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券定價是債券市場的核心問題，決定債券發行的成敗。在中國債券市場，由於的隱性擔保，債券違約風險小，信用評級普遍較高，投資者不會考慮債券違約的信用風險。債券發行中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對債券定價影響較大，信用風險因素在債券發行定價機制中一直處於缺席狀態。2014年“超日債”違約，信用風險暴露。

根據Wind數據顯示，2014年有6只債券違約、2015年有36只債券違約、2016年迎來違約高發期共有91只債券違約，2017年有19只債券違約、2018年有140只債券違約、2019年有170只債券違約，債券違約規模擴大。2015年國企開始違約，說明債券違約不侷限於信用評級較低的債券，信用評級高、持股的債券也可能發生違約。債券違約俞演俞烈，中國債券市場違約將不可避免，信用風險問題需要被關注。

中國債券市場長期的零違約現象扭曲了市場對風險和收益關係的認識，投資者很難培養債券風險管理意識。由於中國債券市場依靠信用剛性兌付，債券信用評級普遍偏高。投資者不會過多關注發行企債券發行定價忽視信用風險，定價機制不完善。債券違約的發生，信用風險的暴露可以讓債券發行定價逐漸迴歸到債券企業發行本身，培養投資者的信用風險意識，推動信用風險定價機制的完善。

因此，在債券違約的背景下，研究違約風險對債券發行定價的影響，重視信用風險問題，可以推動債券市場更好的發展。完善的債券市場化定價機制對債券市場健康發展非常重要，債券發行價格能反映出市場風險、宏觀經濟環境、發行主體經營等信息。在2014年之前，債券市場零違約，發行價格不能反映或低估了真實的違約風險。

國內對發行定價的研究更多地針對宏觀經濟因素和微觀因素，但國外關於信用風險定價模型及實證研究已非常充分。在2014年違約發生之後，中國對債券違約的研究較多集中於分析現狀、提供建議、案例分析階段，實證分析其對債券發行定價的影響還較少。因此基於債券違約發生後，在數據可得的情況下，研究債券違約的信用風險對債券市場的發行定價的影響，將信用風險納入債券發行定價機制模型中，進一步完善債券發行定價機制。

主要研究違約風險對債券發行利差的影響，即債券違約風險是影響發行利差因素之一。債券投資者在進行債券投資時需要考慮發債主體可能存在的違約風險，才能更加精確地把控信用債所蘊含的風險因素，合理要求與風險相當的補償。發債主體需要更加關注自身綜合能力，提高經營能力，才能避免債券違約讓企業信譽受損、再融資成本更高，融資困難。債券市場需要重視信用風險問題，才能促進定價更加市場化，推動市場健康發展。

經過對文獻的梳理，確定了債券違約的概念。債券違約是指債券發行主體到期不能及時兌付本金或利息的行為。李亞平根據債券增信，將債券違約分為主體違約和債項違約兩種情況。黃小琳、朱松、陳關亭用實質性違約和違約危機的合計數來衡量債券違約事件。羅朝陽、李雪松將債券違約定性為實質性違約，實質性債券違約指“未及時撥付兌付資金”，包括沒有及時兌付利息和本金兩種情況。

經過對債券違約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學者們採用了三種方法來度量違約風險。第一種是用信用評級來度量違約風險。方紅星、施繼坤、張廣寶採用將債券發行的信用評級依次賦值的方法來衡量違約風險。葛鶴軍用信用評級來衡量信用風險，信用評級下調代表著信用風險事件發生。第二種是用違約率及違約回收率來度量違約風險。

根據債券違約的歷史數據，測算違約率，通常違約率與違約風險正向相關，違約率越高說明債券的違約風險越大；違約回收率是指債券違約後，企業能夠實現兌付、投資者能收回部分資金的比率，違約回收率越高，說明債券違約後兌付的概率越大。Merton構建了違約概率的分析框架，用違約概率衡量信用風險，分析其對債券的信用利差的影響。

