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中醫”二字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經方》，其雲：“以熱益熱，以寒增寒，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雲：“有病不治，常得中醫。”但中醫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為了躲避猛獸攻擊和免遭風雨雷電的侵襲，原始人學著鳥兒的樣子，在樹上構築巢屋以保護自己，這種做法可以說是中國人養生保健事業的萌芽階段。

原始人學會使用火之後，很快就發現可以把火用在治療某些疾病上，比如可以把加溫後的石塊放在身體的某個部位，從而解除該部位的疼痛，這就是原始的熱熨法。在熱熨法的基礎上，經過無數次的實踐，對熱熨器具的一次次改良，最終形成了炙法。

隨著原始人使用的工具越來越多，他們發現某些工具可以做為醫療器具使用。原始人最早使用的醫用工具是砭石和骨針，砭石不僅是外科用於剖割排膿的工具，還是後來針刺術的起源。最初的砭石就是將石片經過簡單加工而成的，隨著人們對疾病認識的加深和製造技術的提升，慢慢有了較進步的石針、骨針、竹針等。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中關於“伏羲制九針”以治病的記載，就是中國人使用醫療器械最早的傳說。

原始人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經常因為誤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導致嘔吐、腹瀉、昏迷甚至死亡等情況，同樣也經常發生因為吃了某種動植物而減輕或消除了某些病痛的情況。在這種長期的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和積累了一些關於某些動植物類藥物的知識。

夏禹王時期，人們學會了釀酒，這是中醫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環，對中醫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因為“酒為百藥之長”，它有著舒筋活血、止痛壯陽等作用。商朝時，人們除了用酒直接治病外，還利用多種藥物來製成藥酒，《黃帝內經·素問》中有“湯液醪醴論”一篇，就是專門論述酒的藥用價值的。

在商代，隨著藥物品種的增多和用藥經驗的增長，人們開始根據不同的病症選擇多種藥物來製成複方，於是就誕生了“湯液”，就是根據病症用水把一種或多種藥物煮成藥湯。這種方法就是湯劑，這種方法具有簡單易行、吸收快、能迅速發揮藥效的優點，因此從古代一直延續到今天，是中國應用最早、最廣泛的一種中藥劑型。

周朝時，初步誕生了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後被引入到中醫學中，用來解釋人體的諸多問題，指導臨床的診斷和防治，為後來中醫理論體系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在藥物方面，已經開始使用人工合成化學藥品，比如《周禮》中記載：“凡療瘍以五毒攻之。”其中五毒指的就是把黃鍪放入石膽、丹砂、雄黃、礐石、慈石之中，燒三天三夜，然後用公雞羽毛掃其煙塵而得之物。把這種煙末撒到瘡瘍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這種方法其實就是原始的升丹鍊汞之法，是化學制藥法的先驅。同時，在周朝，也開始有了醫學分科和醫事管理制度。

先秦時期，中國醫學確立了自己的理論原則，其具體表現就是《黃帝內經》的問世。《黃帝內經》是一部綜合性的醫書，在道家理論基礎上確立了中醫學的陰陽五行學說、脈象學說、藏象學說、經絡學說、病因學說、病機學說、病症、診法、論治、養生、運氣學等，從整體上來論述整個醫學，建立了整體醫學模式。《黃帝內經》奠定了人體生理、病理、診斷及治療的認識基礎上，是中國現存醫藥文獻中最早的一部典籍，也是影響極大的一部醫學著作，被稱為醫家始祖。

這一時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神醫之一扁鵲，扁鵲在治病過程中，應用了全面的中醫診斷技術，即後世總結的望、聞、問、切四法，當時扁鵲稱之為望色、聽聲、寫影和切脈，通過這些手段來判斷病證及其病程演變和預後。扁鵲精於內、外、婦、兒、五官等科，應用砭刺、鍼灸、按摩、湯液、熱熨等法治療疾病，被後世尊為醫祖。

秦漢時期是中國醫學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中醫治病的辨證論治思想得到最終確立，建立了辨證論治的基本規範，完善了四診、八綱、臟腑、經絡、三因、八法等辨證論治的基本理論。這一時期也是中國藥物學與方劑學及其學術體系奠基的時期，在大時臨床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藥物與方劑所涉及的領域大大拓寬。

秦漢時期誕生了中醫史上非常重要的兩部典籍《神農本草經》和《傷寒雜病論》。

《神農本草經》又名《本草經》，託名神農所作，實際上成書於漢代，是中醫四大經典著作之一，是現存最早的中藥學著作。《神農本草經》全書分三卷，載藥365種，以三品分類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簡練古樸，成為中藥學的理論精髓。《神農本草經》記載了365種藥物的療效，多數真實可靠，至今仍是臨床常用藥；它提出了辨證用藥的思想，所論藥物適應病症能達170多種，對用藥劑量、時間等都有具體規定，這也對中藥學起到了奠基作用。

