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陽的基本概念：“扶陽”的“扶”字，清·阮元解釋為：《助也》、“護也”、“治也”，意指“扶”有幫助、保護、調節治理之義。而“扶陽”一詞本身就具有宣通、保護、溫助、調理陽氣，從而使人體陽氣宣通、強盛之含義。
從欽安、盧氏其著述的內容來看，以及200餘年的大量臨床治療中，他們始終貫穿了這一精神，並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結合臨床實際，確立了一系列原則、方法和具體的方藥。如病邪有傷陽之勢則以防為急務，而用阻斷損陽病機的措施，陽虛者則大劑量溫扶其陽，陽鬱者則宣散其陽，陰陽之氣不相順接者則扶陽而使其通達，陽氣不達則樞轉其陽氣以達邪等等，這都是欽安、盧氏扶陽思想的具體體現。
扶陽思想的理論核心-陽主陰從觀
人體陽氣的生理病理早在《內經》中就有比較系統的認識，並把陽氣置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說：“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今人通過研究，還觀察到全日食中病人產生的症狀，都可以陽虛或陽氣受到干擾來解釋，更說了陽氣猶如張景嶽在《類經附翼·大寶論》中所比喻的人體內的“一丸紅日”，故扶持和保護陽氣，應是防治疾病的基本精神。
陰陽學說是中醫學的理論核心，盧氏的扶陽思想，沒有脫離陰陽的學說的基本理論。盧氏認為，中醫陰陽學說的核心，存在陽主陰從的關係，陽氣是機體生命活動的原動力，人體的陽氣存之則生，失之則死。
早在先秦諸子百家的一些著述中，就可以找到很多重陽的思想基礎。如《周易》以陽爻（—）和陰爻（——）代表一切事物相互對立、相互依存和相互消長、轉化的矛盾關係，以促進事物的發展，然而，《周易》在提示陰陽二者的對立制約、依存互根和消長轉化的運動變化中，始終強調了陽的及其重要性，在《周易·彖傳》論述乾元時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天統”，論述“坤元”時則說：“乃順承天”，《周易》強調了什麼呢？它強調了陽在萬物生命活動中居主導地位，而陰居從屬地位。並且提到了“氣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於無形”，這說明了陽氣是構成機體化生四肢百骸的物質本源。如果沒有陽氣的溫煦化育，陰也就不能夠獨立存在，更不能夠發展壯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指出了陽氣的健運，才能導致事物的生生化化，才能發揮事物本身應有的作用，說明《周易》的根本核心，始終強調陽的一面，認為沒有陽就無所謂一切事物的生生化化，生長壯大。《周易》對於一切事物的解說，認為沒有陽物質的動，導致陰陽二氣的相推相感作用，就無所謂一切事物的生成和發展，其核心思想始終強調了陽的重要性，也可以認為這是《周易》對陰陽學說的基本原則和科學內涵。
《周易》的重要思想給先秦諸子的唯物哲學理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從而提出了一切有形物質都是由無形之氣變化而成的觀點，如《莊子·至樂篇》說：“察其始而本無生，非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蕩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夫有形者生於無形。”《管子·內業篇》說：“精也者，氣之精者也。”說明了精是更精微的氣，乃由氣所產生而成，精氣在人體是維持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然而生成變化仍是由陽的作用而導致的陰陽二氣相推相感作用的結果。
