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急救期後的康復治療
回家後不輸液了，但仍舊口服藥物。毅仙卻時不時地仍有頭暈現象，有時還會眼前發黑。我只能根據病像和血壓高低嘗試著對症治療，有時停藥，有時更換藥物，有時躺下休息，有時增加營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後來我又去醫藥公司買了注射針具，去醫院開了維腦路通注射針劑，給他進行肌肉注射，效果尤其明顯。但是到底心裡不踏實，覺得還是住院治療靠譜。轉了兩次院了，這回老老實實就去呼市醫院得了。我們以為降格以求，可以隨時住院。哪裡知道，呼市醫院也不好進。神經內科的病床週轉期都比較長，而預約候補者不斷。剛聽說有一患者出院，馬上就有新患者坐在床邊遞補，訊息傳得特別快。幸好毅仙在一中教課時結識的一位朋友張江雁此時在呼市醫院工作，26日，她得知神經科空出一張床位，立刻替毅仙訂上，並電話通知情報所，讓接話人趕快通知我去辦理入院手續。情報所劉英接的電話，馬上找到阿微，交給她電話記錄，跑回家報告。我見了記錄，一刻也不敢耽誤，請上司機張增遜出車，一會兒就把毅仙拉到醫院，辦了住院手續。那效率之高，前所未有，現在想想都覺得十分奇異。等毅仙住下後，我才回家整理住院所需各種用物，送去醫院。
呼市醫院神經內科主任叫張光苓，五十左右年紀，正是大夫中最成熟的階段。一問，還是北京醫學院畢業的。她接診後，先寫信給附院CT室張拓塞大夫，請他對1月拍攝的膠片作一詳細說明。附院與呼市醫院是上下級醫院關係，可能也比較熟悉，張拓塞便如請作了書面答覆。說明患者腦部血栓發生過多次，分佈在多處，不過面積較小，並未影響到身體的功能。1月15日那次面積較大，這才有了偏癱的後果。張光苓和另一大夫周銳都說，這種多發病灶是首次見到，真得好好研究治療方法。他們研究結果，認為只有用維腦路通施治才比較妥當，其他藥物如潘生丁等相機配合即可。看來大夫有責任心，能因人施治，可以放心。不過護士的水平就難以滿意了，靜脈輸液很少一次成功，不是刺穿，就是沒有刺中，弄得手背針眼累累，淤血斑斑。經過多次要求、警告，才固定一兩位技術高明的護士為毅仙操作。
治了一段，毅仙仍不時頭昏頭暈，還發生過兩次去廁所小便時病腿失力，跌倒在地的事故。張光苓大夫經過考慮，認為是藥量不足，難以奏效。決定加大維腦路通劑量，由800毫克加大為4000毫克。而藥典規定，每次輸液用量為400-600毫克。原來的800毫克已是超標準使用。我對此提出疑問，張光苓安撫說：“你放心，維腦路通的安全係數很高，我曾為病人用過6000毫克，都沒有問題。”她這樣解釋，近於拍胸脯保證了，我當然無話可說。張大夫果然所言不謬，4000毫克輸入後，毅仙再未暈眩。數日後，更覺神清氣爽，腿部力量也有了增長，再未因失力而跌倒之事發生。
神經內科病房週轉率一般為20天，眼看快到期了，就跟張光苓商量，能不能多住些日子。張似乎已經考慮過這個問題，見我提出要求，立即應允，同意不用受週轉期限制，説：“現在最要緊的是好好治療。”簡直跟我們想到一塊去了，使我不禁心生感激。這一住就一直住到6月10日，我即將前往大連參加“科技史志培訓班”學習才出院。出院前，張光苓又讓毅仙去中蒙醫院做了一次CT檢查，看看治療效果如何。這時中蒙醫院已有CT機，呼市醫院還未配備。我們共同設法終於去中蒙醫院做成了檢查。張光苓看了片子說：“病灶已有所縮小，但是因為是多發灶，整體來看好轉尚不明顯，血管硬化並未根治，還須多加註意，服藥控制。”出院時，我向張光苓再次表示感謝，張則向我保證，以後如需住院，可隨時前來，由她直接收住。這是大開方便之門啊，多麼難尋的好大夫！
6月15日下午我乘車前往大連，7月13日夜11點返家。在此期間，毅仙用左手寫信、記日記，留下她生活的痕跡。除了口服藥物，還堅持行走和活動上肢。日記記下了她病肢日益好轉的情況：“這幾天腳、腿、胳膊都有進展”，“今天下午五點，中指和無名指稍稍動了一下。到了晚上，動向更大更好了”，“我的胳膊舉得比原來高了”，“我的胳膊已能舉過頭頂”。她還讀了不少書：巴金的《隨想錄》、楊絳的散文集、錢鍾書的《圍城》、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以及《川島芳子》、《傅雷一家》、《馬寅初傳》、《周恩來傳》。不到一個月，就讀了八種十三四本，在無所作為的日子裡，既充實了自己，又鍛鍊了大腦，真是一種好辦法。