《傷寒雜病論》是東漢末年張仲景的一部著作，書中系統地分析了傷寒的原因、症狀、發展階段以及處理方法，創造性地確立了對傷寒病六經分類的辨證施治原則，奠定了理、法、方、藥的理論基礎。《傷寒雜病論》被歷代醫家奉為圭臬，指導中醫臨床兩千年之久，至今仍是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一。

西漢末年到東漢延平年間，還出現了鍼灸史上第一部著作《黃帝明堂經》，成為歷代鍼灸醫生的必修課本，對後世中外鍼灸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秦漢時期最著名的醫生便是並稱為“建安三神醫”的張仲景、華佗和董奉。

張仲景是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被後世尊為醫聖。張仲景提出的辨證論治原則，是中醫臨床的最基本原則，是中醫的靈魂所在。

華佗也是東漢末期著名醫學家，他醫術全面，尤其擅長外科，被後人尊稱為外科聖手、外科鼻祖，他所發明的麻沸散，開創了世界麻醉藥物的先例。今天人們稱讚某位醫生醫術高明，常用“華佗再世”、“元華（華佗之字）重生”等，可見華佗在中醫史上以及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董奉醫術高超，為人治病，經常分文不取，只要求重症者在山中栽杏五株，輕症者栽杏一株。幾年後杏子成林，需要杏子的人便可用穀物來交換，而董奉則用穀物賙濟貧民。後世將中醫藥界稱之為杏林，便是來源於此。

除這三人外，這一時期的名醫還有東晉道士葛洪。葛洪是預防醫學的先驅，最早提出了狂犬病的預防措施。他還著有《肘後方》一書，書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並記載了一些傳染病如天花、恙蟲病症侯及診治方法。

隋唐時期國家的統一以及經濟文化的繁榮，為中醫的大發展創造了外部條件，這一時期，中醫在醫學理論、藥物學、方劑學、臨床學等各方面都迎來了全面發展，並出現了總結編纂整理的趨勢，醫學文獻整理編注、藥物學著作以及臨床各科的總結性專著都有很大進步，對後世中醫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醫學著作有《諸病源候論》、《唐本草》、《千金方》、《外臺祕要》等。

《諸病源候論》是隋代名醫巢元方所著，是中國第一部專論病因、疾病分類、鑑別和診斷的著作，書中雖然沒有記載治法和方藥，但卻有很強的資料料價值，為醫者的案頭常備書，對後代醫學發展影響很大。

《唐本草》是唐高宗時期由政府組織人力編寫並頒行全國的一部藥典，該書總結了一千多年來中國藥物學的知識，並由各地徵集實物標本並繪製成圖，是一部圖文並茂、反映中國自上古至隋唐時期藥物學成就的專著，書中共記載藥物844種。該書是中國古代由國家頒佈的第一部藥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藥典。

《千金方》是唐代名醫孫思邈所著，總結了唐代以前的醫學成就，集方廣泛、內容豐富，既有診法、證候等醫學理論，又有內、外、婦、兒等臨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養生、食療，又涉及鍼灸、按摩、導引、吐納等，是一部綜合性的臨床醫著，是對唐代以前醫學發展的一次全面總結，被譽為中國最早的臨床百科全書。

《外臺祕要》是古代著名的中醫臨床工具書之一，由王燾所編著。王燾曾在唐代的國家圖書館弘文閣中任職20餘年，因此有機會接觸大量醫書，他從各類醫書以及民間醫方中精選6900多種方劑編成《外臺祕要》40卷，書中對每一方劑都註明了出處，給後人研究帶來很大方便，許多失傳的醫書也能從這部書中看到大概內容。後世醫家認為“不觀《外臺》方，不讀《千金》論，則所見不廣，用藥不神。”足見該書的重要性。

隋唐時期，最出名的醫生當屬許胤宗、孫思邈和昝殷。

許胤宗精通脈診，用藥靈活多變，不拘一格，早年在南朝陳國為官時，曾用類似現代霧化吸入法的蒸汽薰蒸施藥法治好了柳太后的中風。許胤宗擅長治療骨蒸病，即今之結核病。唐武德年間關中地區曾經流行骨蒸病，許多醫生都束手無策，但許胤宗卻治一個好一個。鑑於其醫術的高超，有人建議他著書立說，而許胤宗卻說：“醫術的道理是很深奧的，就拿脈象來講，脈象的變化很微妙，但就在微妙的變化中也還含有不同的脈理，區別起來十分困難，就算醫者心中能夠體會、感受得到，但用語言恐怕還是說不清楚……醫者行醫過程是十分複雜的，如果胡亂寫一些經驗，後人分辨不清，反而會產生不良效果。”終不著書傳世。

