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月14日，日本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者，已經增加到259人，而且就在情人節這一天，北海道、沖繩、名古屋、東京、橫濱相繼確診了感染者，這其中包括計程車司機、搬送患者的消防隊員、從夏威夷回國的公司職員。

這些感染者都有一個特點：沒去過中國，也沒有接觸過中國人，但是都莫名其妙地感染了。

日本的疫情開始變得嚴重，從最初的武漢遊客，到大巴司機、導遊和免稅店員工，到郵輪乘客，現在開始，一般的日本人也開始發燒咳嗽。

這隻能說明：新型冠狀病毒已經開始在日本各地蔓延。

我緊急聯絡了亞洲細胞治療學會理事長下阪皓洋先生。為什麼要採訪他？道理很簡單，17年前，當中國發生SARS時，他協助過中國撲滅疫情。現在是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第四軍醫大學、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的客座教授。

前一天，下阪理事長剛從南韓出差回來，第二天要見，我說就一邊吃中飯，一邊採訪。他說“行”。

徐：日本的新型冠狀病毒也出現了蔓延的趨勢，您是否覺得，實際的情況比發現的嚴重？

下阪：當年SARS疫情發生時，我也到中國參與了疫情的調研和新藥的研發，與陳竺先生等專家有過很好的交流。SARS的病情有著明顯的爆發症狀，就是一下子發高燒，相對比較容易確診感染者。也就是說，鎖定高溫者是一種很有效的防控疫情擴散的辦法。但是，這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很狡猾，它有很強的隱匿性，發燒時溫度不高，甚至許多人根本沒有發燒咳嗽的症狀，也就是“無症狀感染者”。

所以，日本目前確診的都是一些有發燒咳嗽等症狀的感染者，而一些已經感染，卻沒有任何症狀的人，依然在上班、依然在參加聚會、依然在搭乘地鐵輕軌等公共交通。這就意味著，日本社會的實際感染人數，一定會比目前已經確診的來得多，各地都有可能發生疫情。

徐：“鑽石公主號”郵輪上已經出現了200多名感染者，而最初是由一位香港乘客開始感染的。您是否覺得，這位香港乘客是一名“超級感染者”？

下阪：雖然有“超級感染者”的說法，但是從傳染病學的角度來看，從這位香港乘客1月20日開始登船，到目前為止，已經有3個星期。3個星期內，一人傳數人，然後數人再傳多人，多人傳眾人，這種情況在郵輪這樣一個共同生活且封閉的環境裡，疫情迅速擴散開來，也是合理的。

新型冠狀病毒主要通過飛沫、肌膚接觸等途徑傳染。雖然有氣溶膠傳染的問題，但是氣溶膠不等同於空氣，它有環境與範圍限制。所以，通過空氣傳染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郵輪上“中央空調傳播病毒”的說法，沒有太多的醫學根據。

我覺得，“鑽石公主號”上這麼多人感染，最直接的傳染渠道，應該是接觸性傳染，也就是感染者使用過的餐具、用品，觸控過的扶手（因為老年人多）、椅子等，健康人也觸控的話，手就很容易沾染病毒，然後通過自己的嘴鼻等途徑感染。

徐：這麼說來，日本事實上已經出現了3次，甚至是4次傳染？

下阪：日本是在1月中旬發現第一例感染者，當然是從武漢探親回來的中國人。然後是來自武漢的遊客。但是，現在新發現的感染者，已經找不到清晰的感染途徑，這是比較令人擔憂的事。

譬如說，參加過接待武漢遊客的奈良市大巴司機，他是從遊客身上感染的，屬於二次感染。那麼，與他搭檔的一位大阪女導遊，事後也出現感染症狀，如果這位女導遊是從這位司機身上感染的話，就是屬於三次感染。現在各地出現了“沒有去過中國，沒有接觸過中國人”的感染者，他們屬於幾次感染，已經很難說，因為感染途徑不明。

徐：中國的死者人數已經超過了當年的SARS，您覺得，死者增加的主要原因在哪裡？

下阪：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疫情爆發時，武漢市醫療機制的崩潰。新型冠狀病毒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傳播性強，但是毒性不及SARS。所以，如果確診得早，及時治療，就不會出現這麼多的死亡者，許多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癒。而武漢市剛開始時，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等到爆發時，有限的醫療資源就無法應付這麼多的感染者，一些感染者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就匆匆告別了人世，這是很遺憾的事情。