到了7月下旬，毅仙忽又小昏頻頻，即為之肌肉注射維腦路通針劑，症狀遂解。月底，昏暈再現，且伴有嘴麻。疑為藥效不佳，乃將張家口製藥棄而不用，重又買了河南泌陽製品注射，果然稍有好轉。後進一步考慮，頭昏頭暈未必是病情在發展，而是長期服藥產生的藥物反應，正所謂過猶不及，真理向前多跨一步就成了謬誤。任何藥物，都具有兩重性，既可治病，又有副作用。張光苓就曾直言不諱地對我說：“來醫院的患者，三分之一用藥治好，康復回家。三分之一無藥可救，病死在醫院。還有三分之一是吃藥不對吃藥而亡。”我聽後頗為震駭，細細思量，這是當大夫的切身體會，言之有理，你不信也得信。揆情度理，於是我便將毅仙每日必服的潘生丁、心痛定停了，只注射維腦路通。果然，停服藥物，昏暈也隨之停止。我這個護理員簡直能頂半個大夫了。進一步又淘汰掉河南泌陽的維腦路通，改用聲譽更好的山西生產的維腦路通。再後來完全停用西藥，改服“消栓再造丸”、“華陀再造丸”等中藥製劑，又每日去內蒙古醫院門診針灸。病情遂日漸穩定，不再波動。
8月中旬，阿微徵得院方同意，考入內蒙古計劃幹部中等專業學校學習，學制兩年。22日下午，院辦公室秘書馬永真要了一輛汽車送阿微去學校報到，還幫阿微把行李提到四樓宿舍。20年後，小秘書馬永真榮升社科院院長之職，再也不用幫小人物搬行李了。我則到財會人員那裡為阿微繳兩年的學費600元和管理費80元。680元在現在是個小數目，在當時便是半年的工資，是我們為孩子花得最多的一次教育費用。但是比起現在的父母為孩子花的教育費用遊顯得太輕鬆、太不足稱道。人們傳說的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教育，已與我們這些老者無關。但是阿微住校學習，只有星期日方可回來，我的負擔便加重了許多。幸好毅仙能夠自理生活，能夠上樓下樓，甚至一個人到辦公樓前寬闊的水泥坪作行走鍛鍊，然後又獨自歸來。你為她擔心，她卻讓你放心，使我心中不由得不暗暗謝天謝地。
但是，仍舊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焦急萬分。一天，我去科志辦上班，回來卻不見毅仙在家。去鄰居朋友處串門了？找了幾處都沒去。去辦公樓前練步了？一看，也不在。一個行走不便的人能跑到哪裡去？可就是到處找不著。於是開口向人們打聽，有沒有看見她去了何處。果然有一位告訴了我她的確訊：“我看見你愛人上四樓聽報告去了。”真奇了怪了，她聽的哪門子報告！那位又說：“來了一位氣功大師在四樓作報告，聽的人可多了。”謝過之後，便疾步趕往辦公樓，登上四樓，推開會議室門往裡一瞧，滿屋子人正在聆聽一位氣功大師胡吹海侃，毅仙就在人群之中。座中既有本院的許多人物，也有外單位來的許多人物，包括著名的暴彥巴圖在內。我向來不信什麼氣功之說，更討厭那種江湖術士搞坑蒙拐騙的所謂氣功大師。見毅仙在裡面端坐著虔心聽講，原來焦急的心情一變而為生氣，進去就拉起毅仙往外走，連暴彥巴圖跟我打招呼也顧不上搭理，只稍微點了下頭就算了。出了會議室，我才問毅仙是怎麼回事。她說，她在樓前練步，看見許多人進樓，便向一位熟人打聽有什麼事。那人告訴她，來了一位氣功大師，大家進去是聽這位大師的報告。毅仙聽了顧不上回家給我留條，跟著人群竟然也上了四樓，要聽一聽大師的真經。扶著扶手就能成功邁腿登上四樓，對她也算是一次嚴峻的考驗。聽她說完，我的氣惱已消去大半，轉而憐惜起來。半是關心半是責備地說：“你不知道這樣做有多危險嗎？萬一跌倒，或者滾下樓梯，將會是什麼後果？”
一邊下樓回家，一邊又跟她講講我對氣功的認識。氣功來源於中國古老的哲學或曰玄學，又摻雜了中醫理論，形成一套所謂的養生治病的理論。虛無縹緲，玄而又玄，言之有理，查無實證。事例舉上一堆，毫無邏輯規律。有人堅信不疑，那是他的自由和權利，由他便是。我們卻不可盲從迷信，胡亂跟隨。我說了一通，毅仙聽著，並不分辯，或許，她也覺得那氣功有點不靠譜。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多說。但是我知道，在如何調養治療她的疾病方面，我與她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她想多方嘗試，急於求成。正所謂病急亂投醫，不顧一切，寧可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大夫和藥物的試驗品，也在所不惜。我則認為不管怎麼治療，應以安全有效第一為原則，能痊癒最好，不能，則維持現狀，不再復發為要。呼市醫院神經內科另一主任伊秉祿曾經對我解釋過腦血栓的成因與後果，他說，腦細胞傷害後是不可逆的，因腦功能喪失而形成的身體功能的喪失也就不可能恢復，治療得法，可以適當改善。重要的是預防復發，不再惡化。伊秉祿的這番話說出了真相，我能認可，患者未必接受。我必須充分理解毅仙的心情和認識，讓她慢慢承認現狀，安於現狀，樹立信心，徐圖改善。大家都熟悉的兩句話這時就成了我勸慰她的忠告了。一句是“既來之則安之”，一句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都是勸人安心對待，不要著急，慢慢療治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