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材，“扶陽理論”創始人，南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人，生於公元1100年左右，行醫四十餘年，晚年著成《扁鵲心書》三卷，附“神方”一卷。上卷概述其對醫學理論的觀點、見解，兼錄古聖及自用灸法；中下卷分論各病證治，包括內、外、婦、兒等科病證百餘種，並附以治驗案例40餘則；“神方”則輯錄其常用藥方近百種。全書簡明扼要，所論多從實踐中來，頗具特色。
竇氏臨證雖針藥結合居多，但把用灸擺在頭等重要位置，捲上提出“須識扶陽”之說，表明了竇氏的學術思想傾向。其在“須識扶陽”中引道家“陽精若壯千年壽，陰氣加強必斃傷……陰氣未消終是死，陽精若在必長生”之說，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人至晚年，陽氣衰，故手足不暖，下元虛憊，動作艱難，蓋人有一息氣在則不死，氣者陽所生也，故陽氣盡必死”。又在“奏玉帝專詞”中說：“陽證無死人之理，陰證害人甚速。”把陽氣耗竭作為死亡的根本原因。故在臨床診斷上，特別注意觀察陽氣的盛衰和有無，並以此作為判斷預後的依據。如“熱病屬陽，陽邪易散易治，不死；冷病屬陰，陰邪易伏，故令人不覺，久則變為虛寒，侵蝕藏府而死。”
既然陽氣在人體生理病理上有如此重要作用，故認為養陽、保陽、扶陽等對攝生防病有重要意義，主張以“保扶陽氣為本”，主張“壯陽消陰”，如在陰疽的治療時說：“必大補腎氣，壯陽消陰，土得陽氣，自生肌肉；則元氣周流，不侵骨髓矣。”又如治療霍亂吐瀉出現六脈沉細，四肢厥冷之真陽欲脫證時，也力主灸中脘、關元以回陽救逆。一些本來多屬陽盛陰虛的病證，竇氏認為不能“作熱治之”，如消渴病，他反覆強調乃肺脾腎氣不足之證，應灸氣海、關元，用金液丹、四神丹等辛熱之劑治療。“五等虛實”一節中對五種虛證的分析，認為均以陽虛為主，宜用灸，加“辛熱之藥，厚味之劑，大助元陽”。甚至連傷寒太陽、陽明證，也認為不是陽熱證，而應用灸法及溫熱之劑治療。竇氏念念不忘扶陽、助陽、壯陽；刻刻不離溫陽、回陽、救陽，《扁鵲心書》充分體現了這一學術思想傾向。
由於竇氏對扶陽如此重視，因而對應用攻下或寒涼之劑，懷有特別的戒心，甚至對張仲景、劉河間、朱丹溪等提出非議，其在上卷專立“忌用轉下”、“禁戒寒涼”兩節，反覆論述了由於妄用攻下及寒涼之品而導致的種種不良後果，從反面論證了“須識扶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竇氏重扶陽，尤其重視保扶脾腎二髒之陽，他認為“人以脾為母，以腎為根”，“脾為五藏之母，腎為一身之根”，“脾腎為人一身之根蒂”，因而在臨床上保扶脾腎之陽，顯得特別重要。以古籍記載“傷寒必診太溪、衝陽二脈”為依據，論證了診此二脈，乃是為了測知脾腎二經的虛實，從而判斷疾病的預後。其衝陽雖屬胃經，但因脾胃為表裡，實可用以診斷脾氣的盛衰，“故此脈若存，則人不死”。
從《扁鵲心書》“附竇材灸法”所列50餘種病證的辨證來看，有30餘種病證都為脾腎陽虛；再從書中所載40餘則醫案來看，也有一半以上用到溫補脾腎之法，可見其對脾腎二髒的重視程度。如“時醫三錯”中雲“眼生內障，由於脾腎兩虛，陽光不振耳，故光之短主於脾，視物不明主乎腎，法當溫補脾腎，壯陽光以消陰翳，則目明矣。”還有治虛證的最重證——元氣將脫、傷寒太陰證、水腫氣喘證、脾洩注下證、休息痢、虛勞等，均主張脾腎兼顧，雙管齊下。
有的病證宜從先脾居腎論治，如“水腫臌脹”證、“老人兩脅痛”證，先灸命關以固脾氣，後灸關元以保腎氣；有時雖病在脾腎，但涉及它髒，仍以治脾腎為主，如治兩脅連心痛，雖由患怒傷及肝脾腎三經，仍只用治脾腎二經病的穴位；上消證，雖病及肺腎，仍只治腎；中消證，病雖及肺胃腎，亦只治腎；暑月發燥熱，雖病由冷物傷脾胃腎引起，仍只用治脾穴位。
既然是名醫名家，就不能脫離辨證，竇氏雖重視脾腎，但臨證仍未離開辨證論治原則，事實上，還有不少病證與脾腎無關或關係不大者，竇氏並未從脾腎著眼進行處理，如口眼喎斜灸地倉，不省人事、顛狂灸巨闕，肺寒胸膈脹灸中府，急喉痺灸天突等，顯然並不是從脾腎論治的。
溫補脾陽用命關，溫補腎陽用關元，是竇氏臨證用穴的兩個主要處方，《扁鵲心書》的處方特點是用穴甚為精簡，一般每次一穴，多則二、三穴；且全書所用穴位總數也只20餘個，其中多數又是命關，關元。在捲上“扁鵲灸法”一節，作者論述了命關穴的作用：“此穴屬脾，又名食竇穴，能接脾藏真氣，治三十六種脾病……”至於用關元補腎，書中許多地方也作了闡述，如在論述“足痿病”時，認為多由“腎虛”所致，宜灸關元以使“腎氣復長”；“傷寒太陰證”宜“灸關元，以救腎氣”；“腦疽發背，諸般療瘡惡毒，須灸關元三百壯，以保腎氣”等等，顯然，其用關元的目的在於補腎。
