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證是一種常見的情志病。隨著現代生活節奏加快，社會壓力加劇，鬱證的發病率越來越高。因此對於鬱證病機的研究顯得至關重要。

•通過文獻研究，可推斷肝主疏洩與鬱證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肝陽是肝主疏洩功能的動力，而肝陽虧虛可導致肝失疏洩，最終形成鬱證。

•從肝陽虛來切入是今後治療鬱證的一個思路，這一認識目前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歷代醫家對肝陽虛在鬱證的病因病機中都較為重視，但沒有在臨床中明確提出肝陽虛的病理變化，且將肝陽虛與肝氣虛兩者相提並論，沒有將兩者分類論述。

•現在對肝陽虛證的認識仍然不夠全面，在臨床上遇到肝陽虛證候，多以肝氣虛寒、肝寒下結等名詞代替。

鬱證，是由於情志不舒、氣機鬱滯所致，以心情抑鬱、胸部滿悶、脅肋脹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異物梗阻等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類病證。王安道曰：“鬱者，滯而不通之義。”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社會壓力的加劇，鬱證已成為精神系統最常見的疾病之—。究其原因，多為七情所擾，與肝的疏洩功能密切相關。肝“體陰而用陽”，故肝主疏洩的功能主要依賴於陽氣升發的作用。肝陽是肝氣升發條達等生理活動的動力。筆者認為，肝陽虛是肝氣鬱結的重要病機。肝陽虧虛、肝氣鬱結、氣機失調常可導致鬱證的發生。以下將對這—病機進行論述。

肝陽的理論認識

肝陽與肝陰相對，是肝主升發、疏洩、養筋、溫煦、藏魂、藏血等的動力，它在氣的升發、氣機的調暢、情志活動的正常表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誠如宋鷺冰所言：“肝主疏洩，亦有賴陽氣之溫煦。”《臨證指南醫案·肝風》則言：“肝為風木之髒，因有相火內寄，體陰用陽，其性剛，主動主升。”“體”指肝體、肝血、肝陰；“用”指肝的生理活動，即肝陽。肝內寄相火，主疏洩，主升，主動，皆賴乎陽氣，故肝以陽氣為本。元代朱丹溪謂相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生有”，唯此陽氣，方能調暢氣機，以輸津血，唯此陽氣方能司其所司，疏洩藏血。說明了肝陽在肝主疏洩中的重要性。

肝陽虛證，其主要表現為升發不足，是導致人情緒抑鬱的重要病機之一。陽氣主動，是溫煦和推動人體生命活動的動力。而鬱證臨床上總體以情緒低落、思維遲緩、主動性下降等“不動”表現為主，因此陽氣不足與鬱證發病關係密切，是鬱證的基礎病機。倘若肝陽充盛，肝木條達，則氣貫五行，神機暢達，五臟安和。肝陽虧虛，可導致疏洩失調，氣滯不暢，血疲不行，進而導致情志抑鬱。《實用內科學》認為肝陽虛即是肝臟的“升發不及”，還認為“升發不及，主要是生理性的肝氣、肝陽不足，從而使肝臟機能減退”。秦伯未《謙齋醫學講稿·論肝病》篇說：“正常的肝氣和肝陽是使肝臟升發和條暢的一種能力，故稱做‘用’……或表現為懈怠憂鬱、膽怯、頭痛、麻木、四肢不溫，便是肝氣虛和肝陽虛的證候。”這表明了肝陽在肝主疏洩中的重要性，並明確指出了懈怠憂鬱等症狀是肝氣虛和肝陽虛的證候。

肝失疏洩與鬱證的相關性

鬱證是人體臟腑經絡、氣血津液、飲食情志偶有壅滯、痞塞、蓄積、瘀結、失舒所導致的。“鬱”即“不通也”。張子和指出：“《內經》一書惟以血氣流通為貴。”血氣在肝氣條達的情況下是流通的，一旦肝失疏洩便氣血壅滯。《醫方論·越鞠丸》中提出：“凡鬱病，必先氣病，氣得疏通，鬱於何有？”即是指氣機失暢是導致鬱病的根本原因。肝屬木，喜條達而惡抑鬱，其內孕生升之機，故肝主疏洩。肝氣的疏洩作用，是推動血液和津液執行的一個重要環節，從而起到使人體全身通而不滯、散而不鬱的作用。所以說肝主疏洩，調暢情志的作用，實際上是調暢氣機功能所派生的。肝氣條達，氣機調暢，則血行不怠，情志舒展、爽朗，既不抑鬱也不亢奮，俗稱“心平氣和”。倘若肝氣失於疏洩則會導致肝氣鬱而不通，形成鬱證。

鬱證有很多，朱丹溪有氣、血、痰、火、溼、食六鬱之說。六鬱相因，氣鬱為主，氣鬱者，少陽病也，均與肝氣失其暢達之性有關。由於肝失條達，氣機鬱滯而成氣鬱；氣鬱則血瘀乃成血鬱；氣鬱化火乃成火鬱；火性炎上灼液為痰形成痰鬱；木不疏土，脾土失運，溼鬱、食鬱從此而生。趙獻可在《醫貫·鬱論》中指出：“東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氣，即大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不特如此也，火鬱土自鬱，土鬱金亦鬱，金鬱水亦鬱，五鬱相因自然之理也。”五鬱之中，首重木鬱，木鬱在人體而言即是肝鬱。六鬱之中，首重氣鬱，氣鬱多因肝失疏洩，故形成“凡鬱皆肝病也”之說。細究其病因病機，乃因肝陽虛，無力不能舒展，積之既久，則可導致氣停血滯、鬱而化火，脾不運化，水溼內停，各種鬱證由是而生。可見，鬱證與肝關係甚為密切。肝陽虧虛，肝失疏洩，氣機失和，神氣鬱結是鬱證的主要病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