先秦諸子的論述，由於不是專門的醫學著作，也就不可能對人體生理、病理、治療等方面論述得相當詳盡，但是這些認識的形成，卻為《內經》作者的重陽觀念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同時也可以看出，從《周易》陰陽學說的創始，到《內經》形成醫學理論的學術淵源員了。
對陰陽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的認識，《內經》作者同樣強調了陽的重要性，並從人體生理病理的本質上進行了闡述，從而對後世醫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認為，這與《周易》和先秦諸子的重陽哲學思想完全是一脈相承的。《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說“陽生陰長，陽殺陰藏”就是，《內經》作者用陰陽來分析一切事物的功能以及人體生理病理現象的一個概括，這裡的“陽生陰長”是說明一切事物的生長功能，“陽殺陰藏”是說明一切事物的收斂功能。從自然界來看，春夏的陽氣旺盛，萬物隨旺而得以生長髮育壯大，秋冬陽氣衰減，萬物亦隨陽之衰減而伏藏甚至死亡。結合人體生理病理而言，陽氣旺盛，可以促進吸收而化生充足的陰精而體魄健壯，陽氣衰減，吸收遲緩，則陰精的化生亦必導致減弱而體衰。
正如張景嶽在《類經附翼·醫易義》中說：“易之變化參乎醫……醫之運用贊乎易，”“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用易者所用在變，用醫者所用在宜。”我們在《內經》的很多篇章中可以發現，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
《素問·寶命全形論》中說：“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很顯然地說明這是《內經》作者繼承了《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思想，對宇宙變化的規律進一步做了明確的闡述，說明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變化都離不開陰陽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的內在聯絡，相互作用和不斷運動是一切事物生長、變化和消亡的根源，充分揭示了人體生理、病理的本質。
正如清代的扶陽宗師鄭欽安先生（其弟子盧鑄之先生稱頌尊師“為仲景後第一人也”，其也被中醫界公認為“火神派”首領。）在《醫理真傳》中說：“陽長一分，陰即隨之長分，陽衰一分，陰亦隨之衰一分。”陽為陰之主，氣為血之帥，氣行血隨，氣滯血瘀，私心雜念停血停，這說明了在陰陽兩者的關係上，必須發陽為主、陰為從的道理，也可以認為這是人體的正常生理。
陰陽的功能不外乎“陽化氣，陰成形”，這裡所說的“氯”，指的是氣化功能，“形”指的是有形的物質，這充分說明了一切生化機能是無形的，屬陽的範疇，陽能化生力量，我們人體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都是靠陽的功能來化生，陰能構成形體，雖然這是固有的性質和功能，但作為形體由小而大，由弱而強，也仍然離不開陽的生化功能所起到的作用，故陽能化生陰，使陰的形得以逐漸強壯。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只以繼續向陽轉化，並且“陰”物質可以通過“陽”的作用而不斷地合成和積累，這實際上也說明了“陽為陰之主”的關係，說明了在陰陽的這一相對的統一體中，陽是主要方面，陰處於次要、從屬地位。
