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病學說是祖國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中國古代醫學家在同外感熱病作鬥爭的臨床實踐中，經過千百年的漫長曆程，無數人的不斷努力，才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形成和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黃帝內經》和《難經》對溫病的認識

《黃帝內經》大約成書於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是中國現存較早的一部古典醫學鉅著，其中已有關於溫病的記載。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說:“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素問●熱論》說:“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說:“氣乃大溫， 草木乃榮，民乃癘，溫病乃作。”《素問●刺志論》說:“氣虛身熱，得之傷暑。”和《內經》同時代而稍晚的古典醫籍《難經》中，也有關於溫病的記載。如《難經●五十八難》說:“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從《黃帝內經》和《難經》的記載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對溫病的病因、病機、臨床表現及某些病名已有所認識，但對其辨證論治，卻還沒有專門論述。

二、《傷寒雜病論》對溫病的認識

《傷寒雜病論》是東漢末年張機(字仲景，南陽郡涅陽人，約生於公元150~219年間)的著作。它是中國現存較早的一部重要臨床醫學著作。由於當時戰亂頻發，原書已佚，經後世醫學家整理、編次而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書刊行於世。在這兩部書中，也有關於溫病的記載。如《傷寒論》說:“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金匱要略方論●痙溼喝病脈證第二》說:“ 太陽中熱者，喝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蔘湯主之。”《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一些方劑如麻杏石甘湯、白虎湯、三承氣湯、白頭翁湯等，亦被後世治療溫病所廣泛採用，對溫病治療上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在這兩部書中，對溫病的辨證論治，畢竟還沒有做出系統的論述。因為《傷寒論》是論述外感病的第一部專著，對後世影響極大，所以一些醫學家認為，《傷寒論》中也概括了溫病學的內容，在溫病的治療，上，也承襲《傷寒論》的方法。這樣，就束縛了溫病學說的發展，使溫病學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不能脫離《傷寒論》的框框而獨自形成體系。

三、晉、唐時期對溫病的認識

1.晉代王熙(叔和) 王叔和在《傷寒論序例》中把溫病分為兩種。他認為，一種溫病是冬時感寒藏於肌膚，至春為溫病，至夏為暑病。這種寒邪內伏，至春、夏自內外發而成伏氣溫病的觀點，對《內經》“冬傷於寒，春必溫病”的說法作了進一步說明;另一種溫病是病中更感異氣，轉為溫病。此外，王叔和又首創“時行”之說。他說:“凡時行者，春時應曖而反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每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他的這種說法，對後世關於疫病的認識有一定的影響。

2.隋代巢元方巢元方在 《諸病源候論》中把溫病分為三十四候，對其病因、病機均有論述，並指出了溫病有“轉相染易”的流行特點。這些論述對後世溫病學家有一定啟發。

3.唐代孫思邈和王燾唐代孫思邈所著的 《備急千金要方》和王燾所著的《外臺祕要》兩部書，是祖國醫學典籍中繼《傷寒雜病論》之後較為重要的臨床醫學著作。在這兩部書中，收載了一些治療溫病的方劑。如《備急千金要方》用葳蕤湯以滋陰解表，對後世頗有啟發。《外臺祕要》中的太乙流金散燒煙燻闢溫氣，黑膏方治療溫毒發斑等，對後世預防與治療溫病都有一定啟示。晉、唐時期對溫病的認識及某些治療方法，散見於一些醫學家的著作之中，這一時期溫病學的發展是緩慢的。

四、金、元時期對溫病的認識

金、元時期，由於連年戰亂，勞動人民生活極端艱苦，疾病廣泛流行，這種狀況，對醫學的發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此時，--些醫學家提出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主張，打破了自晉、唐以來醫學界泥古守舊的局面，推動了祖國醫學的發展。這一時期，對溫病學有所創見的主要有劉完素、王履等人。