孫思邈少年時就立志學醫，後隱居太白山中，一方面鑽研醫學著作，一方面親自採集草藥，研究藥物，因此，他在醫藥學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為中國藥物學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被後人尊稱為“藥王。”除了藥學，在其它方面，孫思邈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比如他是第一個主張治療婦女兒童疾病要單獨設科，他第一個提出防重於治的醫學思想，他是第一個提出用複方治病的人，他是第一個提出重視醫德的人，他第一個提出了碘缺乏病和維生素缺乏病的原理……孫思邈所著《千金方》總結了中醫數百年間的方劑成就，是對方劑學發展的巨大貢獻，被後人稱為方書之祖。

昝殷是唐代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擅長婦產科和藥物學。唐朝大中年間，他將前人有關經、帶、胎、產及產後諸症的經驗效方以及自己數十年間治療婦產科常見病症的臨床經驗，效孫思邈《千金方》體裁，編著了《經效產寶》一書，這是中國現存最早、流傳最廣的婦產科專著，對後世有著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為後世婦產科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具有很高的臨床學價值。

在隋唐五代醫學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宋元時期醫學也迎來一個新的發展，取得一些新的成就。宋元時期的統治者特別重視醫學人才的培養，並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醫療衛生機構來支援醫學事業的發展。比如宋朝就設有校正醫書局，校印宋以前歷代的醫學重要著作，還幾次組織編著出版《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等大型方書和醫典。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中醫基礎理論，尤其是病機學說有了長足發展，火熱論、脾胃內傷論以及攻邪論等相繼提出，這些為推動宋元時期中醫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併為中醫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奠定了基礎。

代表宋元時期醫學成就的著作除《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外，還有唐慎微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陳文中的《小兒病源方論》及《小兒痘診方論》、宋慈的《洗冤錄》。

唐慎微是北宋時人，醫術精湛，醫德高尚，他給人治病從不收錢，只希望對方幫他收集名方祕錄，由此他積累了豐富的藥學資料，後來他就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編寫了約六十萬字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書中共記載藥物1748種，參引經史百家典籍240餘種。書中又輯錄眾多醫方，各注出處，為宋代本草集大成之作，其資料之富、內容之廣、體例之嚴，對後世本草發展影響深遠，《本草綱目》即以此書為藍本。

自宋代開始，婦產科單獨成為中醫一科，隨著婦產科理論研究和臨證經驗的積累，出現了專門的婦產科論著，《婦人大全良方》就是代表。書中對胎兒發育狀態、妊娠診斷、孕期衛生、孕婦用藥禁忌、妊娠期特有疾病、各種難產、產褥期護理及產後病證等都作了詳細論述，內容十分豐富，在理論和實踐上形成了完整的體系，是中國第一部完善的婦產科專著，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都很高，為促進中醫婦產科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兒科同樣在宋元時期成為一個單獨的專科，產生了一批擅長兒科的醫生，陳文中就尤擅兒科，他的《小兒病源方論》和《小兒痘診方論》就代表了宋元時期兒科的成就，書中對兒科病症的辨證以及列方，一直受到後世醫家的推崇。

南宋宋慈所著《洗冤錄》是中國現存第一部有系統之古代法醫學專著，書中記有人體解剖、屍體檢查、現場勘察、死傷原因鑑定、檢骨以及急救、解毒等內容，書中雖有論述不當之處，但絕大部分都源於實踐經驗，後世“士人君子學古入官，聽訟決獄，皆奉《洗冤錄》為圭臬。”

代表宋元時期醫學成就的名醫當屬王惟一、錢乙、許叔微、龐安時、楊士瀛以及被稱為金元四大家的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震亨。

王惟一對針灸很有心得，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鍼灸學家之一，集宋代以前鍼灸學之大成，著有《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一書，並鑄有鍼灸銅人兩座。《銅人腧穴鍼灸圖經》把三百五十四個穴位按十二經脈聯絡起來，注有穴位名稱，繪製成圖，按圖可查到穴位，按穴位可查到所治之症候，是中國古代一部很有價值的鍼灸學專著。其所鑄銅人與成人大小相似，裡面裝有銅鑄成的臟腑，表面刻有三百五十四個穴孔，孔內裝滿水銀，外封黃蠟，以防水銀流出。當老師出題針刺某穴，或提問何病症該針何穴時，學生照題試針。若針得正確水銀便會流出，若針得不對，就刺不進去。銅人的鑄造，對中國醫學的發展，尤其在鍼灸學和鍼灸教學方面，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為歷來鍼灸學家所推崇。