環顧自然界，太陽的存在對宇宙間所有的行星的執行，對地球、天文、氣象、曆法，以及對萬物的生長化收藏無不有著直接的影響。而人體的陽氣，在生命開始之進起，就體現於生、長、壯、老、已的全過程，可以說萬物生長靠太陽，機體的執行與生存靠陽氣。若人體陽氣受損，則會生機衰竭，賊風數至，邪氣瀰漫，苟疾叢生，嚴重者會夭折生命。
就人體生理病理而言，陽氣為人體生長、發育、繁殖之根源。如《素問·上古天真論》說：“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丈夫八風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八八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則齒髮去。”這裡的腎氣，實際上就是人體之陽氣，它貫穿於人體生、長、壯、老，已的整個生命過程。陽氣充盛，則人體的生機亦隨這而衰。陽氣還是人體各臟腑組織、經脈發揮正常功能及精、血、津液輸布的原動力。五臟六、十二經脈得陽氣的激發而各行其職，共同維持人體的正常生理功能。
人體的呼吸、語言、聲音、耳能聽、目能視、鼻能嗅、腦能思維、以及肢體運動、筋力的強弱，皆與陽氣密切相關。人體的精血津液的化生，輸布及代謝產物的傳送與排洩，也全賴陽氣的作用才能達到生化不息。肌體之所以能溫、水谷之所以能化、升則以養神，達下則以柔筋，都離不開陽氣。陽氣佈散於肌表，可以抗禦外邪，衛外為固，正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說：“陽者衛外而為固也。”所以凡邪氣能夠中人，皆因人體陽氣不足所致。
李念莪在《內經知要》中說：“陰主內守，陽主外護，陽密於外，則邪不能相侵，而陰得以固於內也。”說明了陰精所以能固守於內營養內臟，全仗陽氣的衛外作用，如果陽氣不能發揮固密於外的功能，陰精也就無以自安於內了，陽不外護，則外邪可以乘機入侵，從而導致臟腑氣機紊亂。如傷寒邪入皮毛，繼而傳經入裡，造成內臟氣機紊亂，病變百出。這是由於陽不衛外，使陰不能內守的結果。若人體陽氣固密，在外則邪氣無從入侵，在內則機體內臟精氣平靜不亂，從而維持了人體正常生理狀態，可以認為，要使人體陰陽相對平衡協調，陰陽雖然各有所主，但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陽氣，說明了人體的正常生長髮育陽氣最為重要，最為關鍵。若我們能保持機體陽氣的旺盛，就能獲得健康之體。
華佗《中藏經》說：“陽者生之本，陰者死之基，陰宜常損，陽宜常益，順陽者生，順陰者滅。”張景嶽在《傳忠錄·辯丹溪》中說：“陰主殺”進一步地論說：
“凡陽氣不充，則生意不廣，而況乎無陽乎，故陽惟畏其衰，陰惟畏其盛，凡萬物之生由乎陽，萬物之死亦由乎陽，非陽能死物也，陽來則生，陽去則死矣。”所以，天地萬物之生長、衰退、死亡，無不由陽所主宰。若一旦打破了人體正常的“陽主陰從”的陰陽相對平衡協調的生理狀態，就會導致以陽為主導的“陰平陽祕”
的關係失調，從而發生疾病。若陽氣虛於外，則機體失其溫煦肌膚，抗禦外邪，衛外為固之功，易為六淫之邪所侵而發病。若陽氣虛於內，則導致機體臟腑功能動力減弱，精、氣、血、津液的化生和輸布失常，十二經脈執行無力，精身津液的化生不足而形成人體虛衰之病理變化。
《內經》的重陽思想，對後世醫家在理論和臨床上產生了較深的影響，張仲景在撰述《傷寒雜病論》（《傷寒論》、《金匱要略》）時，繼承和發展了《內經》重陽的思想，他在《傷寒論》中明顯述及陽氣損傷的條文將近二分之一，112個處方中凡用有溫、熱藥物的處方共有85個。可見損陽傷正的病理和證治在論中十分突出。仲景在六經證治中極其重視把好太陽、少陰兩關，強調太陽的陽氣在發病中首當其衝的作用。這可以說是與《內經》一脈相承的。仲景始終遵循“陰陽之要，陽密乃固”，說明了在陰陽二者關係中，人體陽氣在生命過程中的主要作用。在陰陽勝負的病機中，實際上體現出人身陰陽之氣，互為其要，但仍然以陽為主。
