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論》一書是李杲（東垣）的主要代表作之一，這是他在《內經》、《難經》等古典醫籍的基礎上，結合大量的臨床實踐總結而成。對脾胃功能的論述內容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脾胃與元氣

李杲在《脾胃論》中，首先大量引證《難經》、《內經》有關脾胃生理方面的論述，作為立論的依據，來分析脾胃與元氣的關係。他說：“元氣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後能滋養元氣，若胃氣之本弱，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認為元氣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動力和源泉，它既是臟腑功能的表現，又是臟腑活動的產物。因此，元氣與人體健康與否，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而脾胃又是決定元氣虛實的關鍵。他說：“真氣又名元氣，乃先身生之精氣也，非胃氣不能滋之。”這種重視元氣，又重視脾胃的觀點，體現在他的整個學術思想中。

二、脾胃為升降的樞紐

李杲認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處在永恆的運動狀態，其運動形式，主要表現在升降浮沉的變化，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樞紐的調節作用。如一年之氣的升降運動以賴中央戊己土，為之樞紐。而人體精氣的升降運動，亦賴脾胃為之樞紐。因此他說：“蓋胃為水穀之海，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養周身，乃清氣為天者也，升而下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為傳化糟粕，轉味而出，乃濁陰為地者也。”如果脾胃功能失常，就可以出現兩種不同的病理變化，即“或下洩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無春夏，乃生長之用陷於殞殺之氣，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

不過，李氏在升降問題上，特別強調升的一面，認為只有谷氣上升，脾氣升發，元氣才能充沛，生機才能活躍，陰火才能斂藏。反之，若谷氣不升，脾氣下流，元氣就要虧乏，生機必然受到影響，陰火亦可因之上衝而為諸病。所以，他在理論上特別重視升發脾胃之陽，在治療上就喜用昇陽補氣法，以遂其生升之性。基於此點，他在發病論中極力闡發“胃虛則臟腑經絡皆無所受氣而俱病”，“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胃虛元氣不足諸病所生”等論點。以強調升發脾胃之氣的重要性，這樣就形成了“土為萬物之母”的學說。

應當指出，李杲雖然強調升發脾胃之氣的重要性，但是並沒有忽視潛降陰火的一面。他認為胃氣得升，陰火才可潛降，而陰火潛降，又助於脾胃之氣的升發。升胃氣和降陰火，是相輔相成的，不過在掌握上，前者是主要的，基本的；後者是次要的，權宜的。

因為李杲強調脾胃升發的一面，所以在內傷病的治療上著重於對補氣昇陽藥物的運用與處方。並根據具體情況提出了三項基本原則。

①補脾胃昇陽氣

其代表方劑就是補中益氣湯。他認為“內傷脾胃，乃傷其氣”當用補益之法。肺主一身之氣，故君黃芪以補肺氣，益皮毛而實腠理，不使自汗損其元氣。脾為肺之本，“脾胃一虛，則肺氣先絕”故臣以人蔘、甘草，“瀉火熱而補脾胃中元氣”。脾氣下流則生溼熱，而補氣昇陽須防陽亢，故佐以白朮、當歸除溼和陰。氣亂於胸，為清濁相干，用橘皮以理之，並能散諸甘藥之滯；胃中清氣在下，故用升麻、柴胡為使，以升清陽之氣。並引黃芪、甘草等甘溫之氣味上升，以補衛氣而實肌表。綜觀其立方本意，不外乎補氣昇陽。陽氣升發則陰火下潛而虛熱自退，元氣充足則肌表固密而腠理實，故惡寒發熱自除。這就是李杲的甘溫除熱法，凡屬氣虛發熱者，用之得當，確有良效。

②昇陽為主，佐以潛降

昇陽即扶正，潛降即祛邪，合而用之就是扶正祛邪法。這是李杲的治療特點之一。最典型的代表方劑是補脾胃瀉陰火的昇陽湯，本方用於脾胃虛，火邪乘之而生大熱的病證。方中以柴胡為君，升下陷之陽氣，以人蔘、黃芪、蒼朮、甘草為臣，補脾胃益元氣；佐以黃芩、黃連、石膏，清瀉陰火；多以羌活、升麻為使，助柴胡升提陽氣。此方仍以升發陽氣為主，這是基本的。同時輔以潛降之法，以為權宜之計。李氏在本方加減法中曾明確提出：“亦有從權而用之者，如見腎火旺，督、任、衝三脈盛，則用黃柏、知母。若藥量則臨病斟酌，不可久服，恐助陰氣而為害也”，確是經驗之談。

李杲在各科的治療中，也都貫穿著這一主導思想。例如，昇陽湯治療氣虛便祕，方中以黃芪、升麻為君，重在升發陽氣，因為這種便祕是由於清陽不升，濁陰不降所致。對便祕的辨證治療，指出了新的途徑。此外，用黃芪肉桂柴胡湯治療堅硬漫腫，不變肉色的瘡瘍；升麻湯治療內障；當歸龍膽湯治療白翳等等，都是以升發陽氣為基礎的。

李杲在某種情況下，並不放棄苦寒瀉火或解表散火的治法。他認為苦寒瀉火與解表散火的目的，也是為了照顧元氣，故昇陽和降火有相反相成的關係。在一般情況下，升胃氣就可以降火，但有時則必須瀉火或散火，才能對胃氣的升發提供有利條件。李氏的硃砂安神丸、昇陽散火湯等，雖重在瀉火或散火，但都輔以補益和中的藥物。可見他在任何情況下用藥，均以扶正為主，足以補劉完素、張從正寒涼攻下法的不足，使祖國醫學的治療方法更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