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考慮創傷歷史

在1985年，我剛剛開始與精神科醫生朱蒂斯·赫爾曼（Judith Herman，後稱朱蒂）合作。那時她的第一本書《父女亂倫》（Father-Daughter Incest）剛剛出版。我們都在劍橋醫院（哈佛眾多教學醫院之一）工作，我們都對創傷如何影響病人的生活非常感興趣。我們開始有規律地見面，而且比較筆記。

我們都發現，很多告訴我們可怕童年回憶的病人都被診斷為邊緣型人格障礙（BPD）。邊緣型人格障礙與不穩定的人際關係、極端的情緒波動和自毀行為密切相關，包括自殘和反覆的自殺企圖。為了瞭解童年創傷與創傷是否相關，我們決定設計一個正式的科學研究，並向國立衛生研究院申請了研究基金。但這個申請被拒絕了。

我們沒有屈服。朱蒂和我決定自己出錢做研究，而且我們還聯合了劍橋醫院研究主任克里斯·佩裡（Chris Perry），他受到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在劍橋醫院招募被試進行BPD和其他相關診斷，即人格障礙的研究。他在這一課題收集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但他從未考慮過童年虐待和忽視。儘管他毫不掩飾對我們研究計劃的懷疑，他還是慷慨地讓我們訪談他的25個門診病人，而且他也同意讓我們將結果與他已收集的資料庫進行比較。

朱蒂和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談及創傷性歷史？你總不能直接問“你小時候被侵犯過嗎？”或“你的父親打你嗎？”吧。誰會對一個陌生人和盤托出如此敏感的資訊呢？既然人們通常都會對自己的創傷性經歷感到羞愧，我們設計了一個訪談工具，創傷過往問卷（the Traumatic Antecedents Questionnaire，TAQ）。

訪談開始於一系列的簡單問題：“你住在哪裡？你和誰一起住？”“誰負責付賬單，誰負責煮飯和清潔？”

如此這般，我們逐漸推進到一些更顯露日常的問題。例如，如果我們要問“你在日常生活中依賴誰？”我們就會問：“如果你病了，誰會負責購物和帶你去看醫生？”而“你會在不開心的時候找誰談談？”這個問題意味著我們想知道“誰會給予你情緒上和生活上的支援”。一些病人會給我們令人驚訝的回答：“我的狗”“我的治療師”，或是“沒有人”。

我們也會問與他們童年相關的問題：誰和你一起住？你搬家的頻率如何？誰是你的主要養育者？很多病人都說，他們小時候反覆搬家，讓他們總是在學年期中被迫轉學。其中一些人的主要養育者在監獄、在精神病醫院，或參軍。還有一些人不斷在各個寄養家庭或不同的親戚之間輾轉。

問卷的下一部分關於童年關係：“你的家庭中誰最喜歡你？”“誰會把你當作一個特別的人對待？”

接著是一個重點問題——其中一個，據我所知，從未在一個科學研究中被問及：“你在成長過程中，有任何人可以讓你感到安全的嗎？”1/4的受訪者想不起任何一個讓他們在小時候感到安全的人。我們在“沒有人”這個選項上打鉤，雖然我們都沒有說什麼，但我們都震驚了——想象一下，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孩子，缺乏保護和關注，自己一個人在世界上掙扎求存。

問題繼續：“誰負責在家裡制定和維護規矩？”“如果孩子們違反規矩，他們會受到怎樣的懲罰？是談話、責罵、打屁股、毆打，還是被鎖起來？”“你的父母是怎樣解決他們的意見不合的？”一般到這時，閘門就打開了，很多病人主動提起他們小時候經歷的細節來。

一位女性患者目擊她妹妹被強暴；另一位患者告訴我她的第一次性經歷是在她8歲時——與她的爺爺。男人和女人們都說過，他們躺在床上時聽到傢俱被砸破父母在叫罵的情景；一位年輕男人報告他下樓時發現母親躺在血泊中。其他人談及他們在小學時沒有被接走，或者回到家發現家裡空無一人，只好在家獨自過夜。一位當廚師的女士告訴我，她在母親因為毒品犯罪被關進監獄時，學會了為家人做飯。另一個人9歲時在繁忙時段的高速公路上控制汽車方向盤，因為她母親醉酒後駕駛，並突然轉向。

我們的患者從未有過逃跑或脫離家庭的想法；他們沒有人，也沒有地方可以尋求庇護。但他們用某些方式控制著他們的恐懼與絕望。他們也許在第二天早上去學校時假裝一切都很好。朱蒂和我發現，BPD小組的問題——例如人格解離、渴望依附於任何可能有效的人——可能是一種有效方式，幫助小時候的他們處理這些難以忍受的情緒和無法逃避的殘酷。

朱蒂和我完成訪談之後，我們根據病人的回答進行打分，也就是說，將他們的回答變成數字，便於電腦進行分析，而克里斯·佩裡將這些分析數值與他儲存在哈佛超級計算機的、龐大的患者資料進行比較。在4月的一個星期六的早上，他給我們留了一個資訊，讓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在那兒，我們發現一大摞列印資料，克里斯還在那堆資料上面放了一張格雷·拉爾森的卡通畫，上面畫著一組研究海豚的科學家被海豚“奇怪的‘喔巴啦呃嘶叭唷’的聲音”困惑的樣子。他說，這些資料說服了他：只有理解了創傷和虐待的語言，才能理解邊緣型人格障礙。

我們後來向美國精神病學雜誌報告，在劍橋醫院中，81%的邊緣型人格障礙患者都報告過小時候的受虐待或忽視；而且，絕大多數的虐待始於7歲以前。

這一發現極為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創傷的影響取決於、至少是部分取決於創傷開始的年齡。

後來，麥克萊恩醫院（McLean Hospital）的馬丁·泰歇爾（Martin Teicher）研究發現，不同型別的虐待對於不同腦區的發展會有不同的影響。儘管此後無數實驗都與我們有同樣發現，我仍然不斷在科研論文中見到諸如這樣的敘述：“我們假定，邊緣性人格障礙患者可能有童年創傷。”這個假設什麼時候可以變成一個被科學證明為事實呢？

我們的研究明顯支援了約翰·鮑爾比的結論：孩子們之所以感到持續的憤怒、充滿負罪感，或長期恐懼於被拋棄，或充滿被拋棄的感覺，是由於他們過去的實際經歷。

例如，孩子們之所以會產生害怕被拋棄的感覺，不是因為他們抑制內在，而是因為他們曾被身體上或心理上拋棄，或被反覆威脅要拋棄。孩子們長期感到憤怒，是因為他們曾被拒絕，或因為曾受到過惡劣的對待。當孩子們與他們的內在憤怒之間有劇烈的衝突，很有可能是因為他們被禁止表達，或者他們認為表達自我是危險的。

鮑爾比發現，當孩子們否認他們強烈的體驗時，會引發嚴重的問題，包括“對他人的長期不信任、好奇心抑制、否認他們的感受，以及感覺一切事情都不真實的傾向。”我們將發現，這些問題對於治療有重要暗示。

我們拓寬了創傷性經歷的研究範疇，從PTSD診斷擴充套件到的虐待的或忽視的養育者關係的長期影響。這也讓我們想起另一個重要問題：到底怎樣的治療方式對於有創傷史的人，特別是有長期自殺意念和自殘行為的人來說，是有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