錢乙是中國中醫史上第一個著名的兒科專家，其所著《小兒藥證直訣》，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兒科專著。它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對小兒的辨證施治法，使兒科自此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被後人視為兒科經典，並把錢乙尊稱為“兒科鼻祖”。錢乙行醫注重實踐，善於化裁古方，創制新方。比如他將腎氣丸加減裁化為六味地黃丸，使之成為到今天還在廣泛使用的滋補聖品。錢乙創制的升麻葛根湯、瀉白散、百部丸、使君子丸等，至今仍是臨床常用藥方。

許叔微十多歲時父母因為瘟疫而去世，他便立志學醫，拯救蒼生。經過數十年的學習實踐，他逐漸成為了遠近聞名、醫術高超的“神醫”。1128年真州瘟疫流行，他深入一線，號脈問診，發放藥品，無家可歸者便接到自己府上為其治療，最終經他治療的病人痊癒者達十之八九。許叔微不但醫術高超，對醫學也很有心得，在多年鑽研和實踐的基礎上，他撰寫了《仲景脈法三十六圖》、《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等多部著作。其中《傷寒百證歌》根據古典典籍以及名家論述，以七言歌訣的形式對傷寒脈證總論、傷寒病證總論、表證、裡證、表裡寒熱、表裡虛實等各種證候進行闡述分析，深受後世研究傷寒者的贊尚。

龐安時出生於醫道世家，20歲時醫名就傳遍江淮。龐安時醫德高尚，為人治病不分貴賤，能急病人之所急，常讓病人來家裡住下親自照料，直至治癒才送走。龐安時對《傷寒論》頗有研究，以善治傷寒聞名當時。 對傷寒治療他雖宗仲景法則，但善於靈活變化，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治，。晚年他參考諸家學說，結合親身經驗，撰成《傷寒總病論》6卷，對仲景思想做了補充和發揮，著意闡發溫熱病，主張把溫病和傷寒區分開來，這對外感病學是一個很大的發展。

楊士瀛是福建歷史上四大名醫之一，他自幼習醫，對《內經》、《難經》、《傷寒論》等研究頗深，見解多有獨到之處。在脈學、傷寒、兒科、傷寒、內科等方面都卓有成就。楊士瀛通曉醫學理論，又有多科臨證經驗，其學術思想深刻且著述豐富，為金、元、明、清許多醫家所推崇，對後世醫學發展產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其著作主要有《仁齋直指方論》、《仁齋直指小兒方論》、《傷寒類書活人總括》、《醫學真經》、《察脈總括》等。

金元四大家是指金元時期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等四位著名醫學家。他們通過研究古代的醫學經典，結合自身的臨床經驗，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劉主寒涼、張主攻下、李主補土、朱主養陰，大大豐富了中醫的理論，標誌著中醫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劉完素是宋金時期敢於創新且影響較大的一位醫生，他的主要著作有《素問玄機原病式》2卷、《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3卷、《宣明論方》15卷。劉完素認為疾病多因火熱而起，主張“六氣皆從火化”，所以主張治療多用寒涼藥，世稱“寒涼派”。他提出的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的治療火熱病的方法，給了後世溫病學派很大的啟示。

張從正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醫學家，他師古而不泥古，指出醫者一定要“勿滯仲景紙上語”，而要有自己的想法。張從正的代表作是《儒門事親》5卷、《張代經驗方》2卷、《張子和治病撮要》1卷、《祕傳奇方》2卷。張從正治病善用攻法，認為“治病應著重驅邪，邪去則正安，不可畏攻而養病”，治病以“汗、吐、下”三法為主，世稱“攻下派”。此外，張從正還十分重視社會環境、精神因素等對疾病的影響，時常運用心理療法來治療各種疾病，堪稱心理療法的先驅。

李杲師從中醫易水學派創始人張元素，他的代表作是《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醫學發明》、《東垣試效方》等。他發展和完善了張元素的臟腑辨證理論，首創內傷學說理論，區分了外感覺與內傷，認為脾胃為元氣之本，是人身生命活動的動力來源，“內傷脾胃，百病由生”，所以，他治病採取了一套“調理脾胃”，“升舉清陽”為主的方法，因脾胃在五行中屬土，所以李杲被後世稱為“補土派”。他所創制的不少著名方劑，如昇陽益胃湯、補中益氣湯、調中益氣湯等為後世廣泛應用。由於李杲的學說來源於實踐，因此具有很重要的臨床意義。

