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戰“疫”效驗錄

首頁>健康>家庭中醫藥雜誌2020-04-24 17:42

中醫戰“疫”效驗錄

大量新聞報道顯示，中醫藥在應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有不少人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平凡無奇的草藥，怎麼能夠抵禦狂暴肆虐的病毒呢？然而不得不說的是，華夏先民其實很早就開始了對瘟疫的思考，《素問•刺法論》說：“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

瘟疫，古稱溫疫，《素問•本病論》曰：“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溼令不化，民病溫疫。”古人沒有顯微鏡等現代技術手段，看不到細菌、病毒等致病因素，但很早就認識到了溫疫與時令風氣失常有關。時令風氣失常導致人體內部失衡，而中草藥卻能調節人體的平衡，從而恢復和提高人體的“免疫力”，去抵禦致病的“疫氣”“癘氣”“異氣”。

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幹”（《素問•刺法論》），這種總體認識雖然正確，但其中的具體規律卻並不容易尋找。各類“疫氣”並不相同，特別又因有些疫病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常在古代社會釀成“十室九空”的慘劇，“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曹植《說疫氣》），此類記述不絕於史書。據《中國疫病史鑑》統計，西漢到清末的兩千多年裡，中國至少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

歷史上，人們不斷探尋著防禦和治療疫病的方法，更有那些天資超眾的名醫大賢，廢寢忘食，殫精竭慮，與瘟疫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抗爭。如東漢的張仲景、東晉的葛洪、唐初的孫思邈，以及“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丹溪，“溫病四大家”葉桂、薛雪、吳鞠通、王士雄，等等。

名醫與瘟疫之戰，到底成敗如何呢？

遺憾的是，由於文獻資料缺乏的原因，今天我們無法了解到金元以前醫家與瘟疫抗爭的戰績究竟如何。如對於張仲景，從存世文獻來看，我們知道他因其宗族淪喪過半而發憤研究外感熱病，著《傷寒雜病論》，其創立的麻杏石甘湯、麻杏薏甘湯、四逆加人蔘湯、白虎湯等方劑也為後世溫病學家所習用，但他的方法究竟治癒了多少人、對抑制瘟疫蔓延起了多大作用，卻不得而知。又如東晉的葛洪，他創立了黃連解毒湯等方劑，在其著作《肘後備急方》中還專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又有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天行疫癘、常用闢溫病散方等方藥，但他在他那個戰亂不休、瘟疫頻發的時代有何實際作為，卻找不到相關的文字證明了。

然而，找不到早期抗擊瘟疫成功的文字證明，並不等於歷朝歷代與瘟疫之戰均以失敗告終。金元以後的文獻資料顯示，幾位名醫抗擊瘟疫的方藥不僅有效驗，甚至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大範圍的或徹底的勝利。今節錄幾位名醫的戰“疫”事蹟，以饗讀者。

李杲授方救疫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縣）人，晚年自號東垣老人，人稱“李東垣”。李杲師從張元素，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密藏》等。因其首創重視調理脾胃以治百病，後世將其學派稱為“補土派”（脾胃在五行中屬土）。

據明代李濂《醫史》所錄元代硯堅所作《東垣老人傳》記載，一次河南濟源民間爆發了俗名“大頭天行”的瘟疫，俗醫遍查醫書，無以對證，就根據自己的見解，以下法治之，不見有效，再給病人瀉下，病情就接連不斷加重，結果致死無數。但醫生都不把治死人當作過錯，病人家屬也不認為治法有什麼不對。李杲目睹疫情慘狀，心中哀痛，就廢寢忘食地探討病因、研究治法，最終制成一方，經試驗有效。李杲命人將此方刻在木板上，公佈於人群聚集的地方，此後用這個方子的病人都獲痊癒。當時人們不知道救他們的是誰，都以為是仙人傳授方藥，又把這個醫方刻在了石碑上。

大頭天行，又稱大頭瘟、大頭風、大頭傷寒，屬風溫、溫毒一類的流行病，因感受風溫時毒，邪氣侵入三陰經絡而發病，病者惡寒發熱、頭面紅腫、目不能開、咽喉不利，舌燥口乾，舌紅苔白兼黃。《東垣試效方•雜方門•時毒治驗》記述，李杲治以“普濟消毒飲子”，方用黃芩、黃連、人蔘、橘紅、玄蔘、生甘草、連翹、黍粘子、板藍根、馬勃、白殭蠶、升麻、柴胡、桔梗，為細末服餌，或加防風、薄荷、川芎、當歸身，水煎。“用黃芩、黃連味苦寒，瀉心肺間熱以為君；橘紅苦平，玄蔘苦寒，生甘草甘寒，瀉火補氣以為臣；連翹、黍粘子與薄荷葉苦辛平，板藍根味苦寒，馬勃、白殭蠶味苦平，散腫消毒、定喘以為佐……服盡良愈。”