鄭欽安、盧鑄之、盧永定學得《內經》和仲景的重陽奧旨。他們在其著述中強調治病重視陽氣，尤其重視扶陽，究其所論，貫穿了唯物辯證思想，在辯證論治中倡導扶陽，並且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扶陽學術思想和原則，而在扶陽學術的淵源上，欽安、盧氏幾代扶陽的積極倡導者，繼承和發展了《內經》和仲景的理論精神，在繼承上，他們通過對疾病的辯證論治過程中反映出了對《內經》和仲景重視最氣的繼承性，而不採用生搬硬套的方式，因而在六經病證論治過程中，處處貫穿著扶陽的指導思想。他們強調理論應密切聯絡臨床實際，把《內經》和仲景重陽的思想轉化和制定出眾多能針對疾病各病機階段的治療原則、方法和不同的扶陽方劑以及使用大劑辛溫扶陽藥物，從而使醫者能便於掌握運用，這也是欽安、盧氏最為偉大的成就，可以說，欽安、盧氏對《內經》和仲景重陽思想的繼承，是一個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
扶陽的重要學術思想之一就是主張“治未病”，使其陽氣旺、臟腑功能方能強健。精、氣、血、津液旺盛，機體抗病力強，邪氣乃不可幹。在臨床治療中，若能早期使用扶陽的方法，即可使人體陽氣不致於受損，就能把很多疾病消除於萌芽狀態，乃不致於發病。通過扶陽的方法，使五臟之間、臟腑之間相互協調、安和，從而阻止疾病的互相傳變。扶陽還可把握住疾病的進一步發展趨向，能增強機體的康復能力，使其早日痊癒。所以我們倡導扶陽首先要重視預防和消除損陽的因素，始終保持人體陽氣的充盛，在治療疾病的各階段中注意保護陽氣，消除各種損陽因素，以達邪去正安的目的。
扶陽思想的運用
避免醫源性損傷陽氣
醫源性損陽主要指過度的使用寒涼藥物，或汗、吐、下法，誤治、失治、以及祛邪過度而損傷陽氣。若失於及時的治療，延誤病機，也可能導致疾病的深入而損陽。如外感表證，未能及時正確的治療，有可能內傳入裡、損陽傷正，醫者應把握時機，及時正確地治療。再一方面，若用祛邪之法，亦必須把握尺度，以保護陽氣。汗、吐、下法不可過度，經免損傷陽氣。
消除病理性損陽因素
臨床中任何疾病，都存在損陽傷正情況，如外感病中損陽傷正的病變產生於邪正相博的各個階段中，因此要消除病理性損陽，必須謹守病機，充分重視祛邪，在六經病中，他們各自的病變特點又使消除損陽的方法不盡一致太陽病為邪正相爭於表，但失治、誤治均有傷陽內傳或造成變證的可能，而治又以汗法為原則，用桂、麻二方，可發汗祛邪，使表邪解而正安。陽明病中邪熱與正氣鬥爭劇烈，採用清、下為手段，由於邪熱盛實的病機本身即能耗氣傷津，而且，一旦正氣不支，則病有入陰的可能，甚或津沽亡陽，清下兩法能祛邪洩實，則津液自保，陽氣亦能困之而安。
少陽病，正氣稍弱，邪入半表半里之間，樞機不利，以和法代表。既樞轉氣機，又祛除邪氣，排除了“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的可能。三陰病以陰邪盛，陽氣不足的病理為普遍，故多采用溫散寒邪、溫扶陽氣等方法，針對損陽傷正的病理，使陽復寒去，達到扶陽的目的。 外邪致病，太陽首當其衝，也可以說是外邪損陽傷正的起始點，若能及時正確的治療，則邪去病癒，若失治、誤治則邪氣傷正而內傳，所以防治太陽病是外感病中的關鍵環節，在仲景的《傷寒論》中太陽篇列條文183條，幾乎佔了全書條文的一半，對太陽經腑證、兼證、變證論述及其周詳，可以說是辨治入微。而位處六經病理層次最淺的太陽病與層次最深的少陰病關係最為密切，這是因為太陽與少陰有經絡相聒、腑臟相關的表理關係、正如鄭欽安先生講，太陽之底面即為少陰，少陰真陽，蒸化太陽經氣，可以說是二者內在聯絡的核心，所以治療太陽病，應處處慎防傷及少陰之陽。因太陽病風寒傷陽易傳入少陰，醫者治療，必須謹慎。若能把好外感病的太陽關，對於保護陽氣尤其是少陰陽氣非常重要，這實際上就是發揚了《內經》“善治者、治皮毛”的“治未病”的思想。