朱震亨受業於劉完素之徒羅知悌，對劉、張、李各派學術都作過認真研究，主要著作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丹溪心法》、《金匱鉤玄》、《本草衍義補遺》等。他充分研究了各家“相火”的見解，提出“相火”（即陽氣）是人體活動的本源，是人身生生不息的能量來源，人“凡動皆屬火”，而人身在正常情況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這便是隨虛相火病機學說。這種學說強調陰氣、元精對人體的重要性，臨床上提倡滋陰降火，因此世稱“滋陰派”。朱震亨的學說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被譽為“集醫之大成者”，日本曾成立過“丹溪學社”，專門研究他的學說。

明清時期是中醫理論彙編、深化發展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中醫臨床各科辨證體系日益豐富，古典醫籍中的一些錯誤得到糾正，中醫進入了繁榮發展的新階段，達到了歷史的巔峰。明清時期醫學成就取得了極大的創新與突破，主要在於溫病學、本草學以及解剖生理學。其中溫病學說的確立是明清醫學史上的巨大成就，是中醫學面對急性傳染病流行另闢捷徑的創新發展。溫病是指感受溫邪所引起的一類外感急性熱病總稱，又稱溫熱病，一般外感覺疾病中除風寒性質以外的急性熱病，都可歸入溫病範圍。溫病的常見病發生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大多起病急驟，傳變較快，且多數具有程度不等的傳染性、流行性。溫病早期一般與傷寒混稱，明代王履在《醫經溯洄集》中，把溫病從概念、發病機理和治法上明確與傷寒區分開來，主張其治理應以清裡熱為主。吳有性的《溫疫論》則認為溫疫是一種戾氣，受邪途徑是自口鼻而入，治療則以疏利為主。至清代，葉天士在《外感溫熱篇》中創立衛氣營血辨證的理論和方法，闡明了溫病發生髮展的規律以及和傷寒的區別，把溫病學說推向了新的高度，豐富了外感熱病的辨證內容。後來吳鞠通又在《傷寒論》六經分證和葉天士衛氣營血辨證理論的基礎上創立了三焦辨證，並制定出一套比較系統的溫病治療方劑，從而構成了溫病學的完整體系。

明清時期，隨著先儒後醫者的增多，中醫的文化素質得到極大提高，兼之印刷技術的發展，許多醫生的經驗被總結成書，一大批具有創新性的醫學著作開始出現。同時，隨著文字獄的興起，對古典醫籍的研究也掀起一個高潮，從中發現了新的觀念，而一些錯誤也得到糾正。明清時期最有代表性的醫學著作當屬朱橚、滕碩、劉醇等編著的《普濟方》、朱橚的《救荒本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張介賓的《景嶽全書》、吳有性的《溫疫論》、葉桂的《溫熱論》、吳瑭的《溫病條辨》、王士雄的《溫熱經緯》、王清林的《醫林改錯》等。

《普濟方》由朱橚、滕碩、劉醇等編著於明洪武二十三年，博引歷代各家方書，兼採筆記雜說及道藏佛書等，彙輯古今醫方，包括方脈、藥性、運氣、傷寒、雜病、婦科、兒科、鍼灸及本草等多方面內容，採摭繁富，編次詳析，是中國現存最大的方書，所引方書不下150種，儲存了極為豐富和珍貴的醫方資料。

《救荒本草》是由朱橚編著的一部專講地方性植物並結合食用方面以救荒為主的植物誌，共記有植物414種，其中276種是以前的本草書所未收錄的。書中詳細記載了植物的形態、產地、生長環境、可食用部位、食用方法等。《救荒本草》不僅在救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是一部食藥兩用植物的圖譜，在植物學和農學、醫學方面都有很大的價值。

《本草綱目》是由明代醫學家李時珍編著的，於明萬曆六年出版，是北宋《證類本草》之後500餘年來，最有影響力的綜合性本草著作，是對16世紀以前中國藥物學方面的全面總結，是本草學的集大成之作，代表著中國古代本草學的最高峰，對後世的醫學和植物學影響極為深遠。《本草綱目》全書共52卷，載藥1892種，新增374種，附藥物圖1109幅，載方11096方，是到16世紀為止，中國最系統、最完整、最科學的一部醫藥學鉅著。《本草綱目》糾正了以往本草書中的錯誤，提出了當時最先進的藥物分類法，補充了方藥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輯錄儲存了大量古代文獻。《本草綱目》的出版，極大地促進了中醫本草學的發展，並流傳到北韓、日本等國。達爾文在其著作中曾多次引用《本草綱目》，並稱之為“古代中國百科全書”。