吳有性始作專書

吳有性（公元1582—1652年），字又可，明末清初江蘇吳縣（今蘇州）人。著有《溫疫論》，成書於1642年。

據《吳江縣誌》等歷史資料記載，在公元1408—1643年間，江浙一帶共爆發大瘟疫19次之多，染疾而死者不計其數。吳又可親身經歷了各次瘟疫，並積極參與救治。他在《溫疫論》自序中也說：“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這一年為公元1641年，次年他即以“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著成《溫疫論》一書。《溫疫論》中記述了疫病的各種傳變及兼夾症，甚至包括不少有名有姓的醫案，如該書上卷“因證數攻”有“朱海疇者，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證”，下卷“損復”有“嚴正甫正，年三十，時疫後，脈證俱平，飲食漸進”等記述，這些都應當是吳又可本人治癒的案例，由此可見吳又可在醫療實踐上也是相當成功的。

吳又可的思想理論非常獨特，如對於傳染病的病因“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就是他提出來的。《清史稿》稱：“古無瘟疫專書，自有性書出，始有發明。”吳又可還創立了“達原飲”“三消飲”。達原飲方用檳榔、厚朴、草果仁、知母、芍藥、黃芩、甘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疏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果辛烈氣雄，除伏邪盤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為達原也。”吳氏此方用於“溫疫初起”，後世廣泛用於溼熱疫病。

治疫聖手葉桂

葉桂（公元1667—1746年），字天士，號香巖，江蘇吳縣人。生於世醫家庭，一生忙於診務，無暇著述，但他的門徒、學生為他整理過《溫熱論》《臨證指南醫案》《葉天士醫案》等書，基本可以代表葉天士的學術思想和經驗、成就。

《臨證指南醫案》成書於1746年，其中收集了葉氏治療溫病的大量醫案，足以證明葉氏乃治療疫病的聖手。如卷五“疫”篇下記述：“譚，口鼻吸入穢濁，自肺系漸幹心胞絡。初病喉痛舌燥，最怕竅閉神昏之象。疫毒傳染之症，不與風寒停滯同法。玄蔘、連翹、鬱金、銀花、石菖蒲、靛葉、射干、牛蒡，衝入真白金汁一杯。”此外，他尤其擅長治療麻疹、水痘、天花等傳染病，如卷五“斑痧疹瘰”記述：“嚴，溼溫雜受，身發斑疹，飲水渴不解，夜煩不成寐，病中強食，反助邪威。議用涼膈疏斑方法。溼溫。連翹、薄荷、杏仁、鬱金、枳實汁、炒牛蒡、山梔、石膏。”

在學術思想上，葉天士提出了“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的觀點，並提倡衛氣營血辨證，對後世溫病學有開創之功。在用藥上，葉天士也創立了一套治療法則：“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如犀角、玄蔘、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

餘霖重用石膏以治疫

餘霖（公元1723—1795年），字師愚，清代安徽桐城人。少習科舉，後棄儒從醫，又因父親染疫不治，憤而專心於疫疹的研究，成為治瘟名家，著有《疫疹一得》一書。

據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乾隆癸丑年（公元1793年）春夏之間，京師大疫。當地醫生按張景嶽的方法治療，十死八九。改用吳又可的方法治療，亦無效。其時有馮姓官人之姬患疫病，幾乎快要斷氣了，一名來自桐城的醫生煎藥時投以大劑量石膏，人皆駭異，然而給病人服下，竟立即轉危為安。於是旁人仿照此法治療疫病，救活了無數的病人。這名醫生就是餘師愚。

此外，《疫疹一得》前有幾篇他序，亦皆言該書作者治疫效驗非凡，如蔡曾源序稱餘氏“三十年來，自南而北，所全活人，殆不可以數計”，又如張若、吳貽二人序皆稱餘氏的藥“服則得生，不服則死”。《疫疹一得》書後附有餘師愚的11則醫案，皆為治疫病起死回生之例，蔚為奇觀。

餘師愚發現本草著作中的石膏，性大寒，味淡薄，體沉，既能清胃熱、解肌熱，又能瀉實熱，是溫熱疫病的首選良藥。因此他在臨床上重用石膏以治熱毒瘟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餘師愚還創制了“清瘟敗毒飲”，方用生石膏、小生地、烏犀角、真川連、梔子、桔梗、黃芩、知母、赤芍、玄蔘、連翹、鮮竹葉、甘草、牡丹皮。此方之義也是重用石膏，以清十二經之熱，並分3種劑型，“生石膏大劑六兩至八兩，中劑二兩至四兩，小劑八錢至一兩二錢”，各適應於疫病的不同階段。該方在後世多用於溫熱疫病，醫家認為餘師愚所見之疫病與吳又可所遇有較大差異。