1.金代劉完素劉完素，字守真，因生於河間府，後世稱之為劉河間，約生於公元1110年間，著有《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傷寒直格》等書。他根據當時熱性病流行的情況，總結治療經驗，提出“六氣皆從火化”的觀點，對火熱致病的病機進行了深人的分析，提出了以寒涼藥治療熱性病的見解，並運用雙解散、涼膈散、天水散(六一散)、黃連解毒湯等方劑治療熱病，發展了祖國醫學對溫病的認識。這是溫病學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為溫病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元代王履 王履，字安道，江蘇崑山縣人，約生於公元1332~ 1391年間，著有《醫經溯洄集》一書。他在書中明確地指出了溫病與傷寒之不同。他說:“ 傷寒即發於天令寒冷之時，而寒邪在表，閉其腠理，故非辛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溫病、熱病後發於天令暄熱之時，....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從劉完素、王履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金、元時期對溫病的病因、病機及治療均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此時用藥尚未能完全擺脫辛溫發散的框框，如:雙解散中仍用麻黃、防風、蒼朮等藥，而且溫病學說也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五、明、清時期溫病學說的形成和發展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銳。統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生活異常貧困，造成了疫病的頻繁流行。這就迫使一些醫學家尋求相應的治療方法，使溫病學說在廣泛的臨床實踐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溫病學著作不斷出現，理論漸趨完善，終於擺脫了《傷寒論》的束縛而形成獨立的體系。

1.明代汪機的“新感溫病”說汪機， 字省之，安徽祁門人，世居祁門之石山，人亦稱之為汪石山，生於公元1463~1539年間。在汪石山以前，對於溫病的發病，都依據《內經》“冬傷於寒，春必溫病”之說而侷限於“伏氣溫病”的範疇。汪氏首先提出“新感溫病”的觀點，他說:“有不因冬月傷寒而病溫者，此特春溫之氣，可名日春溫，如冬之傷寒，秋之傷溼，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溫病也。”他這種對溫病發病的認識，對溫病學說完整體系的形成有很大貢獻。

2.明代吳有性的“戾氣”說吳有性， 字又可，明末江蘇姑蘇人，崇禎辛巳年(1641 年)瘟疫大流行，遍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等省。吳又可在大量臨床實踐中深入研究當時瘟疫流行的特點，總結治療經驗，著成《瘟疫論》一書。

吳又可反對王叔和提出的疫病發生原因是“非其時而有其氣”的說法。他認為:“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之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稱這種異氣為“戾氣”。他還指出了瘟疫的傳變途徑是“自口鼻而人”，這種觀點，突破了外邪傷人皆從皮毛而人的舊框框。他還論述了瘟疫的傳變及治療問題，組創了方劑達原飲，給瘟疫的治療開闢了新的途徑。《瘟疫論》是一部出現較早的溫病學專著。

3. 清代葉桂的“衛氣營血辨證” 葉桂，字香巖，號天士，蘇州人，生於公元1666~1746年間。葉氏勤奮好學，虛心求師，十年之內先後從十七位老師學醫。他一生從事臨床實踐，很少著述。現所能見到的葉氏關於溫病的論述，據說乃葉氏晚年遊洞庭湖時，其門人顧景文隨於舟中，手錄葉氏口授而成章。現所傳本出於華岫雲、唐大烈二人。唐氏將其收於《吳醫匯講》，並對原文某些字句作了改動，名為《溫證論治》。章楠(虛谷)從唐本又將其編入《醫門棒喝》，名之為《葉氏溫病論》，並對原文作了註釋。華氏將其載人《臨證指南》，名為:《葉天土溫熱論》。王世雄又從華本將此篇收於《溫熱經緯》中，改題篇名為《葉香巖外感溫熱篇》、《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兩部分，除選錄章虛谷等人註釋外，王氏本人也加人按語。

葉天土關於溫病的論述，篇幅雖然不多，但言簡意賅，既精且深，為溫病學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辨證論治的綱領，是溫病學的重要文獻。其主要貢獻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1)明確地指出了溫病發生、發展的機理及各個不同階段的治療原則。