《景嶽全書》為明代張介賓之作。金元之後，明代時醫多繼承丹溪之法，採用寒涼之法攻伐疾病，張介賓在《景嶽全書》中認為陰陽互根，倡言“陽非有餘，陰常不足”，因此反對以苦寒為滋陰，而崇尚溫補脾胃。書中擇取諸家精要，剖析毫芒，系統闡發了“陽非有餘，真陰不足”及“人體虛多實少”等理論，主張補真陰之陽，認為善補陰者必於陽中求陰，善補陽者必於陰中求陽，對糾正寒涼時弊起了很大作用。

吳有性的《溫疫論》是中醫理論原創思維與時證實用新法的傑出體現，是中醫溫病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誌性著作，揭開了中醫治療外感熱病的新篇章。書中創立了“戾氣”病因學說，強調溫疫與傷寒完全不同，而是戾氣所致。戾氣侵入人體的途徑是自口鼻而入，突破了前人“外邪傷人皆從皮毛而入”的籠統觀念。戾氣感染的方式則有兩種，一是通過自然環境而感覺染，二是接觸患者而感染。戾氣具有多樣性，“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眾人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之病。”這是中醫關於病原體特異性的最早認識。戾氣說是相當全面的傳染病病原學說，在現代微生物學出現之前的兩個世紀，是非同凡響的科學假設和見解。針對戾氣的特點，吳有性提出了表裡九傳辨證論治的思維模式，中心思想是“驅邪外出”，這一思維模式對後世溫病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葉桂的《溫熱論》是由清代葉桂口述，其弟子顧景文執筆著錄的，全書雖僅四千餘字，卻是溫病學說的奠基之作。葉桂在書中提出了溫熱病的衛氣營血辨證體系，並論述了衛氣營血相應的治法。這是一種十分徹底的創新，不僅放棄了六經的概念，而且放棄了裡表的概念，完全從溫熱病的傳變特點出來進行辨證，抓住了溫熱病發展的幾個標準環節。葉桂在書中認同吳有性溫邪由口鼻而入的觀點，但對於感邪之後病邪在人體內的傳變過程卻提出了由淺而深分為衛分、氣分、營分、血分四個病機層次，並進一步提出了衛氣營血的不同治法。此外，葉桂在《溫熱論》中對通過觀察舌象、面板斑疹及驗齒來診斷溫病的病情及判斷預後方面，也有獨到的發明。

吳瑭的《溫病條辨》是清代溫病學說的標誌性著作，吳瑭在採集清代眾多溫病學家成就的基礎上，建立了完全獨立於傷寒的溫病學體系。《溫病條辨》以三焦為綱，病名為目，論述了風溫、溫熱、溫疫、溫毒、暑溫、溼溫、秋溫、冬溫、溫虐等九種溫病證治。這種三焦辨證綱領是繼張仲景的六經辨證、葉桂的衛氣營血辨證後，中醫理論和辨證方法上的又一創舉，是溫病學說的理論創新之一。所謂三焦即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為主，中焦以脾胃為主，下焦包括肝、腎、腸及膀胱，由此創立了一種新的人體臟腑歸類方法。此外，《溫熱條辨》中還記載了許多優秀的實用方劑，如銀翹散、桑菊飲、藿香正氣散、清營湯、犀角地黃湯等，都是後世醫家極為常用的方劑。

王士雄的《溫熱經緯》是以《內經》和張仲景有關熱病的理論為經，取葉桂、薛雪、餘霖等諸家之說為緯，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而編成的。王氏在書中明確提出了“新感”和“伏邪”兩大辨證綱領，重視審同察異，靈活施治，對前人“暑必挾溼”的觀點提出了異議，充實和發揮了溫病的發病機理和辨證施治理論，並提出了可用常用食品替代藥物養陰生津的觀點，創立了甘露消毒丹、清暑益氣湯等名方。《溫熱經緯》一書承前啟後，對溫病學做了系統的整理和提高，是後人了解溫病學發展演變概況以及探討溫熱病理方藥的重要著作，被稱為溫病學之集大成者，是研習溫病學的入門之作。