徐：有資料顯示，日本目前能夠接受病毒性傳染患者的病床，全國只有1800多張。假如日本出現了5000名感染者，日本有哪些有效的應對方法？

下阪：對於日本來說，應對5000名感染者，應該不是一個大問題。日本目前第二類感染症患者不多，因此，1800多張病床也足以應付。但是，萬一出現了5000名感染者，指定幾所國立、公立醫院作為專門的救治醫院，床位問題就馬上可以解決。

關鍵的問題，不是床位數，而是需要快速簡單的診斷方法和大量的人工呼吸器。有了這兩樣東西，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另一方面，可以拯救更多感染者的生命。

徐：安倍首相已經表示，要儘快研發出簡易檢測試劑，您覺得，日本什麼時候可以研發出來？

下阪：日本的製藥公司有很好的研發力量，一般情況下，有2個星期的時間，就可以把這簡易檢測試劑研發出來。這種試劑已經在研發。

目前，因為沒有這種簡易檢測試劑，所以確診一位感染者，但是病原體檢測的時間，一般就需要6個小時，而且並不是每一家醫院都能夠做。正因為如此，許多感染者到一些診所和小型醫院就診時，只是被當作感冒來治，因為沒法對每一位發燒咳嗽者進行病原體的檢測。這樣就導致這些感染者回家時和回家後，把病毒繼續擴散，而自己的病情也日益加重。

現在研發中的簡易檢測試劑，一般只需要15分鐘，就可以判斷出是否感染，這種檢測，小診所都可以做。所以，早診斷早治療，是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最有效的治療措施。

如果一旦出現了呼吸困難，只要戴上人口呼吸器，就可以大大緩解病情。而日本是人工呼吸器的生產大國，各醫院準備的不少，製造企業的庫存也較多，應該可以應對。但是，如果出現了萬人級的大範圍感染，那情況就會不一樣。

徐：您在SARS時期，幫助過中國抗擊SARS疫情，您覺得這一次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問題上，中日兩國該如何攜手合作？

下阪：發生疫情，不是哪一個國家的錯，只是這一個國家是病源國而已，所以，每一次遇到疫情，各國都需要攜手合作，應對人類的共同敵人。

對於日本來說，中國是鄰居，鄰居有難，就必須相助。同時，鄰居的火災不迅速撲滅的話，也一定會延燒到鄰居。因此，儘快控制與撲滅新型冠狀病毒，是日中兩國政府和醫學界共同面臨的課題與責任。

武漢疫情發生後，政府層面採取了不少支援措施，那麼我們醫學界該如何支援中國？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儘快研發出簡易檢測試劑，迅速提供給中國使用。日本藥劑製造企業在中國有工廠，可以馬上投入生產。中國有了這一種簡易檢測試劑後，就可以迅速確診感染者，解放大多數被困在家裡的健康者，企業可以復工，經濟活動可以逐漸地恢復起來。

其次，很希望日中兩國醫療機構儘快實施疫情資訊與治療方法的共享，日本已經治癒了多名感染者，中國也治癒了上百名感染者，兩國的醫護人員相互交流治療方法，製藥公司一起參與，有助於儘快制訂出針對各種症狀的最有效治療方案，也有助於加快新藥的研發。在這一方面，我們也想為中國出點力。

徐：您也是一位免疫治療的專家，您覺得，目前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有哪些比較可行的治療方法？

下阪：我沒有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治療的第一線，所以，我沒有太多的發言權。新藥的研發需要時間，近期不可能誕生。我注意到泰國的一種治療方法看起來有效。因為泰國的艾滋病感染者比較多，所以，對於感染症的研究治療，泰國有自己獨特的優勢。他們在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時，適當使用了治理艾滋病的藥，效果看起來比較明顯，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我們注意到，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去世的一位感染者，大多數死者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年紀越大，基礎性疾病就越多。許多老年人去世，其實並不完全是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而是因為多種疾病的併發，導致了免疫力的嚴重下降。所以，只要提高免疫力和細胞自然殺傷活性，就有可能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侵襲。在這一方面，日本的NK細胞療法，不僅在治療癌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抗病毒感染領域，也有明顯療效。因為活化的NK細胞可合成和分泌多種細胞因子，發揮調節免疫和造血作用，以及直接殺傷靶細胞的作用。希望臨床治療時，可以參考NK細胞療法。

下阪：我與中國的醫學界同行有著30多年的交流與合作，我們有很深的友誼。這幾天，上海、浙江派往武漢的幾支國家醫療隊隊長，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給他們發了郵件，希望他們保重，更希望他們及時總結治療經驗，為以後應對同類的病毒疫情提出最佳的方案。中國的事，也是我們的事，我們要一起努力來戰勝這一次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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