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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病學說是祖國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中國古代醫學家在同外感熱病作鬥爭的臨床實踐中,經過千百年的漫長曆程,無數人的不斷努力,才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形成和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黃帝內經》和《難經》對溫病的認識

《黃帝內經》大約成書於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是中國現存較早的一部古典醫學鉅著,其中已有關於溫病的記載。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說:“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素問●熱論》說:“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說:“氣乃大溫, 草木乃榮,民乃癘,溫病乃作。”《素問●刺志論》說:“氣虛身熱,得之傷暑。”和《內經》同時代而稍晚的古典醫籍《難經》中,也有關於溫病的記載。如《難經●五十八難》說:“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從《黃帝內經》和《難經》的記載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對溫病的病因、病機、臨床表現及某些病名已有所認識,但對其辨證論治,卻還沒有專門論述。

二、《傷寒雜病論》對溫病的認識

《傷寒雜病論》是東漢末年張機(字仲景,南陽郡涅陽人,約生於公元150~219年間)的著作。它是中國現存較早的一部重要臨床醫學著作。由於當時戰亂頻發,原書已佚,經後世醫學家整理、編次而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書刊行於世。在這兩部書中,也有關於溫病的記載。如《傷寒論》說:“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金匱要略方論●痙溼喝病脈證第二》說:“ 太陽中熱者,喝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蔘湯主之。”《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一些方劑如麻杏石甘湯、白虎湯、三承氣湯、白頭翁湯等,亦被後世治療溫病所廣泛採用,對溫病治療上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在這兩部書中,對溫病的辨證論治,畢竟還沒有做出系統的論述。因為《傷寒論》是論述外感病的第一部專著,對後世影響極大,所以一些醫學家認為,《傷寒論》中也概括了溫病學的內容,在溫病的治療,上,也承襲《傷寒論》的方法。這樣,就束縛了溫病學說的發展,使溫病學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不能脫離《傷寒論》的框框而獨自形成體系。

三、晉、唐時期對溫病的認識

1.晉代王熙(叔和) 王叔和在《傷寒論序例》中把溫病分為兩種。他認為,一種溫病是冬時感寒藏於肌膚,至春為溫病,至夏為暑病。這種寒邪內伏,至春、夏自內外發而成伏氣溫病的觀點,對《內經》“冬傷於寒,春必溫病”的說法作了進一步說明;另一種溫病是病中更感異氣,轉為溫病。此外,王叔和又首創“時行”之說。他說:“凡時行者,春時應曖而反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每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他的這種說法,對後世關於疫病的認識有一定的影響。

2.隋代巢元方巢元方在 《諸病源候論》中把溫病分為三十四候,對其病因、病機均有論述,並指出了溫病有“轉相染易”的流行特點。這些論述對後世溫病學家有一定啟發。

3.唐代孫思邈和王燾唐代孫思邈所著的 《備急千金要方》和王燾所著的《外臺祕要》兩部書,是祖國醫學典籍中繼《傷寒雜病論》之後較為重要的臨床醫學著作。在這兩部書中,收載了一些治療溫病的方劑。如《備急千金要方》用葳蕤湯以滋陰解表,對後世頗有啟發。《外臺祕要》中的太乙流金散燒煙燻闢溫氣,黑膏方治療溫毒發斑等,對後世預防與治療溫病都有一定啟示。晉、唐時期對溫病的認識及某些治療方法,散見於一些醫學家的著作之中,這一時期溫病學的發展是緩慢的。

四、金、元時期對溫病的認識

金、元時期,由於連年戰亂,勞動人民生活極端艱苦,疾病廣泛流行,這種狀況,對醫學的發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此時,--些醫學家提出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主張,打破了自晉、唐以來醫學界泥古守舊的局面,推動了祖國醫學的發展。這一時期,對溫病學有所創見的主要有劉完素、王履等人。