王清林的《醫林改錯》是一本在中醫解剖學上有著重大革新意義的著作，詳細記載了他在解剖學上的成就和心得，改正了古人關於臟腑等的認識錯誤。王清任年輕時曾親見瘟疫災區的兒童屍體30多具，又數次前往刑場，觀察死刑犯屍體內臟的位置，最終著成了《醫林改錯》一書。《醫林改錯》全書約三分之一的篇幅為解剖學內容，其中包括13幅解剖圖，書中記載了他觀察到的 “衛總管”（腹主動脈）、“榮管”（上腔靜脈）、“遮食”（幽門括約肌）、“津管”（膽總管）、“總提”（胰臟）、“膈膜”（橫膈膜）等結構，論述了前人有關臟腑解剖與生理的某些錯誤認識，糾正了古人所認為的“脾聞聲則動”“肺中有二十四孔”“尿從糞中滲出”等錯誤論斷。此外，王清林還在書中肯定了大腦主宰思維和記憶的功能，指出了“靈機記性，不在心而在腦。”

代表明清時期醫學成就的大家主要有李時珍、楊濟時、陳實功、張介賓、吳有性、薛雪、葉桂、吳瑭、唐宗海等。

李時珍是明代著名醫藥學家，多次應試不第後棄儒從醫。他在行醫以及閱讀古典醫籍的過程中，發現古代本草書中存在著不少錯誤，決心重新編纂一部新的本草書籍。自1565年起，他先後到武當山、廬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廣、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藥物標本和處方，並拜漁夫、農民、樵夫、車伕、藥工等為師，參考歷代醫藥方面書籍九百多本，歷經27個寒暑，三易其稿，最終於明萬曆十八年完成了192萬字的鉅著《本草綱目》。這是一部劃時代意義的藥物學專著，不僅為中國藥物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對世界醫藥學、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化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譽為“東方藥學巨典”，並於2011年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李時珍本人也《本草綱目》一書被後世尊為“藥聖”。除本草學外，李時珍對脈學及奇經八脈也有研究，並著有《奇經八脈考》、《瀕湖脈學》等多種著作。

楊濟時早年習儒，後改習歧黃之術，兼通內、外、婦、兒各科，尤其精於鍼灸之術。楊濟時在行醫實踐中，深感古今鍼灸書籍異說紛紜，各存弊端，遂決定編輯一本全面的鍼灸專著。為參合指歸，匯同考異，他參考了明以前20餘種與鍼灸相關的著述，並結合個人的鍼灸臨床經驗體會，最終編成了《鍼灸大成》10卷。書中全面論述了鍼灸理論、操作手法等，系統總結了明代以前的鍼灸學成就和經驗，並考定腧穴名稱和部位，記述了歷代名家的鍼灸醫案，是一部在鍼灸界影響很大的著作。

陳實功是明代著名的外科專家，少年時即習醫，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知識，他從事外科四十餘載，治癒了不少疑難雜症。陳實功在長期的臨症實踐中，認識到外症以內治為主的不足，主張內治與外治應該並重，以免單用保守療法而貽誤病情，最終形成了他的“內外並重”“消、託、補相結合”的學術思想。晚年，陳實功積自己40多年臨症經驗，寫成了一部重要的外科醫學著作《外科正宗》，這是他學術思想的集中體現。全書二十萬字，共分四卷。從病痛的根源、診斷到外科上常見的大部分疾病，從各家病因理學說到臨床症狀和特點，以及各種病症的治療方法，手術的適應症、禁忌等，從各種病情的形狀到藥劑的組成，都作了詳細的論述。全書綜述了自唐朝以來歷代外科中有效的治療經驗，十分具有科學性，充分代表了明代時期中醫外科醫學的巨大成就，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張介賓是明代傑出的醫學家，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張介賓幼年從父學醫，十四歲拜入名醫金英門下，盡得其傳。後從軍，歷經數年戎馬後解甲歸隱，潛心於醫道，醫技大進，名噪一時，被時人譽為“仲景東垣再生”。後返回家鄉，專心從事臨床診療並著書立說。晚年博採前人之精義，集自己的實踐，著成《景嶽全書》64卷，全書內容豐富，囊括理論、本草、成方、臨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統的臨床參考書，其整體性、全面性、辯證性，至今無人能超越。在整個中醫史上，張介賓以溫補為主的思想體系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對中醫基礎理論的進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吳有性是明末著名傳染病學家，是溫疫學派的創始人。明朝末年，全國發生多次瘟疫大流行，當時醫生們多用傷寒法治療但卻毫無效果，枉死者不可勝數。針對這種情況，吳有性推究病源，潛心鑽研，認真總結，，提出一套新的理論，強調這種病屬於溫疫，是由天地間存在的一種“癘氣”感人而致，與傷寒病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病，因此 ，其診斷和治療方法與傷寒病也要有所區別。吳有性的“癘氣”致病學說，領先西方世界200多年，在世界傳染病史上也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後來，他根據自己的診治經驗，著成《溫疫論》一書，這本書是中醫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為以後溫病學說的誕生開闢了道路。

