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語出《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是中國古代醫家在對天人關係思考過程中，基於對四時規律的觀察，引申出的針對人體如何順應四季規律以調整個體陰陽和諧的一種原則性的提法，為歷代醫家、道家、養生家所重視，至今不衰。
秦漢時期：探究天人合一，理論大廓形成
秦漢時期，隨著哲學向醫學的滲透，許多哲理性醫學理論觀點逐漸形成。《黃帝內經》在探究人體生命活動規律過程中，觀察自然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言明“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對應人體“順四時而適寒暑”（《靈樞·本神篇》），適應自然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規律，才能達到“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素問·生氣通天論》）之目的。
就理論基礎構建而言，《黃帝內經》將陰陽五行學說貫穿其中，如“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靈樞·官能》），另對於臟腑與外在環境和四時陰陽的變化規律予以探索，先後有“藏氣法時”論，即“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素問·藏氣法時論》），有“四時五藏陰陽”論，即“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素問·金匱真言論》），以及“順氣一日分為四時”說等，基本定義了自然界陰陽變化的一般規律，也就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法則，凡養生、療疾必須順應“四時之序”。據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引書》開篇所載“春產，夏長，秋收，冬臧（藏），此彭祖之道也”，可知當時養生家、醫家對於“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應用還是比較原始，但是理論輪廓已經基本形成。
隋唐時期：醫道齊聚養生，注重飲食起居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與道教的全盛時期，醫家的學術思想和醫療經驗與道家的養生學說互相借鑑，豐富了中醫學的理論。醫家受限於《內經》註解方法，唯從飲食起居方面對“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理論加以理解。如王冰整理編《黃帝內經》次成《素問注》，首次把飲食五味和人體髒氣盛衰與四時變化聯絡起來，提出“春食涼，夏食寒，以養於陽；秋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素問次注·四氣調神大論》）。
據明代胡文煥《養生導引祕籍》收載唐代道士施肩吾撰《西山群仙會真記》所言“仲夏、仲冬之月，善養形者，處於深堂，避其大寒、大熱之氣而伏其肌膚”“暑不當風”“夏不臥溼”“冬不極熱”“夏不極涼”“故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以陰煉陽，陽不損弱。如一年內，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是借陰養陽，以陽消陰也”等，不難發現當時道教養生對於“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應用相較於醫家則更為靈活，其中部分觀點也被後世醫家廣泛吸取。如，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道林養生》指出“凡人臥，春夏向東，秋冬向西。”即春夏睡眠應向東而臥以養陽，秋冬睡眠應向西而臥以養陰，應是孫思邈對“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見解。至於王燾《外臺祕要·卷第四》轉述《素問·金匱真言論》“藏於精者，春不病溫”說，強調人體正氣的衛外功能必須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適時調節陰陽，從而發揮作用，並以此補充對“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認識。
宋金元時期：理法針藥齊備，學術思想爭鳴
宋金元時期醫家繼續嘗試將“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應用於養生、針刺等實踐，並在實踐中總結，也體現了不同醫家的學術特點。如，龐安石《傷寒總病論·卷第六》記載養陽法，如“時當溫，必將理以涼；時當暑，必將理以冷，涼冷合宜，不可太過，故能扶陰氣以養陽氣也。”養陰法，如“時當涼，必將理以溫；時當寒，必將理以熱，溫熱合宜，不可太過，故能扶陽氣以養陰氣也。”朱肱借鑑唐代王冰對於“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方法對四季正常飲食予以歸納。竇材《扁鵲心書·須識扶陽》引用俗語說：“陽精若壯千年壽，陰氣如強必斃傷”，“陰氣未消終是死，陽精若在必長生”，可以看作是對“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理論的延伸，可歸屬於溫補學派“萌芽期”的醫著。
竇漢卿《針經指南》從針刺補瀉手法解讀“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朱丹溪總結“一年之虛”“一月之虛”“一日之虛”“平素之虛”說，對應攝養之法，以節慾為主，可算是對“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發揮。戴思恭《丹溪心法》另言“春夏治未病”“秋冬治未病”，方法包括“宜夜臥早起於發陳之春，早起夜臥於蕃秀之夏，以之緩形無怒而遂其志，以之食涼食寒而養其陽”“與雞俱興於客平之秋，必待日光於閉藏之冬，以之斂神匿志而私其意，以之食溫食熱而養其陰”（《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
明清時期：敢於變通權宜，積極實踐創新
明清時期醫家對於“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理論的理解與應用更為靈活，不但有對前人注經疏義的評價，有四時用藥的規範，有對陰陽辨證的深層理解，以及對體質學說的發揮。使“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理論得以豐富和發展。
李時珍《本草綱目》專論“四時用藥”，依據“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提出“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本草綱目·序列上·四時用藥例》）。張介賓《類經·攝生類》從攝養不當角度，提出“有春夏不能養陽者，每因風涼生冷，傷此陽氣，以致秋冬，多患瘧瀉，此陰勝之為病也。有秋冬不能養陰者，每因縱慾過熱，傷此陰氣，以致春夏，多患火證，此陽勝之為病也。”與此相反，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從病理角度，認為“春溫夏熱,元氣外洩,陰精不足,藥宜養陰；秋涼冬寒,陽氣潛藏,勿輕開通,藥宜養陽。”(《神農本草經疏·治法提綱》)。程林《醫暇卮言·捲上》給出對應的攝養方法，如“春生夏長，乃陽氣發洩之時，教以禮樂者，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脈，亦養陽之道也”“秋冬收藏，乃陰氣收斂之時，教以詩書者，猶遊以求之，涵詠以體之，亦養陰之道也。”另外，葉桂《臨證指南醫案》所收載虛勞、痺病醫案各一則，均有將“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理論應用其中，一則強調患者體質，一則強調治則治法，應視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思想在臨床實踐的典範。
進一步研究，可以順著“冬病夏治”的方法學研究思路，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著重從體質發病的角度闡明“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治法規律，將此理論研究提高到新的層次，並以此促進《黃帝內經》學術的理解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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