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證明，一部《傷寒雜病論》是值得每一箇中醫大夫終生必修的經典，它的價值不僅在於實實在在地訓練臨證看病的本領，還在於實實在在地達到顯效乃至治癒的標準，更在於它使醫者能夠對某些疑難病症（如糖尿病、心腦血管病、腫瘤等）具備一種“攻堅”的學術潛力。

《傷寒論》第58條雲：“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陰陽”在這裡有具體的含義，“汗”與“下”屬表裡之陰陽；汗法本身又涉及營衛之陰陽；“吐”作為祛邪的一種治法，目的在於調和半在表半在裡之陰陽；而“吐”與“下”，又提示出“在上者因而越之，在下者引而竭之”，屬上下之陰陽；與“亡血”相對應的是氣，屬氣血之陰陽；“亡津液”，津與液有清濁之分，是為清濁之陰陽。 “自”指機體本身的調節機能，這又是多層面的，其中包括抗病機能。 “和”指多樣性的有差別的統一，如五味調和、八音和諧之“和”。注意，“和”不等於“同”，《國語·鄭語》雲：“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表明不同質事物的和諧結合乃是“和”。用在此條，和就是清濁、剛柔、表裡、上下等矛盾雙方的相濟相成。“凡病”都是“陰陽不和”，為醫者的目的是使病人重新達到“陰陽自和”。這就意味著，醫生治病絕非用什麼藥就一定治什麼病，抑或什麼病就一定用什麼藥的單純治病觀點。實際上是張仲景提出了一個萬病通用的法則，繼而用後面諸多條文涉及誤治、壞病的例項，從反面來論證這一法則。“若”作“或”解，是一種假設狀態。引申而論，此“陰陽自和”即屬此類結構，《平脈法》中的“陰陽相抱，營衛俱行，剛柔相得”：陰陽（營衛、剛柔）是指兩種可以區分又相互對抗的病性、病勢、病程，而“自和”使兩者相依、互補，表現為向愈的過程，所以“陰陽”是物質基礎（本條陰指血液，陽指津液），“自”是功能活動（抗病能力），“和”是二者的統一，是結果，是恢復生理上的協調穩態。當然，作為醫者，這“和”也提示出治療上的“度”，即無太過與不及。本條把“陰陽自和”同“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並提，揣摩仲景用意，絕非不去治療，坐等病家“自愈”，而是強調醫者要對難於“自和”或不能“自和”的情況詳細審視，並在積極治療中注意維護機體的“自和”機能。而過用汗吐下法，致使人體正氣大傷而“亡血、亡津液”，是從根本上破壞了“陰陽自和”的機體自然療能，是與中醫的治病精神相違背的。自和是自愈的必要條件。由此可知張仲景的疾病觀與治療觀，強調的是充分調動機體自身的機能抵禦病邪，戰勝病邪，而不是單純的“治病”或單純的“藥物”觀點。臨床上之所以出現大量的邪未去而正先傷治案，其根本原因就是置人體正氣於不顧，一味地攻邪，忘記了“自和”，當然更談不上什麼“自愈”了。“凡病”即無論何病，泛指一切疾病，語氣非常果斷。“病”前冠以“凡”，這在《傷寒論》398條經文中是罕見的，表明這一條的文字有高度的概括性與指導性原則，這一原則就是：以儲存津液為物質前提，以陰陽自和為人體機能之根本，如此才能“必自愈”。這是充分調動人體自然療能的萬病不易之法，是仲景留給後人寶貴而深刻的治病經驗。如今抗生素的濫用，腫瘤放化療的高強度殺傷，恰恰是忘記了人體自身這個根本。 藥物本身是為補偏救弊而設，“過當則傷和”，故醫者病治到一定程度“當思減損”，給機體自身一個調整修復的時間空間，而無須藥竟全功，《黃帝內經》所謂“衰其大半而止”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