存“肝病證治”一篇，梳理出治肝三十法，頗具臨床指導價值。

王氏對肝病的調治，分肝氣、肝風、肝火三方面。

一.肝氣證治

肝氣自鬱本經，兩脅氣脹，甚或作痛者，宜用疏肝理氣法。藥用香附、鬱金、蘇梗、青皮、桔皮之屬；兼寒加吳茱萸；兼熱加丹皮、山梔；兼痰加半夏、茯苓。

凡病久由經入絡，營氣痺窒，絡脈瘀阻，治宜疏肝通絡法，藥用旋復、新絳、歸須、桃仁、澤蘭葉等。

肝氣脹甚，疏之更甚，是肝失濡潤所致，宜用柔肝法，以柔濟剛。藥用當歸、枸杞、柏子仁、牛膝等。兼熱加天冬、生地；兼寒加蓯蓉。

肝氣急甚而中氣又不足，則肝必恃強侮脾，便當緩肝扶脾。藥用炙草、白芍、大棗、桔餅、淮小麥。

若中氣先虛，肝氣乘脾，出現脘腹脹痛者，宜用培土洩木法，當培土為主，洩木為次。藥用六君子湯加吳茱萸、白芍、木香之類。

凡肝氣乘胃，脘痛、嘔酸等，宜用洩肝和胃法。洩肝以左金丸、金鈴子；和胃用二陳湯、白豆蔻之類，二法合用，效驗尤捷。

肝氣上衝於心，發為熱厥心痛者，當洩肝氣降衝逆為首務，藥用金鈴子、延胡索（金鈴子散）、吳茱萸、川連（左金丸）等。兼寒加川椒、桂枝；寒熱俱有者，重加川連，或再加白芍。因苦、辛、酸三味是洩肝主法也。

肝氣上衝於肺，猝然脅痛，暴上氣而喘，急宜抑肝下氣，以安肺金。藥用吳茱萸汁炒桑白皮、蘇梗、杏仁、桔紅之屬。

二.肝風證治

肝風初起，肝陽亢盛，肝陰未傷而見頭目昏眩等證，宜用熄風和陽法。藥用羚角、丹皮、甘菊、鉤藤、決明、白蒺藜等。

若肝陰被傷，肝陽仍亢，投熄風和陽不效者，當改用滋陰潛陽以熄肝風。藥用牡蠣、生地、女貞子、玄參、白芍、菊花、阿膠等。

若胃陰不足，中氣虛餒而致肝風上逆者，宜滋陽明，洩厥陰以緩肝家之急培土寧風。藥用人參、甘草、麥冬、白芍、玉竹等。

若營血不足，肝木失養，肝風旁走四肢，經絡牽掣，甚至出現麻木諸證，便當養血熄風，即所謂“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是也，藥用生地、歸身、枸杞、牛膝、天麻、制首烏、三角胡麻之類。

脾胃陽氣虛弱，外則易受風寒侵襲，內則易為肝腎濁陰上犯，故不論內傷外感，凡中氣虛而致頭重眩暈者，都屬此證。治療須暖土御風寒，即所謂“扶正達邪”之義。方用《近效》白朮附子湯，治風虛頭重、眩若急、不知食味者，即屬此法。

三.肝火證治

一般來說，肝火為病，在上在外宜清，藥用羚羊、丹皮、黑梔、黃芩、竹葉、連翹、夏枯草等；肝火之證，在下在內宜瀉，方如龍膽瀉肝湯、瀉青丸、當歸蘆薈丸之類。

肝火上炎，清之不已，則當清金以制木火之亢逆。藥用沙參、麥冬、石斛、枇杷葉、天冬、玉竹、石決明等。

肝火亢極，瀉本髒不能獲效時，便須兼瀉心火，即“實則瀉子”之義。藥用甘草、川連之類。

若因水虧而致肝火旺盛，以清金不能平木者，則取“乙癸同源”之義，著重補益腎水，即“虛則補母”之法。方用六味丸、大補陰丸之類。

鬱怒傷肝，氣逆動火，而見煩熱脅痛、胸滿動血等。可用張景嶽的“化肝煎”，清化肝經鬱熱。藥用青皮、陳皮、丹皮、山梔、芍藥、澤瀉、貝母等。

若因肝經有寒而致嘔酸、上氣等形似火熱之證，治宜溫肝以除寒。藥用肉桂、吳茱萸、蜀椒。如兼中虛腎寒，宜加入人參，乾薑，即大建中湯法。

以上是肝氣、肝風、肝火三證的調治大法。此外，王氏還有補肝、鎮肝、斂肝三法：

補肝，用制首烏、菟絲子、枸杞子、酸棗仁、山萸肉、脂麻、沙蒺藜；

鎮肝，用石決明、牡蠣、龍骨、金箔、青鉛（黑錫）、代赭石、磁石；

斂肝，用烏梅、白芍、木瓜等。

又有平肝、散肝、搜肝三法：

平肝，用金鈴、蒺藜、鉤藤、枯葉；

散肝，即《內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及“木鬱達之”之義，方用逍遙散；

搜肝，即搜風法，搜風藥有天麻、羌活、獨活、薄荷、蔓荊子、防風、荊芥、殭蠶、蟬蛻、白附子等。

最後王氏提出四種補肝方法：

一補肝陰，藥用生地、白芍、烏梅；

二補肝陽，藥用肉桂、川椒、蓯蓉；

三補肝血，藥用當歸、續斷、川芎；

四補肝氣，藥用天麻、白朮、菊花、生薑、細辛、杜仲、羊肝。

不可否認，以上是一套比較完整的肝病治療方法，非學識經驗豐富的人，難以做到這種程度。王氏治肝之說，驗之臨床，療效頗著，對後世影響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