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景在《金匱要略》第十二篇“痰飲咳嗽病脈證並治”中提出“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這一治痰飲的總原則。而隨著不斷深入的學習和對中醫的進一步研究，我漸漸悟到了其中深邃的含義。

首先，張仲景所說的痰飲，當指廣義痰飲，即由人體臟腑陽氣衰微，水液運化輸布失常停積於某些部位，以嘔、喘、咳、滿、腫、痛、悸等為主症的疾病。究其病機，當與三焦氣化和肺、脾、腎、肝的功能活動有關。因正常情況下三焦主司全身氣化，為內臟的外腑，執行水谷津液的通道，氣化則水行；若三焦氣化失宣，陽虛水液不運，必致水停為患。肺居上焦，主氣，為水之上源，可宣發肅降，通調水道；若肺氣失宣，通調失司，津液則失於佈散，聚為痰飲。脾居中焦，主運化水溼，又為氣機升降之樞紐，既可將津液上輸於肺，又可向四周佈散全身；若溼邪困脾或脾虛不運，均可使水谷精微不歸正化，聚為痰溼。腎為水之下源，主水液氣化；若腎氣不足，蒸化失司，可致水溼氾濫而痰飲內生。肝主疏洩，使氣機調暢，三焦氣治則津行，從而促進了津液的輸布環流。若肝氣鬱滯則津行不暢致痰飲內生。而諸髒之中，脾運失司首當其衝。因脾陽虛則上不能輸精以養肺，水液不歸正化反為痰飲積於肺；下不能助腎以制水，水寒之氣反傷腎陽，由此必致水液內停中焦，波及五臟。故本病總屬陽虛陰盛，輸化失調，因虛致實，水飲停積為患。

而張仲景提出“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我想應有以下幾點：1、溫化水飲，振奮陽氣，當為治本之法則。因脾胃喜溫惡寒，且水飲為陰邪，陽衰則飲聚，得溫則宣化，且飲邪積聚於人體又易傷陽氣，所以投以溫藥，既可振奮陽氣，行水化飲，又可開腠理，通水道，暢氣機，散凝結，從而使陰陽平和，飲消津布。然溫藥又有溫補與溫散之分。若陽微氣衰者，當以溫補治本。如真武湯治脾腎陽虛，水氣內停證。方中炮附子為君，溫腎助陽，以化氣利水，兼暖脾土，以溫達水溼。偏於表者，當以溫散發汗，如小青龍湯。2、應參以行、消、開、導之法。行者，行其氣也；消者，消其痰也；開者，開其陽也；導者，導飲邪從大小便出也。因水飲多為有形之邪，可隨氣機升降而周布全身，內而臟腑，外而筋骨皮肉，無所不至。飲邪為患，既能阻滯氣機又可流注經絡，痺阻血行。故治之除利用溫性藥物調理臟腑外，還要配合發汗、利小便或逐水藥物來祛除飲邪。如《本義》:“言和之則不專事溫補，即有行消之品。”[1]且 “夫短氣有微飲者，當從小便去之”，標本兼顧，才能取得良好的療效。3、“和”——溫之不要太過，應以調和為原則。一方面，痰飲的形成乃臟腑陽氣衰微，水液代謝障礙所形成。而溫補之品多屬厚味滋膩，過用則易戀邪；溫散藥物多為辛燥之品，過服則耗散陽氣，損傷津液，加重痰飲為患。另一方面，應三因制宜。因人制宜——小兒雖生機旺盛，但臟腑嬌嫩，氣機未充，故應忌用峻劑，當重視宣肺散邪，調理脾胃；青壯年正氣旺盛，體質強健可側重於攻邪瀉實；老年階段生機減退，氣血已衰，應扶正補虛。因時制宜——《素問·天元正紀大論》:“用熱遠熱，用溫遠溫，用寒遠寒，用涼遠涼。”[2]因地制宜——根據不同地域環境特點，來制訂適宜的治法和方藥。

張仲景依據這一總則，分別論述了對痰飲、懸飲、溢飲、支飲之治療，其涉及的方劑雖多，且有小、大、緩、急、奇、偶、復之別，但皆未出“溫藥和之”之例，堪稱後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