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對稱理論是指在交易市場中各交易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等。由於產品的質量、性能、設計等信息賣方比買方更加了解，賣方擁有更多的信息，相對地在交易市場中會處於信息優勢地位。在債券市場中，賣方是債券發行主體，掌握信息更加充分；買方是債券投資者，只能獲取債券市場中賣方主動披露的信息，二者之間因此存在信息不對稱。

證券的賣方為了向外界傳遞有利的信號，會傾向披露利於自己的信息；證券的買方則會努力挖掘所有公開信息以此來降低信息的不對稱。企業為了擴大規模或投資項目通常會在債券市場上進行融資，發行主體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具體到債券發行過程中主要體現在兩點上：一點是投資者通常只根據評級機構提供的信用評級進行衡量該債券質量，不能準確地判斷債券存在的違約風險；

另一點是投資者對企業後續資金的使用以及經營情況信息難以掌握，不能合理評估企業是否會發生違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債券發行主體存在違約事件或者其他信用風險事件，在該發行主體下次再發行，投資者會將其違約情況考慮進去，綜合評估公司的信用風險，為未來因信息不對稱所承擔的信用風險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由此可見信息不對稱理論對於研究債券違約風險對債券發債利差的影響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相關解釋。

信號傳遞理論指出，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企業會向外界傳遞公司內部信息，引導投資者關注並發現該企業自身潛在投資價值。投資者會根據企業公佈的財務報表等公開信息衡量企業的價值並參照市場的平均水平對企業進行報價，但由於存在信息不對稱，這樣會使那些弱資質，核心競爭力不強，技術落後創新性不高的企業也較容易獲得融資，降低了市場資源配置效率。

根據信號傳遞理論，當債券市場上債券發行主體出現債券違約不能到期兌付，會向市場傳遞出該企業盈利能力不強，負債過重或者所在行業不符合經濟發展預期等不利信號。投資者會重新審視這類企業，更能準確估計債券的信用風險水平以及自身利益的安全程度，為其發行債券中所蘊含的更高的違約風險要求更好的收益率，提高這類企業債券的發行成本。

因此認為信號傳遞理論為研究違約風險對利差的影響提供了相應的理論解釋。委託代理理論是指現代企業存在的兩種代理衝突，一種是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代理衝突；一種是企業所有者與債權人之間的代理衝突。主要研究違約風險對債券發行定價的影響，因此適用的是第二種委託代理理論--企業所有者與債權人之間的代理衝突。

企業所有者與債權人之間存在的衝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點，追求的權益不同。所有者追求所有者權益最大化，債權人追求債權權益最大化。所有者如果要求高分配，則企業留存就少，償債能力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上升，債權人利益會受到損害。第二點，企業追求利潤至上。企業通常會為了滿足更多的投資需求，追求更高的利潤，新發行債券。

由於承擔更多的債務，償債能力稀釋，當前債券會承擔更大的違約風險，債權人利益受到損害。第三點，風險偏好不同。為獲取高收益高回報，企業往往將資金投入風險較高的項目。然而無論企業投資是否成功，債權人只能收到固定利息和本金。因此債權人希望企業投資行為偏向保守，否則一旦投資失敗，債權人可能面臨利息本金均不能收回的風險，債權人權益受到損害。

由於以上三點衝突存在的違約風險，債權人會要求更高的風險報酬。因此委託代理理論可以為研究違約風險對債券發行定價的影響提供相關的理論基礎和解釋。該理論放在證券市場中可以解釋為，當一家發債公司發生債券違約，由於或金融機構的兜底以及相關債券違約的處罰機制還未健全，債券違約懲罰力度不夠，這會使其他公司覺得債券違約成本較小，誘發出潛在的違約動機，擴大信用風險的傳染。

投資者出於對風險的感知，會要求較高風險報酬。因此破窗理論也可以為債券違約風險對債券發行利差的影響提供理論基礎。根據Merton提出的信用風險定價結構化模型，構建債券發行定價的理論模型，以此判斷違約風險是如何影響債券發行利差的。內容主要包括相關概念、理論基礎、理論模型三個部分。

首先簡要地對後續研究涉及到的相關概念進行了界定，以便於理解清晰；其次分別從信息不對稱理論、信號傳遞理論、委託代理理論以及破窗理論出發，闡述了違約風險影響債券發行利差的相關理論基礎，為後續研究結論提供了相關理論解釋；最後根據信用風險定價的結構化模型，構建了債券發行定價的理論模型，模型發現違約風險會使債券發行利差擴大，為後續假設的提出及實證的檢驗提供了理論分析。

2014年之前，中國債券市場沒有出現過違約不能兌付的情況。在2014年時，出現了第一隻債券違約，使得人們所信賴的債券市場剛性兌付被打破。2014年以後債券違約更加頻繁，債券市場信用風險不斷暴露，違約風險已經不容忽視。將債券市場歷年違約情況大體分為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打破剛性兌付，違約尚屬個案。

2014年超日債首次違約，衝破債券市場剛性兌付的藩籬，其後在這一年中一共有6只債券違約，違約的原因主要是發行主體的盈利能力下降。至此市場及投資者開始重視發債主體本身，兜底剛性兌付的情形開始打破。第二個階段：經濟增速下滑，過剩產能違約。2015年-2016年債務違約集中在產能過剩行業，天威集團債券違約，開啟了國企違約先例。

2015年-2016年產能過剩行業陷入經營低谷，盈利能力弱，債務負擔重，出現了大面積債券違約，比如東特鋼、川煤集團等，更甚是“08二重債”違約，表明了央企開始違約，國企央企不違約神話破滅。第三個階段：非標融資收縮，民營企業違約。2017年由於供給側改革，緩解了產能過剩行業的較難生存環境，該行業得以休養生息，經營情況好轉，債券違約情況相對減少。

2017年-2018年金融去槓桿，盲目加槓桿擴大規模的民企，例如五洋建設；或者是無序多元化擴張的企業，例如新光控股，這些企業風險開始暴露，民企扎堆暴雷，融資環境艱難。2018年8月淨融資額最低達到-701億左右，償債高峰的到來使得信用風險加劇，大規模的民企違約潮出現。2017年弱資質民企違約，2018年多元化大民企也出現違約。

第四個階段：國企違約增多，國企信仰邊際惡化。雖然民營企業違約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但是2020年以來國企債券違約風險不斷上升，加速破滅國企“剛兌信仰”。2020年民企債券違約餘額為1079.14億元，國企債券違約餘額達到972.83億元，從數據可以看出國企違約餘額與民企違約餘額幾乎不相上下。特別地由於永煤違約，打破了市場對具有核心資產、規模大、區域重要性強國企的剛兌預期，國企光環加速消解。

債券違約市場主要集中在銀行間市場、上交所、深交所，其中銀行間市場違約金額佔比達到49.12%，近似違約金額的一半，銀行間市場之所以佔比較高的主要原因是本身存量佔比就高。債券違約佔比前五的類型分別為私募債、公司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企業債。上述違約最多的債券都是典型的信用融資，信用融資和整個經濟環境和政策相關相關性非常大。信用債違約頻發一方面是因為企業自身經營不善，一方面是因為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