吳瑭發憤攻溫病

吳瑭（公元1758—1836年），字鞠通，清代江蘇淮陰人。著名溫病學家，著有《溫病條辨》一書。《溫病條辨》自序中記述，吳瑭19歲時因父親患病去世而立志學醫，23歲又因侄子染疫死去而發憤攻溫病，十多年來終有所得，但仍未敢輕治一人。

乾隆癸丑年（公元1793年），京師瘟疫大肆流行，死於俗醫之手者，不計其數。吳瑭的朋友極力推舉他出來治病，因患者大多已成壞病，不治也是等死而已，吳瑭遂出手治之，最終存活了“數十人”。“數十人”這個數字可能只是謙虛的說法，張維屏在《溫病條辨》書後說：“瑭在京治溫病，全活甚眾。”

吳瑭《溫病條辨》一書，專論溫病，在後世被列入了“中醫四大經典”。在書中，他將溫病分為9種：風溫、溫熱、溫疫、溫毒、暑溫、溼溫、秋燥、冬溫、溫瘧，分別論述其證治，並創立了“辛涼平劑銀翹散方”“辛涼輕劑桑菊飲方”“宣白承氣湯”等方劑。銀翹散方用連翹、金銀花、苦桔梗、薄荷、竹葉、生甘草、荊芥穗、淡豆豉、牛蒡子，在後世成為溫病初起的常用方。

集大成者王士雄

王士雄（公元1808—1868年），字孟英，清代浙江海寧人，生於錢塘（今杭州），後遷上海。生於世醫家庭，後成為著名溫病學家，著有《溫熱經緯》《隨息居重訂霍亂論》《歸硯錄》《王氏醫案》等。

清末社會動亂，瘟疫頻繁流行，王士雄繼承家學，積極投身於傳染病的救治活動中，逐漸以其較好的治療效果而名顯於世。清道光年間，江浙一帶爆發了霍亂，王士雄也盡力救治。《清史稿》記述說：“時吳、越避寇者麕集，疫癘大作，士雄療治，多全活。”王士雄治療各種傳染病的例案，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有記述，如《王氏醫案》中就有近百個治療疫病的醫案。

王士雄在瘟疫防治的理、法、方、藥上，都可以說是一位集大成者，在其著作中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刻的總結。王士雄創“蠶矢湯”“解毒活血湯”等方劑，在用藥上以蠶沙為治療霍亂的主藥。王士雄還是一位中西醫匯通的大家，他認識到了上海的霍亂是因人員聚集而產生“臭毒”等社會原因造成的，提出要注意飲食和環境衛生。

西學東漸之後，在傳染病的防治上，西醫逐漸地參與了進來，雖然每次疫情控制和診療活動中仍有部分中醫參加，但西醫佔據了主要的地位。在1910年，東北爆發鼠疫，清政府派西醫伍連德前往哈爾濱控制疫情，甚至沒有中醫參加。西醫方法更重視遷移人群、隔離疫區和自我防護，往往收效迅速。中醫被排除在傳染病防治之外，這使得中醫藥防治傳染病的理論與方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消滅和防治天花、鼠疫、霍亂，基本上都主要是用西醫的方法完成的。國內發生過幾次小範圍的疫病，也主要是用西醫的方法去控制和診治。

1956年針對河北流行性乙型腦炎（簡稱乙腦），蒲輔周先生用溫病之法治癒上百例乙腦患者，卻鮮為世人所知。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以鄧鐵濤領銜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團隊，以中醫為主治療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重用板藍根，治癒率高、用時短，且無後遺症，讓國人看到了中醫藥防治瘟疫的有效性及優勢。

在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中，中醫藥再一次挺身而出抗擊瘟疫是必然的，也是國人所期待的，我們也應當對這場中醫與病毒之戰有信心。因為中醫藥的療效，是千百年來已經充分驗證了的。

據《中醫藥防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各地診療方案綜合分析》（《中醫雜誌》2020年2月6日網路首發）一文，本次疫情，專家認為以“溼、熱、毒、瘀、虛”為主要特點，病位初期在上焦膜原，並耗傷正氣，進而導致脾肺氣虛或氣陰兩虛，重者溼邪化熱，毒邪閉肺，氣營兩燔，內閉外脫。在治療處方中，全國各地採用麻杏石甘湯、達原飲、黃連解毒湯、四逆加人蔘湯、銀翹散、清瘟敗毒飲、宣白承氣湯、解毒活血湯等方劑，或多個經方加減化裁而成的“清肺排毒湯”“透解祛瘟顆粒（肺炎1號方）”等來治療，已經收到了較好的療效。

回顧古代名醫的戰“疫”史和關於效驗的記述，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今天中醫所用抗擊瘟疫的診療方法，早已為古人所驗證，是確切有效的。我們要做的，是靈活地加以運用，並應用現代科技手段將其推向新的高度，如此，中醫藥可以也應當在抗擊瘟疫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