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之至也，非江海鱗甲之類而不生。疫之至也，非蟲獸毛羽而不存。

南懷瑾說：《黃帝內經》，它不只是一部醫書，它是包括“醫世、醫人、醫國、醫社會”，所有的醫的書。

《黃帝內經》分《靈樞》、《素問》兩部分，是中國最早的醫學典籍，傳統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其餘三者為《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

《黃帝內經》是一本綜合性的醫書，在黃老道家理論上建立了中醫學上的“陰陽五行學說”、“脈象學說”、“藏象學說”、“經絡學說”、“病因學說”、“病機學說”、“病症”、“診法”、“論治”及“養生學”、“運氣學”等學說，從整體觀上來論述醫學，呈現了自然、生物、心理、社會“整體醫學模式”（另據現代學者考證，認為今本中的黃老道家痕跡是隋唐時期的道士王冰竄入 ）。 其基本素材來源於中國古人對生命現象的長期觀察、大量的臨床實踐以及簡單的解剖學知識。

《黃帝內經》奠定了人體生理、病理、診斷以及治療的認識基礎，是中國影響極大的一部醫學著作，被稱為醫之始祖。

《黃帝內經》又稱《內經》，是中國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國傳統醫學四大經典之首。相傳為黃帝所作，因以為名。但後世較為公認此書最終成型於西漢，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國曆代黃老醫家傳承增補發展創作而來 。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指出的那樣，冠以“黃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說明中國醫藥文化發祥之早 。實非一時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黃帝內經》成書時代，古人主要有三種觀點：

先秦時期

持這種觀點的人有晉代的皇甫謐 ，宋代的林億、高保衡等。他們認為像黃帝內經這樣科學鉅著，非通曉智慧的聖賢大智不能為之，所以必定是黃帝所作。

戰國時期

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宋代的邵雍、程顥 、司馬光 、朱熹 ，明代的桑悅、方以智、方孝儒 、清代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將《黃帝內經·素問》與同樣是戰國時代的《周禮》相比較，有許多相同之處，足以充分證明兩書是同一時代、同一思想體系的作品；其次，《史記·扁鵲傳》中有關醫理的內容，與《黃帝內經·素問》的內容相類似，但卻樸素、原始得多，而《史記·倉公列傳》中有關醫理的內容卻比《黃帝內經·素問》有所進步，由此推斷：《黃帝內經》應當是扁鵲時代以後、倉公時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最後，以《黃帝內經》的文體為例，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先秦之文，多作韻語，而《素問》中韻語的文字特別多。

清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進一步肯定了這一說法 ，因為《四庫全書》在中國古代學術界有相當高的地位，這種說法也就被許多人所接受。

西漢時期

明代郎瑛從夏禹時儀狄造酒的傳說和“羅”出現於漢代等證據推斷《素問》產生於西漢時期。

現代中醫學專家劉長林、吳文鼎等人也持這種意見。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黃帝內經》全書約計20萬字，這在2000多年前可以說是一部鉅著。編著這樣的醫籍需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這在戰事連年、七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是不可能辦到的。只有在西漢時期，隨著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才為醫學家編著醫籍提供了現實的條件；其二，西漢初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修務訓》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記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黃帝內經》在書名和思想內容上與“黃老學派”的密切聯絡，也為只有在西漢“黃老學派”鼎盛時期才能成書提供了佐證；其三，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倉公列傳》中，記述了西漢初年名醫淳于意在接受老師公乘陽慶傳授給他的十種醫書中，竟沒有《黃帝內經》，這也足以說明《黃帝內經》不可能成書於西漢之前。

《黃帝內經》基本理論精神包括：整體觀念、陰陽五行、藏象經絡、病因病機、診法治則、預防養生和運氣學說等等：

黃帝內經靈樞

①“整體觀念”強調人體本身與自然界是一個整體，同時人體結構和各個部分都是彼此聯絡的。

②“陰陽五行”是用來說明事物之間對立統一關係的理論。

④“病因病機”闡述了各種致病因素作用於人體後是否發病以及疾病發生和變化的內在機理。

⑤“診法治則”是中醫認識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

⑥“預防養生”系統地闡述了中醫的養生學說，是養生防病經驗的重要總結。

⑦“運氣學說”研究自然界氣候對人體生理、病理的影響，並以此為依據，指導人們趨利避害。

歷代醫家用分類法對《黃帝內經》進行研究。其中分類最繁的是楊上善，分做18 類；最簡的是沈又彭，分做4 卷。各家的認識較為一致的是髒象（包括經絡）、病機、診法和治則四大學說。這四大學說是《黃帝內經》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