1.金代劉完素劉完素,字守真,因生於河間府,後世稱之為劉河間,約生於公元1110年間,著有《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傷寒直格》等書。他根據當時熱性病流行的情況,總結治療經驗,提出“六氣皆從火化”的觀點,對火熱致病的病機進行了深人的分析,提出了以寒涼藥治療熱性病的見解,並運用雙解散、涼膈散、天水散(六一散)、黃連解毒湯等方劑治療熱病,發展了祖國醫學對溫病的認識。這是溫病學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為溫病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元代王履 王履,字安道,江蘇崑山縣人,約生於公元1332~ 1391年間,著有《醫經溯洄集》一書。他在書中明確地指出了溫病與傷寒之不同。他說:“ 傷寒即發於天令寒冷之時,而寒邪在表,閉其腠理,故非辛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溫病、熱病後發於天令暄熱之時,....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從劉完素、王履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金、元時期對溫病的病因、病機及治療均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此時用藥尚未能完全擺脫辛溫發散的框框,如:雙解散中仍用麻黃、防風、蒼朮等藥,而且溫病學說也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五、明、清時期溫病學說的形成和發展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銳。統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生活異常貧困,造成了疫病的頻繁流行。這就迫使一些醫學家尋求相應的治療方法,使溫病學說在廣泛的臨床實踐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溫病學著作不斷出現,理論漸趨完善,終於擺脫了《傷寒論》的束縛而形成獨立的體系。

1.明代汪機的“新感溫病”說汪機, 字省之,安徽祁門人,世居祁門之石山,人亦稱之為汪石山,生於公元1463~1539年間。在汪石山以前,對於溫病的發病,都依據《內經》“冬傷於寒,春必溫病”之說而侷限於“伏氣溫病”的範疇。汪氏首先提出“新感溫病”的觀點,他說:“有不因冬月傷寒而病溫者,此特春溫之氣,可名日春溫,如冬之傷寒,秋之傷溼,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溫病也。”他這種對溫病發病的認識,對溫病學說完整體系的形成有很大貢獻。

2.明代吳有性的“戾氣”說吳有性, 字又可,明末江蘇姑蘇人,崇禎辛巳年(1641 年)瘟疫大流行,遍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等省。吳又可在大量臨床實踐中深入研究當時瘟疫流行的特點,總結治療經驗,著成《瘟疫論》一書。

吳又可反對王叔和提出的疫病發生原因是“非其時而有其氣”的說法。他認為:“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之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稱這種異氣為“戾氣”。他還指出了瘟疫的傳變途徑是“自口鼻而人”,這種觀點,突破了外邪傷人皆從皮毛而人的舊框框。他還論述了瘟疫的傳變及治療問題,組創了方劑達原飲,給瘟疫的治療開闢了新的途徑。《瘟疫論》是一部出現較早的溫病學專著。

3. 清代葉桂的“衛氣營血辨證” 葉桂,字香巖,號天士,蘇州人,生於公元1666~1746年間。葉氏勤奮好學,虛心求師,十年之內先後從十七位老師學醫。他一生從事臨床實踐,很少著述。現所能見到的葉氏關於溫病的論述,據說乃葉氏晚年遊洞庭湖時,其門人顧景文隨於舟中,手錄葉氏口授而成章。現所傳本出於華岫雲、唐大烈二人。唐氏將其收於《吳醫匯講》,並對原文某些字句作了改動,名為《溫證論治》。章楠(虛谷)從唐本又將其編入《醫門棒喝》,名之為《葉氏溫病論》,並對原文作了註釋。華氏將其載人《臨證指南》,名為:《葉天土溫熱論》。王世雄又從華本將此篇收於《溫熱經緯》中,改題篇名為《葉香巖外感溫熱篇》、《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兩部分,除選錄章虛谷等人註釋外,王氏本人也加人按語。

葉天土關於溫病的論述,篇幅雖然不多,但言簡意賅,既精且深,為溫病學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辨證論治的綱領,是溫病學的重要文獻。其主要貢獻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1)明確地指出了溫病發生、發展的機理及各個不同階段的治療原則。