Longstaff&Schwartz用違約概率等市場變量構建債券定價模型，結果發現違約概率與信用利差呈反向關係。Jarrow&Turnbull將違約分為標的資產違約和債務人違約，並測算債券違約概率。沈沛龍、崔婕主要研究債券違約時的損失率，分析影響違約損失率的相關因素。周勇等在簡約化模型的基礎上結合了生存分析法，進行違約概率估計。

Yeh&Lien用“歸類平穩法”估計違約概率，隨後又發現用“人工神經網絡法”算出的違約概率預測值與真實值最為吻合。鄭肇晨、Gieseckeetal.採用面值口徑計算違約概率。第三種是用違約距離來度量信用風險。餘妙志、華思瑜以2017年發行的40只AAA級債券與40只主體虧損債券，運用修正的KMV模型探究二者的違約風險度量效果，使用違約距離來判斷債券是否會發生違約。

付冰晨用計算發債公司的違約距離作為信用風險的衡量指標，違約距離越小則信用風險越大。採用KMV模型，測算公司債券的違約距離，用違約距離表示債券的違約風險。信用利差是指高於無風險利率部分的，為補償投資者承擔違約風險的利差。在債券發行市場中，信用利差即發行利差，是企業初始發行時的成本，也是企業的融資成本。

因此在發行市場中債券的信用利差為信用債的票面利率與同年同月同日發行的同期限的國債收益率之差信用風險定價的理論最早是Merton提出的結構化模型。Merton根據歐式看漲期權定價理論，構建了信用風險定價的標準結構化模型。從股價、利率、波動率這些方面來解釋信用利差。

Longstaff&Schwartz進行擴展了Merton模型，加入隨機利率模型，分析利率與資產價值的相關關係。發現無風險利率、資產價值以及它們之間的相關性共同影響著信用利差。Delianedis&Geske為研究流動性、市場風險、稅收待遇等因素對公司債利差的影響，採用結構化定價模型，結果發現市場風險因素、流動性因素、稅收待遇等影響公司債利差，財務槓桿率以及債務回收率對公司債利差影響不顯著。

Huang等在基於結構化模基礎上加入違約邊界、違約概率、回收率等指標。根據模型所觀察到的利差進行分析，發現信用評級高的債券的信用風險只能解釋其全部信用利差的一小部分；而信用評級低的債券的違約風險可以很大部分的解釋其信用利差。結構化模型度量上市公司的違約風險。相對於結構化模型，簡約化模型範圍適用更廣。Jarrow&Tumbull考慮了違約強度，構建了信用等級定價模型。

Duffie&Singleton用帶有違約強度過程調整的短期利率替換無風險利率，利用無風險債券的價格推導服從風險中性概率下違約債券的價格。Jarrow、Lando&Turnbull假定破產過程遵循離散的馬爾可夫鏈，利用市場數據分析債券的利率期限結構。但簡約化模型不考慮信用風險形成的原因，只能解釋已發生的歷史情形，不能預測。

Duffie研究影響市政債發行定價的因素，實證發現宏觀經濟環境、資金流動風險、債券期限、信用評級和稅收待遇都可以解釋市政債的發行定價。Partnoy研究信用評級與信用風險的關係。發現評級機構的獨立性、公平性可以有助於更好衡量債券的信用風險，讓債券信息更加真實有效。

胡志強等採用數學推導的方法，通過數學模型推導出債券定價中利率與債券價格的關係。根據債券定價三個方程的數學推導得出，基於無套利定價原理推導出的定價方程，更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SanchezBallesta用西班牙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結果發現背景為持股的公司因為存在隱性擔保使得債券發行成本更低。

方紅星、施繼坤、張廣寶用2007-2011年公司債作為數據樣本，採用多元線性迴歸和進一步分組迴歸發現：國有企業因為存在隱性擔保，公司債的發行利差較低；企業自願披露正面內部控制鑑證報告，對外釋放高質量信號也會降低債券的發行利差。黃超研究企業債信用風險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