(2)創立“衛氣營血辨證”，標明了溫病由淺入深的傳變層次，明確地指出了溫病的辨證論治規律。

(3)在溫病的診斷上，總結前人經驗，並大有發展，對望舌、驗齒、辨斑疹、白痦作了詳細說明，為臨床診斷提供了重要依據。

葉天士衛氣營血辨證的創立，把溫病學提高到--個嶄新的階段，使溫病學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對後世溫病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4.清代楊璿的《傷寒溫疫條辨》楊璿， 字玉衡，又名慄山，四川成都人，生於公元1705年。他對傷寒及溫病進行了多年的研究，頗為推崇劉完素和吳又可的見解。他繼承前人經驗，但又不拘泥於前人之說，而能有所發展。他結合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著成《傷寒溫疫條辨》一書。在書中，楊氏詳細剖析了傷寒與溫病病因、病機及治療方法的不同。他指出，溫病之所由來，是因“雜氣由口鼻人三焦，怫鬱內熾”。對於溫病的治法，他指出:“若用辛溫解表，是為抱薪投火，輕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涼苦寒，如升降、雙解之劑，以開導其裡熱，裡熱除而表證自解。”在具體處方用藥上，他創立了治療溫病的十五方，其中“輕則清之”八方，“重則瀉之”六方，而以升降散為其總方。升降散由白殭蠶、蟬蛻、薑黃、大黃組成，有宣透風熱，清解熱毒之功，其餘十四個方劑，皆以升降散中藥物為主而隨證化裁。這十五個方劑，對於治療溫病有較高的實用價值，頗為後世一-些醫家所推崇，《傷寒溫疫條辨》亦是溫病學的寶貴文獻之一。

5.清代昊瑭的“三焦辨證”吳瑭， 字鞠通，江蘇淮陰人，生於公元1736~1820年間。他一生經歷了多次瘟疫的流行，親人亦有死於溫病者，這就激勵了他發憤鑽研醫學。他看到了吳又可的《溫疫論》，認為他“議論巨集闊，實有發前人所未發”，然而“細察其法，亦不免支離駁雜，大抵功過兩不相掩，蓋用心良苦，而學術未精也”。於是他“又遍考晉、唐以來諸賢議論”，認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備者，蓋不可得”。他對葉天士評價很高，認為他“持論平和，立法精細”，但又指出葉氏也有不足之處:“葉氏吳人， 所治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於是吳鞠通下定決心寫一部溫病學專書。他經過多年努力，“歷取諸賢精妙，考之《內經》，參以心得”，採取《傷寒論》以條文分證的形式，著成《溫病條辨》一書，並於條文之後自加分注，以方、藥附於證後，這是一部系統的溫病學專著。其主要貢獻可歸納為三個方面:

(1)提出了“三焦辨證”，它以三焦為綱，病名為目，論述了風溫、溼溫、溫疫等九種溫病的證治，對後世有很大指導意義。

(2)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作為三焦溫病的治療原則,為臨床處方用藥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規範。

(3)吸取前人經驗，歸納出清絡、清營、育陰等各種治療法則，創立了銀翹散、桑菊飲、清營湯、大定風珠等方劑，使溫病學說在理、法、方、藥各方面更加系統和完善。

《溫病條辨》是一部理、法、方、藥系統完整的溫病學專書，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實用價值，為近代溫病學者所推崇。但它以三焦為綱，病名為目，把衛氣營血辨證穿插到三焦辨證之中，這就使其眉目不清，紛繁複雜，給初學者帶來閱讀上的困難，是其美中不足之處。

6.清代其他溫病學家及其著作清代除 了葉天士、楊慄山、吳鞠通之外，還有許多醫學家在溫病學方面有所著述，其中較為突出的如陳平伯(祖恭)的《外感溫病篇》，薛雪(字生白，自號一瓢)的《溼熱病篇》，餘霖(師愚)的《疫疹-得》，雷豐(少逸)的《時病論》等著作，都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豐富了溫病學說的內容，使溫病學說日臻完善，自成體系，有效地指導著溫病的辨證論治。

在清代的溫病學著作中，特別應當提出的還有王世雄的《溫熱經緯》一書。王世雄，字孟英，錢塘人，生於公元1809~1890年間。他一生勤奮地研究醫學，特別在溫病學方面，造詣很高，著有《溫熱經緯》一書。是書以《黃帝內經》、《傷寒論》、《 金匱要略》中有關溫病的論述為經，以葉天士、陳平伯、薛生白、餘師愚諸家的溫病學著作為緯，附以後世溫病學家的註釋，並結合自已的體會加以按語，對其是非曲直詳加評析，是一部優秀的溫病學文獻彙編。

從以上簡述中可以看出，祖國醫學溫病學說是經過無數人的努力，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在同急性熱病作鬥爭的大量臨床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