溫補脾腎陽氣，應以“灼艾第一”，這是竇氏突出的學術思想。他說：“醫之治病用灸，如做飯需薪。”又說：“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藥第二，附子第三”，雖三者手段、方法、內容不同，但目的一致，都是為了扶陽。他認為“大病宜灸”，大病“須加艾灸，方保無虞”。其所謂大病，即危難急重證，“進醫書表”中列出的大病有傷寒、陰疽、虛勞、中風、水腫、屍厥、久痢、喉痺、急慢驚風等等，他說：“世有百餘種大病，不用灸艾丹藥，如何救得性命，劫得病回？”把灼艾作為首選的急救扶陽措施。
竇氏臨床，雖多針灸丹藥結合，但他認為有些病只須單用灸療，如“五等虛實”是元氣將脫的大虛證，認為此時生命垂危，“非尋常藥餌所能救”，須用灸法取效；“肺傷寒”重證，也“非藥可療”，急宜用灸。他也主張有些病需先灸後藥，“要知緩急”一節提到治一傷寒病，先用烈火施灸，待患者開眼思飲食，再進姜附湯而愈。都體現他“灼艾第一”的思想。
竇氏重灸，無論從理論到實踐，從預防保健到臨床治療都反映了這一點，他提出了常灸關元、氣海、命關、中脘以防病攝生的方法，還根據年齡不同，提出了用灸的間隔時間及壯數：“人至三十，可三年一灸臍下三百壯，五十可二年一灸臍下三百壯，六十可一年一灸臍下三百壯，令人長生不老。”他還寫了一首歌，讚揚了灸法的效驗：“一年辛苦惟三百，灸取關元功力多，健體輕身無病患，彭籛壽算更如何。”
作為臨床治療，竇氏主張早灸、多灸，他提出大病尤宜早灸：“若灸遲，真氣已脫，雖灸亦無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陽氣不絕，性命堅牢。”他對不少病證都反覆強調早灸，如治陰毒，認為灸“遲則氣脫，雖灸亦無益矣”；治氣脫，“須早治，遲則元氣亦脫，灸亦無及矣”；治虛勞，認為“須早灸，遲則無益”；治傷寒少陰太陰重證，謂“不可不早圖也”，並進一步指出，如延誤治療時機，可導致嚴重後果，在《扁鵲心書》中提到一醫治傷寒用灸過遲，終至“藏氣敗絕”而死亡。又指出“暴注”一證，灸遲則“腸開洞洩而死”，要人們引為鑑戒。
所謂多灸，主要指壯數而言，他說：“世俗用灸，不過三五十壯，殊不知去小疾則愈，駐命根則難……凡大病宜灸臍下五百壯，補接真氣，即此法也 ，若去風邪四肢小疾，不過三五七壯而已。”從《扁鵲心書》全書來看，每次灸百壯以上至五百壯者，較為常見，其百壯以下者甚少，僅有口眼喎斜灸地倉二十壯，急喉痺、咳嗽灸天突五十壯等。
多壯灸給患者帶來的痛楚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竇氏創立了一種灸前麻醉法，即用所謂“睡聖散”內服，使人昏睡，然後施灸，可無痛苦。睡聖散是由七八月收採的山茄花（即曼陀羅花）及火麻花（即大麻花）組成的，此二藥的麻醉作用，在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有所記載：“八月採此花（曼陀羅），七月採火麻子花，陰乾，等分為末，熱酒調服三錢，少頃昏昏如醉。割瘡灸火，宜先服此，則不覺苦也。”至於臨床實施，是在治“膏粱之人，不能忍耐痛楚”或“癲狂人”時應用的。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他還現身說法，在“大病宜灸”一節中提到：“餘自用灸膝神效，放心服之，斷不誤人。”另外，對需要灸數百壯的患者，還提到“一服後，即昏睡，可灸五十壯，醒後，再服，再灸。”至於小兒用藥量，也提到應減量為一錢。
關於竇材對針法的應用，也不是毫無造詣的。例如治失血一案：“一人患腦衄，日夜有數升，諸藥不效，餘為針關元穴，入二寸留二十呼，問病人曰：針下覺熱否？曰：熱矣，乃令吸氣出針，其血立止。”又如治一頭風旋暈嘔吐，數日不食患者，為針風府穴向左耳入三寸，留十三呼，病人覺頭內麻熱，方令吸氣出針，服附子半夏湯，永不發。並指出：“但此穴（風府）入針，人即昏倒，其法向左耳橫下針，則不傷大筋而無暈。”從以上二例可以看出，竇氏用針也是獨具近心的，其衄血針關元，用穴特殊；針風府向耳後，刺法不同一般；針後注意誨問針感，必使針下麻熱方休，這個經驗也十分可貴。總之，竇氏的針灸學術思想在我國針灸史上是有特色的，並具有一定現實意義，值得繼承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