薛雪是清代著名醫學家，因母親患有溼熱之病而悉心學醫，技藝日進，終成名醫，對溼熱病尤其擅長，所著《溼熱條辨》為其傳世之作，對溫病學貢獻甚大。薛雪對溼熱病的研究，突出了溼邪與熱邪相合為病的特點，抓住了溼熱二邪輕重不同的要害，並結合臟腑、三焦、表裡等辨證方法，使之融為一體，解決了溼熱病的證型辨析，有利於臨床應用。在治療上，雖然有溫化、清瀉、清熱祛溼諸法，同時又有補陽、益氣、養陰、生津諸法的配伍，然其用藥時時注意到清熱不礙溼，祛溼不助熱，扶正不礙祛邪，祛邪當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療不拘成方，體現了溼熱病治療的特點，成為後世治療溼熱病的規矩，影響極其深遠。

葉桂是清代著名醫學家，溫病四大家之一。葉桂自小學醫，不但博覽群書，而且還向所有醫家虛心求教，因此醫術精進，成為江南名醫。葉桂最擅長治聞時疫和痧痘等症，是中國最早發現猩紅熱的人。葉桂在溫病學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溫病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溫熱論》為溫病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和辨證的基礎。他首先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的觀點，概括了溫病的發展和傳變途徑，成為認識外感溫病的總綱，他還根據溫病病變的發展，將之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並在診斷上發展了察舌、驗齒、辨斑疹、辨白疹等診斷方法。

吳瑭是傑出的中醫溫病學家，19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後發憤學醫，刻苦鑽研，終成著名的溫病學家，代表著溫病學派的最高成就，併成為中醫藥學史上與張仲景比肩而立的兩大柱石。他在繼承葉桂理論的基礎上參古博今並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於1798年撰成《溫病條辨》一書。這是清代溫病學說的標誌性著作，是與《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並列的中醫四大經典之一。除溫病外，吳瑭對內科雜病、婦科、兒科、鍼灸以及心理治療法等也十分精通。

唐宗海是中國中西醫結合的開創者，中醫七大派之一“中西醫匯通派”的創始人之一。唐宗海擅長內科，對各種出血病證研究尤深。其歷時11年寫成的《血證論》是血證診治的經典，彌補了血證理論和臨床整治的空白，提出了止血、消瘀、寧血、補血的四大法，充實、發展了中醫學的氣血理論，併為後人治療出血病證開闢了新的途徑。鴉片戰爭後，西醫傳入中國，中醫受到強烈衝擊，當時醫學界分成兩派，一派主張限制西醫，一派主張以西醫取代中醫，唐宗海則另闢蹊徑，提出“匯通中西醫”的口號，希望在儲存發揚傳統醫學精粹的同時，吸收西醫之長。他以古代中醫醫學理論為基礎，吸取當時已輸入中國的西醫解剖、生理學等知識，並採用西醫之解剖圖，撰成《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一書並於1892年出版，這是中國最早匯通中西醫學的一部著作。

明清時期中醫還有一項重大的成就是發明了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法。天花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大約在漢代傳入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有效的防治方法。歷代中醫工作者在同這種病毒作鬥爭的過程中，終於在明代隆慶年間發明了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法。1742年的《醫宗金鑑》中對種痘的方法有詳細記載，一是痘衣法，即取患痘小兒的貼身內衣給健康未出痘的小兒穿著兩三天，以達種痘之目的，此法成功率較低；二是痘漿法，即以棉籤蘸取天花患兒的新鮮痘漿後塞入被接種物件的鼻中，以達到種痘之目的，該法因可能染上重型天花而後被淘汰；三是旱苗法，即取天花痘痂研成細末後吹入被接種物件鼻中，以達到種痘之目的，該法因苗入後刺激鼻粘膜導致鼻涕增多易衝出痘苗而被淘汰；四是水苗法，即取痘痂30粒左右研成細末，和水或人乳數滴調勻後捏成棗核狀，以細線拴之塞入鼻孔，12小時後取出，一般七日內即可種痘成功，此法為數種方法中成功率最高的。1688年，俄國醫生到北京學習人痘接種法，不久又由俄國傳入土耳其，隨即傳入英語和歐洲大陸，1744年又傳入日本。人痘接種法對抑制天花病毒在中國的蔓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是中醫對世界醫學界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