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達生》：“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早在2000多年前的莊子已經告誡我們最應該敬畏的是飲食和色慾，不知道改變和節制，就是最大的過錯！

面對非典和冠狀病毒的爆發，是到了該反思我們飲食文化的時候了。我們一直嘲笑印度手抓飯，一直看不起印度人直飲恆河水。然而印度沒有爆發過大型的瘟疫和流行病，特別是我們爆發非典和冠狀病毒的時候，緊鄰中國的印度表現得相對很淡定。我們也應當看到印度人的飲食習慣有可取的地方。第一印度人是分餐飲食，有效阻斷和減少了交叉傳染的機會；第二，印度因信仰的原因，農作物是不打農藥的，即便有害蟲，農作物欠收，也不會唯利是圖，濫用農藥，吃得可謂是綠色食品。第三，印度人不吃動物的內臟，連雞頭和雞爪子都不吃，他們不要的這些動物內臟及頭部、爪子被我們運回國內，成為了我們餐桌上的美食。我們知道動物的內臟和頭部都是大量細菌滋生的地方，那是人畜共患疾病的源泉。

其實古人一直是分餐而食的，直到魏晉南北朝的時候才出現圍坐一起聚餐的現象，但依然不是主流。隋唐時期，底層人們圍坐聚餐，蔚然成風，只有上層社會依然是分餐的形式。

為什麼會形成今天的這種圍坐聚餐的陋習？這都是隋朝建立之前因五胡亂華帶來動盪的三百年造成的。胡人的野蠻入侵顛覆和破壞了華夏文明，當然也包括飲食文化。所以今天我們吃東西不講究，還稱作“胡吃”；穿衣服不講究，還稱作“胡穿”；說話不講究，還稱作“胡說”等等，這都是胡人陋習而已，非我華夏文明所本有。

《莊子.田子方》溫伯雪子適齊，溫伯雪子曰：“中國之民，明乎禮儀而陋乎知人心。”

佛祖釋迦牟尼曾化名為溫伯雪子來到中原大地，那時候就很有遠見地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太注重外在的形式而漠視人的天性。

隨著五胡亂華糟蹋了我華夏文明之後，我們只保留了外在的禮儀，更是失去了文化的本質和精髓。我們一直以禮儀之邦自居，實際早已把祖先的“返璞歸真”的價值觀拋之腦後，而把蠻夷的糟粕發揚光大了。特別是圍坐聚餐的飲食陋習發揮的淋漓盡致，可不哀乎？

《莊子.天運》：“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莊子這段話直指人心和人性。做到表面對父母尊敬及禮儀很容易，但是要做到有愛心就很難；相對來說，做到有愛心較容易，如果能做到不是出自所謂親情愛心，只不過是反哺的天性而已，就有點難度了；具有反哺的天性相對較容易，但讓父母不覺得這是應該的是必須的就很難；父母親人不會覺得必須要這麼做也相對容易，能做到不在乎外界的非議和評判就很難；即便做到不在乎外界的評判了，但是能做到讓道德衛士也閉嘴，心服口服，不去指責你就是最難的了。

莊子這段話已經把人性層層撥開了。我們都活得很累，出於人言可畏，出於仁孝禮儀，而忘記了人的本性和天性。為了表面做得好看，不惜損害自己和他人的健康為代價，這都是違背了自然之道。

《莊子.外物》：“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宋國演門那個地方，因父母去世個個表現很哀傷，面容憔悴。誰的面容最憔悴，誰最能折磨自己就有可能被封官當爵。故此不正之風盛行，一個比一個會折磨自己，那裡有一半的人因此自我折磨而死。

人的生死存亡本是天地造化，所以順其自然，尊重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可我們被道德綁架的太久，捨本逐末，背道而馳，還樂此不疲。

圍坐聚餐是中國家庭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分餐好像就沒有了其樂融融的親情一樣，其實這都是“胡吃”的帶來的亂象。單就對待老人的孝心而言，人老了，免疫力和自愈力自然下降是不爭的事實，分餐反而是對老年人避免交叉感染最好的保護方式之一，然而誰敢把父母單獨分餐，那幾乎是大逆不道了。因此，我們不如實行全家分餐，至少吃飯時用公筷夾菜，也不失為一種變通。不管是從華夏文明的正本清源的角度還是健康的考慮，分餐都勢在必行。

《莊子.讓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道家一直以尊生為本，懂得尊重生命之道，拿出來一點點就可以把國家、天下治理得好好的。

我們一切都應該從健康角度出發，其餘神馬都是浮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