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瀉的入藥部分是乾燥塊莖，呈2～7cm的類球形或卵圓形，質堅實，斷面黃白色，粉性，有多數細孔。氣微，味微苦，歸腎、膀胱經。功能是利小便，清溼熱。用於小便不利，水腫脹滿，洩瀉尿少，痰飲眩暈，熱淋澀痛等症。（摘錄於《中國藥典》）

從藥典的記述可以看出的是現代醫家多認為其藥性“偏瀉”，而最早期的《神農本草經》則首載澤瀉“養五臟、益氣力”、《別錄》亦調“補虛損五勞”。之後，甄權、日華子、張潔古等人也有類似的看法，謂之“可治虛精自出”，“補女人血海、令人有子”，“去舊水養新水”云云。

但後世也有很多醫家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李時珍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對於陶宏景、蘇敬等人尊崇《本經》以澤瀉為上品，認同澤瀉“久服輕身、面生光”有補益之功，很不以為然，指出：“澤瀉行水瀉腎，久服且不可，又安有此神功耶，其謬可知”。對於《本經》、《別錄》之論做了精闢的分析：“脾胃有溼熱，則頭重而目昏耳鳴，澤瀉滲去其溼，則熱亦隨去，而土氣得令，清氣上行，天氣明爽”，指出了澤瀉之所謂“補”，實為滲除溼熱之功。

並且，李時珍還結合澤瀉在仲景地黃丸中的運用，闡明瞭瀉邪藥物與補益藥物的相互依存關係，他說：“仲景地黃丸，用茯苓、澤瀉者，乃取其瀉膀胱之邪氣”，並指出：“古人用補藥，必兼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一闢一固，此乃玄妙，後世不知此理，專一於補，所以久服必至偏勝之害也”。這些深刻的見解和寶貴的用藥經驗成為後世臨證用藥的指南。除了瀕湖老人所論之外，餘如《本草蒙筌》、《本草匯言》、《本草通玄》、《藥品化義》、《本草正義》等所論雖各有見地，也皆主“瀉”不主“補”。

透過上述，可以知道的是：澤瀉對腎中濁氣的祛除基本都是認可的，只是歷代醫家對“補腎”“瀉瀉”的理解不同而已，有固腎瀉水即為“補”之說的；有滋陰利小便即為“瀉”之說的；亦有佐藥配君隨主性之說的。

筆者開始以為是炮製法不同導致的，對比下來也有一點發現。澤瀉的炮製方法最早見於南北朝的《雷公炮炙論》，自雷公提出酒澤瀉後，後世醫家多有應用的，可謂記載最早、應用時間最長的澤瀉炮製品；到宋代出現了炒澤瀉；元代出現了蒸澤瀉；明代記載了有米泔制澤瀉和鹽澤瀉，鹽澤瀉目前已被我國絕大多數地區所用，併成為醫者中所喜用的炮製品。現代雖尚發展了麩炒澤瀉、土炒澤瀉等炮製品，但在中醫臨床應用上卻不屬常用品。

明代開始大量有反對澤瀉主瀉而非補之說，如《本草經疏》："病人無溼無飲而陰虛，及腎氣乏絕，陽衰精自流出，腎氣不固精滑，目痛，虛寒作洩等侯，法鹹忌之。"在此之前，幾乎沒有藥學書籍提到澤瀉味鹹，那也只能是與青鹽炒過後，鹹味入腎更強增加了利小便的清洩作用。

王履《醫經溯洄集》長論到："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爽《本草衍義》雲，不過接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愚謂地黃、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澤瀉之接引而後至也，附子乃右腎命門之藥，官桂能補下焦相火不足，亦不待乎澤瀉之接引而後至矣。唯幹山藥雖獨入手太陰經，然其功亦能強陰，且手太陰為足少陰之上原，原既有滋，流豈無益，且澤瀉雖鹹以瀉腎，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詎非瀉腎邪乎？白茯苓亦伐腎邪，即所以補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他，蓋取其瀉腎邪，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之功。"歷代醫家這種尊古而不拘泥於古的治學態度，確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