病入少陰就會危及真陽，故陽虛寒盛之證為少陰篇的主要徵候，如真陽衰微而見“手足厥冷”，“下利清谷”或陰寒盛極格陽證及戴陽證等，而使用四逆湯類處方比比皆是，仲景反覆告誡醫者，“少陰病是生死關”，“陽存則生，陽亡則死”，使用扶陽治療必須積極、主動、果斷，若待少陰陽衰危象俱備方施回陽救逆之法，則往往藥力能濟。所以在治療上，宜急不宜緩，只要抓做疾病前期的苗頭，就應採取積極的措施
宣通與溫補是扶陽的兩大法門
陽氣的不斷運動，可使機體的臟腑、經絡、氣血、官竅的諸多功能得以實現，因此在治療上，一方面要保持陽氣運動的宣暢，另一方面對陽氣的虛損又應溫扶，顯然陽氣的病變往往同時涉及兩個方面，但在具體疾病的病機上各有側重，論治上也就各有特點。
三陽病證務使陽氣宣通，三陽屬三陰之表，往往屬於疾病的早中期，邪正機爭較為劇烈，陽氣在抗邪過程中，容易因病邪阻滯而造成執行障礙，故趙獻可說：“凡外感病者，俱從鬱看”，三陽病的這種病理特點決定了治療中常常採用祛除鬱閉的外邪，消除病理性淤滯和調理人體氣機的原則，務求保持陽氣宣通。具有代表性的宣通陽氣的方法有以下幾種：
溫散法
風寒之邪鬱閉在表，不僅阻滯陽氣正常出入執行，並可損傷衛陽，表現為“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等證，以麻桂二方為代表的溫散法既可以發汗祛邪，又鼓舞陽氣外出抗邪，邪氣去則陽氣出入自然恢復正常。體表陽氣被寒祛閉鬱較盛，還可影響肺氣宣降功能，出現“無汗而喘”，“喘而胸滿”，以及鬱閉之陽抗邪欲伸而見
“發熱”、“脈浮而數”，甚至鬱而化熱而兼見煩躁症，都可以採用本法。
調樞法
調理少陽樞機也是調節陽氣執行的重要方法，陽氣執行不暢，樞機不利，是少陽病理的主要方面。正如仲景說“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博結於肋下，正邪分爭”，這當中，“相搏結”、“分爭”最能體現樞機和利的病理狀態。而通過調樞，是為恢復少陽陽氣“可出可入”的生理狀態，用小柴胡湯為基本方，通過調樞，可以促進陽氣的正常升降，如小柴胡湯可治“心煩喜嘔”“不大便而嘔”，所以仲景說“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三焦通暢，氣行無阻，自可週身戢然汗出而解。陽氣升降出入正常，也就改善和促進了陽氣御邪功能，調樞可使陽氣振奮，祛邪外出。從而產生扶正祛邪的作用。
通陽法
三陽之中，太陽為寒水之經，若病邪深入於腑，而導致主水障礙，可造成蓄水證，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津液不能隨陽氣上布則口渴，方用五苓散，通陽化氣行水，使水道通暢，陽氣氣化正常則諸證可除。此外，陽氣功能受到影響，水飲溼邪往往由之而生，又反過來阻礙陽氣的執行，造成三陽病中的一毓兼證，如風寒表實兼水飲喘咳用小青龍湯，少陽證兼水飲內停用柴胡桂枝幹薑湯，都兼用了通陽之法。溼邪還可與熱相合致病，如陽明病溼熱發黃，小便不利，用茵陳蒿湯清利溼熱，溼熱去，三焦通利，陽氣執行方可恢復正常。
在三陽病中，宣通陽氣並不拘泥於以上的方法，如陽明病熱邪鬱阻胸膈，可見“胸中窒”、“心中結痛”等，就明顯阻滯氣機。陽明經證，邪熱壅盛，可妨礙陽氣的執行，甚至鬱陽不得以外達而出現“厥深者熱亦深”，如“傷寒，脈滑而厥者，裡有熱，白虎湯主之”的治法。至於邪聚熱結，腹滿胃實的陽明庥實證，則陽氣被邪實壅遏更為明顯，故以清下二法為主，有效祛除邪熱，才能使陽氣宣通。
三陽病中，陽氣易因邪氣侵襲而執行受阻，宣通陽氣的意義在於使病病邪去，陽氣宣暢，正勝而病癒。
三陰病重在溫通陽氣