(2)創立“衛氣營血辨證”,標明了溫病由淺入深的傳變層次,明確地指出了溫病的辨證論治規律。

(3)在溫病的診斷上,總結前人經驗,並大有發展,對望舌、驗齒、辨斑疹、白痦作了詳細說明,為臨床診斷提供了重要依據。

葉天士衛氣營血辨證的創立,把溫病學提高到--個嶄新的階段,使溫病學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對後世溫病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4.清代楊璿的《傷寒溫疫條辨》楊璿, 字玉衡,又名慄山,四川成都人,生於公元1705年。他對傷寒及溫病進行了多年的研究,頗為推崇劉完素和吳又可的見解。他繼承前人經驗,但又不拘泥於前人之說,而能有所發展。他結合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著成《傷寒溫疫條辨》一書。在書中,楊氏詳細剖析了傷寒與溫病病因、病機及治療方法的不同。他指出,溫病之所由來,是因“雜氣由口鼻人三焦,怫鬱內熾”。對於溫病的治法,他指出:“若用辛溫解表,是為抱薪投火,輕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涼苦寒,如升降、雙解之劑,以開導其裡熱,裡熱除而表證自解。”在具體處方用藥上,他創立了治療溫病的十五方,其中“輕則清之”八方,“重則瀉之”六方,而以升降散為其總方。升降散由白殭蠶、蟬蛻、薑黃、大黃組成,有宣透風熱,清解熱毒之功,其餘十四個方劑,皆以升降散中藥物為主而隨證化裁。這十五個方劑,對於治療溫病有較高的實用價值,頗為後世一-些醫家所推崇,《傷寒溫疫條辨》亦是溫病學的寶貴文獻之一。

5.清代昊瑭的“三焦辨證”吳瑭, 字鞠通,江蘇淮陰人,生於公元1736~1820年間。他一生經歷了多次瘟疫的流行,親人亦有死於溫病者,這就激勵了他發憤鑽研醫學。他看到了吳又可的《溫疫論》,認為他“議論巨集闊,實有發前人所未發”,然而“細察其法,亦不免支離駁雜,大抵功過兩不相掩,蓋用心良苦,而學術未精也”。於是他“又遍考晉、唐以來諸賢議論”,認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備者,蓋不可得”。他對葉天士評價很高,認為他“持論平和,立法精細”,但又指出葉氏也有不足之處:“葉氏吳人, 所治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於是吳鞠通下定決心寫一部溫病學專書。他經過多年努力,“歷取諸賢精妙,考之《內經》,參以心得”,採取《傷寒論》以條文分證的形式,著成《溫病條辨》一書,並於條文之後自加分注,以方、藥附於證後,這是一部系統的溫病學專著。其主要貢獻可歸納為三個方面:

(1)提出了“三焦辨證”,它以三焦為綱,病名為目,論述了風溫、溼溫、溫疫等九種溫病的證治,對後世有很大指導意義。

(2)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作為三焦溫病的治療原則,為臨床處方用藥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規範。

(3)吸取前人經驗,歸納出清絡、清營、育陰等各種治療法則,創立了銀翹散、桑菊飲、清營湯、大定風珠等方劑,使溫病學說在理、法、方、藥各方面更加系統和完善。

《溫病條辨》是一部理、法、方、藥系統完整的溫病學專書,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實用價值,為近代溫病學者所推崇。但它以三焦為綱,病名為目,把衛氣營血辨證穿插到三焦辨證之中,這就使其眉目不清,紛繁複雜,給初學者帶來閱讀上的困難,是其美中不足之處。

6.清代其他溫病學家及其著作清代除 了葉天士、楊慄山、吳鞠通之外,還有許多醫學家在溫病學方面有所著述,其中較為突出的如陳平伯(祖恭)的《外感溫病篇》,薛雪(字生白,自號一瓢)的《溼熱病篇》,餘霖(師愚)的《疫疹-得》,雷豐(少逸)的《時病論》等著作,都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豐富了溫病學說的內容,使溫病學說日臻完善,自成體系,有效地指導著溫病的辨證論治。

在清代的溫病學著作中,特別應當提出的還有王世雄的《溫熱經緯》一書。王世雄,字孟英,錢塘人,生於公元1809~1890年間。他一生勤奮地研究醫學,特別在溫病學方面,造詣很高,著有《溫熱經緯》一書。是書以《黃帝內經》、《傷寒論》、《 金匱要略》中有關溫病的論述為經,以葉天士、陳平伯、薛生白、餘師愚諸家的溫病學著作為緯,附以後世溫病學家的註釋,並結合自已的體會加以按語,對其是非曲直詳加評析,是一部優秀的溫病學文獻彙編。

從以上簡述中可以看出,祖國醫學溫病學說是經過無數人的努力,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在同急性熱病作鬥爭的大量臨床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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