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東垣）對脾胃病的論述與後世所說脾胃病的概念不盡相同，他在臨床實踐的基礎上，從脾胃角度立論，對內傷病的致病因素、發病機理等都進行了深入細緻的闡發，給後人治療脾胃病開拓了新的途徑。茲就這兩方面內容總結敘述如下：

一、病因方面

李氏所處時代，正值中原戰亂時期，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造成了疾病的流行，他觀察到人們所患疾病，多由飢餓凍餒、過度的勞累或忿怒、悲、思、恐懼所致，並總結了腸胃內傷三因說。

①飲食不節——“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而生大熱，有時而顯火上行獨燃其面。《黃帝針經》雲：‘面熱者足陽明病。’胃既病，則脾無所稟受，故亦面病焉。”

②勞役過度——“形體勞役則脾病，脾病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大便洩瀉。脾既病，則其胃不能獨行津液，故亦從而病焉。”

李氏認為以上三點是引起脾胃內傷病的重要原因，從具體發病來看，單純地由某一種因素引起是比較少見的，而常常是三方面因素綜合作用於人體的結果。誠如李氏所謂：“皆先由喜、怒、悲、憂、恐，為五肢所傷，而後胃氣不行，勞役、飲食不節繼之，則元氣乃傷。”說明了精神因素在內傷病發病過程中起了先導的作用。

此外，他還指出身體素虧，更容易發病。譬如：“素有心氣不足，因飲食勞倦，致令心火乘脾”，亦會產生內傷病。

二、病理方面

李杲對於內傷病病理變化的闡述，主要有二：

①氣火失調——他認為元氣與陰火是相互制約的，若元氣充沛，陰火自然戢斂下降，而發揮正常的生理作用；反之，元氣不足，陰火就會亢盛而發生病變。這裡陰火實際上指的是“被代替的心火——胞絡之火”，這點與《內經》的說法不同，也只能解釋李杲病機的時候來說。李杲亦曾明確地提到這點，如“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其繫系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胞）絡之火，元氣之賊也。”意思是：全身氣血不足時，心作為君主之官，還要統領全域性，但是力量不夠，這時兩腎之間的胞絡之火便沿心繫上行，代君行令，所謂“不在其位便為邪氣”，所以稱之為賊也，現代醫家多直接概括為“虛火”。此火在水溼過盛之時，不僅不滅，反而更盛。由於飲食不節，勞役過度或神志不寧等因素損傷脾胃，而致元氣不足，溼濁下流，陰火因之上乘而為病，出現“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面板不任風寒而生寒熱”等內傷熱中的病變。

②升降失常——升降是人體氣化功能的重要表現形式，內而五臟六腑，外而四肢九竅的功能，無一不是在精氣升降出入的運動之中發揮的。由於脾胃是升降運動的樞紐，對於維持臟腑正常功能活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脾胃氣虛，升降失常，則臟腑四肢九竅的生理功能受到破壞，各種病症都能發生。如“脾胃既為陰火所乘，谷氣閉塞而下流，即清氣不升，九竅為之不利，胃之一腑病，則十二經元氣皆不足也。氣少則津液不行，津液不行則血虧，故筋、骨、皮、肉、血、脈皆羽，是氣血俱贏弱矣。”故升降失常，是內傷病病機之一。他還特意提出了“肺之脾胃虛”及“腎之脾胃虛”，並加以闡發。

肺之脾胃虛，是脾胃虛損，不能滋養肺氣的一種病變，即所謂“土不生金”。臨證所見除“怠惰嗜臥，四肢不收”等脾虛症狀外，亦可出現“灑淅惡寒，慘慘不樂，面色惡而不和”等有關肺臟的病症。李杲認為這是由於“陽氣不伸”所致，因此當補脾胃而升清陽，方用昇陽益胃湯。

腎之脾胃虛，是指脾胃虛損，寒邪上侮的一種病變。多因脾病調治失宜，或誤用下法所致。往往出現“上熱如火，下寒如冰，頭作陣痛，目中流火，視物䀮䀮，耳鳴耳聾”等症。亦可見“惡風寒，喜日陽，前陰冷，起居艱難，大小便不調，膝下筋急，肩胛大痛”。李氏將其病機概括為“寒水來複火土之仇”，即所謂“腎邪上凌，虛陽外越”。治宜溫腎回陽，方用沉香溫胃丸或神聖復氣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