病至三陰，機體抗病能力衰退，多表現為陽虛寒證。
如太陰病，以寒溼內困，脾陽虛損，運化失職表現為綱。太陰篇所述八條條文，全都含有中陽虛損的病機在內，故治療“當溫之”，用方不離四逆湯、理中湯，以溫扶脾腎之陽，燥溼祛寒而痊癒。
少陰病以“脈微細，但欲寐”為綱。其病機不外心腎陽氣虛衰，氣血不足，陽虛不能振奮精神。少陰病變以損陽傷正為主，故溫扶陽氣極為重要。但在具體論治中，又因陽虛病機不同而變化。如脾腎兩虛，中外兼寒者，治宜四逆湯，以溫運脾腎之陽。陰盛於內、格陽於外的，治宜通脈四逆湯通達內外陽氣。陰盛於內，格陽於上的，治宜白通湯宣通上下陽氣。陰盛陽虛兼水氣浸漬，治宜溫腎陽、利水氣，選用附子湯或真武湯。
厥陰病，處於，兩陰交盡之地，故其病當陰寒極盛，但是，“重陰必陽”“寒極生熱”在此陰極之中，卻包含陽熱來複機轉，他的病機雖然錯綜複雜，但不外乎成無已所講的“厥為陰氣至也，熱為陽氣復也。若能把厥、熱作為辯證要點，從陰陽消長視為機轉。只要陽氣復，乃可愈。即使陽復太過有熱化之變，也不能否定這一規律，尤其在危亡之際，往往陰寒盛極，消亡陽氣，一旦陽不復生，厥逆不還，便有陰陽離絕之險，治當溫扶陽氣極為重要。
宣通陽氣與溫補陽氣既的區別，又有聯絡
宣通是針對陽氣被鬱，執行不暢而言，溫補是針對陽氣虛損，失於溫壯而言，二者是有區別的，但臨床病變錯綜複雜，執行不暢，和失於溫壯往往是陽氣病變的兩個方面。故治療中，當重視兩方面共同互濟的聯絡，宣通陽氣使陽氣執行宣暢，可以促進和發揮陽氣的功能，如辛溫解表祛邪，宣暢陽氣，使衛陽營陰得以和調；溫壯陽氣也可以促進陽氣的活動力，如溫陽化氣，氣化水行，使陽氣暢旺。
三陽病中扶陽以宣通為主，但又不拘泥於宣通，若病有傷陽之候，溫補亦必不可少，如太陽病誤傷中陽，見胸滿微惡寒證，用桂枝去芍藥加附子，使宣通中兼以溫補。在太陽病變證中，不少病證屬於損陽傷正而導致的，故治療中溫補方法應用相當廣泛。三陰病中扶陽以溫補為重，亦不拘泥於溫補，若陽虛而病理產物淤阻，常又兼以通陽。如寒溼中阻，身目為黃，治療當於寒溼中求之。厥陰病中，陰虛寒厥，“陰陽之氣不相順接”，往往採用溫補振奮陽氣以通陽。通過區別宣通與溫補在於更好地認識其規律，抓做二者的聯絡，這種認識才能更為深刻，才能靈活有效地用於實踐。
從古人的唯物哲學觀和《內經》的醫學觀來看，盧氏認為，人體的正常生理，是以陽為主導的陰陽二者相對平衡的結果，而人體疾病的發生和發展，是以陽氣為主的陰陽對立統一協調的正常生理關係遭到破壞所致。鄭欽安先生在《醫理真傳》中說：“子不知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氣，氣者陽也，陽行一寸，陰即行一寸，陽停一刻，陰即停一刻，可知陽者陰之主也，陽氣流通，陰氣無滯，自然百病不作。陽氣不足，稍有阻滯，百病重生。”著名中醫學家盧鑄之、盧水定在著述中說：
“人之生成，純在於地之中，陰陽之內，五行之間，一切動靜都隨陰陽之氣機而轉，業醫者須識得《內經》所論，‘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等奧義，認明陰陽之虛實，變化之盈縮，刻刻都隨五行運化之中，上下內外息息相通，無一刻停滯，隨日月晝出夜入，晝作夜息，為養生治病之一綱領也。”這個“綱領”，實質上是提示人們要認識到人體陽氣的極端重要性。
在以上理論指導下，提出了“人生立命在於以火立極，治病立法在於以火消陰”，力主扶陽的學術見解，在辯證論治之中，當始終遵循扶陽為治病要訣，其“病在陽者，扶陽抑陰；病在陰者，用陽化陰。”盧氏倡導醫者應以“治未病”為本，主疑義“養生治病，以扶陽為綱，保天下眾生長壽健康”。所以盧氏幾代業醫，所用藥物多以辛溫扶陽之品為主，使人體的機體五臟六腑安和，經脈暢通，氣血調暢，生機勃勃，乃達祛病延年，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