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虛勞”而論，《內經》時代已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素問·宣明正氣論》的“久視傷血、久坐傷肉、久臥傷肉、久行傷筋、久立傷骨，是謂五勞所傷”是對虛勞病成因的早期論述。《素問·調經論》提出了“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的虛勞陰陽分類，並指出了陰虛、陽虛的主要特徵。關於虛勞病的治療，《素問·三部九候論》謂“虛則補之”。《素問·明陽應象大論》的“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的論述是後世治療虛勞病的指導原則。

關於虛芳病的預後，《內經》根據病人的不同表現提出了五種預後不良的“五虛死”的證侯，即“脈細、皮寒、氣少、洩利前後、飲食不入”(《素問·玉機真髒論》)。繼《內經》之後，《難經》總結了虛勞病的演變趨勢，分別論述了虛勞的脈象、症狀，指出了虛損所涉及到的臟器，並提出了“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難經·十四難》)的治療原則，確立了後世虛勞病的治療大法。

漢代張仲景的《金匱要略》立血痺虛勞專篇，首次提出“虛勞”病名。他說：“虛勞裡急，諸不足者，黃芪建中湯主之”(《金匱要略·血痺虛勞篇》)。本篇對虛勞的脈象、症狀及具體方藥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並運用“扶正祛邪、祛瘀生新”法治療虛勞，補充了《內經》、《難經》的不足，開闢了治療虛勞的新途徑。當今以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療再障，實是仲景化瘀生新法的具體發展。

隋·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專列虛勞病諸侯，比較詳細地論述了虛勞病的病因病機及各類症狀，對五勞（肺勞、肝勞、心勞、脾勞、腎勞)、六極(氣極、血極、筋極、骨極、肌極、精極)、七傷(大飽傷脾；大怒氣逆傷肝；強力舉重、久臥溼地傷腎；形寒飲寒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大恐懼不節傷志)的具體證候均作了詳細的論述。

唐宋金元以來歷代醫家對虛勞病進行了大量臨床研究，在理論上逐漸完善，在認識上日趨成熟，出現了不少具有獨特見解的醫學家。如唐代孫思邈將虛勞分述於臟腑證治之中，對虛勞以臟腑分類論治。金元李東垣博引《內經》、《難經》經文，深究其義，結合臨床實踐著《脾胃論》一書，獨創脾胃內傷之說，長於甘溫補中，調理脾胃。他認為脾胃虛弱可以導致陰陽氣血不足，可見“怠墮嗜臥，四肢不收，精神不足，兩足痿軟”等症。他從脾胃論治，創立補中益氣湯治療內傷發熱卓有成效，後世稱之為“甘溫除熱”法，開闢了治療虛勞的另一途徑。臨床上對再障病人的低熱以氣虛為主要表現者選用補中益氣湯治療正是源於李氏之說。

朱丹溪著《格致餘論》，重肝腎，以人體“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立論重視攝養精血，善用滋陰降火及瀉火保陰之法治療陰虛火旺之虛勞證，創制大補陰九為代表的治療陰虛新方。對陰精虛損的治療頗具匠心。明代張景嶽《景嶽全書》對虛勞專篇論述，其論源引《內經》、《難經》之說及歷代醫家所論，詳細系統論述了虛損的成因、病機、轉變規律、證脈及方藥，並創立“補陣新方”，重於腎臟虛損，對陰陽互根的理論作了深刻闡述，在治療腎陰虛、腎陽虛的理論和方藥上有新的發展。具有代表性的左歸九、右歸丸至今仍為研究腎陰虛、腎陽虛者所推崇，也是今天我們以補腎法治療再障的基礎方。

直至清代，隨著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人們對虛勞的認識更加深入、更加系統，具有代表性的醫家沈金鰲提出虛勞當以“氣血陰陽”為辨證綱領。他在《雜病源流犀燭》中說：“其所以致損者，曰血虛、曰陽虛、曰陰虛、曰氣虛，陽氣陰血，精又為血本不離氣血，不外水火。水火得其正則為精為氣，水火失其和則為寒為熱，此虛損之大概”。沈氏的這種觀點提綱挈領，簡明扼要，切合臨床，對虛勞的治療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此外，綺石的《理虛元鑑》、吳澄的《不居集》、胡慎柔的《慎柔五書》、姜天敘的《風勞臌膈四大證》等，都從不同側面對虛勞病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這對促進中醫虛勞學說的發展，對指導中醫對虛勞病的治療，都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