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與經濟發展。作為金融發展理論的核心內容，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從早期的古典學派關於貨幣與經濟發展關係的理論到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金融經濟增長理論，均強調了金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貨幣金融與經濟理論。就早期的貨幣經濟理論研究而言，雖然在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看來，貨幣只是罩在實物經濟上的一層面紗，對經濟不能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但是他們將經濟劃分為實物經濟和貨幣經濟，前者構成價值理論研究的範疇，旨在解決商品供求與相對價格、均衡價格、最終產量的決定問題，而後者則構成貨幣理論範疇，研究的是貨幣數量與絕對價格的關係。

對於價值理論和貨幣理論的“二分法"，後來的貨幣經濟學者Wicksell指出，貨幣不是面紗，它與經濟是相融的，對經濟活動具有重大的實質性影響。

由此可見，JosephSchumpeter認為銀行是具有信用創造能力的，同時，他將銀行的信用創造與生產資本形成聯繫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吻合於現代信用支持經濟發展實際的。

貨幣增長理論。發展經濟學家們以往主要論及的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各種實物因素，而很少論及貨幣金融因素。1955年J.Tobin發表了《動態總體模型》一文，首次將貨幣因素引入經濟增長的研究中，隨後他又於1965年發表了論文《貨幣和經濟增長》，形成了貨幣增長理論的維形。

在託賓看來，貨幣會通過影響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來影響消費和儲蓄，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由於國家可通過調整貨幣政策來改變實際現金餘額，進而會傳遞至對社會總可支配收入和社會儲蓄等於儲蓄率與總可支配收入的乘積的影響，又因儲蓄是投資的主要來源，現金餘額的變化還會改變社會投資額，最終反映在經濟增長上。

據此可知，在託賓的貨幣增長模型中，國家是通過運用貨幣政策調節實際現金餘額實現對資本與產出比的改變。

受託賓的研究啟示，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遜及以色列經濟學家帕廷金等一批學者先後提出“貨幣增長理論”，旨在說明貨幣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以及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儘管在這些理論中，學者們將儲蓄和投資函數看作相互獨立的變量，強調市場本身的不均衡狀態，並在實物資本和貨幣資產之外增加了債權資產。

但由於這些理論均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作為理論依據和研究對象，而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具體經濟特徵和所處階段，因而不能直接用於對發展中國家的分析。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發展理論得以創立。

金融發展理論。就金融發展的理論研究來看，美國經濟學家格利和肖分別於1955年和1956年合作發表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過程》兩篇文章，系統剖析了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以及各種金融中介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作用。格利和肖認為，金融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

經濟的發展是金融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金融發展又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亦獲得發展。這種發展不僅表現在各種非貨幣金融資產的湧現及其數量的增多，也表現為各種非銀行金融中介的建立和發展。

因此，金融資產單一化是發展中國家金融的一個明顯特徵，不僅限制了儲蓄規模、投資水平，而且限制了儲蓄的流向及其向投資轉化的效力。

在格利和肖之後，美國學者帕特里克首次闡明瞭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的因果及主次關係，並區分了“供給引導型"和“需求尾隨型"的金融發展路徑。就前者而言，它強調經濟增長會對金融服務產生需求，從而推動金融不斷髮展。

後者側重於金融服務的供給先於經濟增長需求，金融發展有助於推動實體經濟的增長。此外，他還認為這兩種金融發展路徑會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推移而發生轉換，也就是在經濟發展之初，供給引導型金融居於主導地位，而隨著經濟向成熟階段發展，需求尾隨型金融會逐漸取代供給引導而佔據主導地位。

基於前人的研究基礎，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創立了金融發展理論。該理論是以發展中國家作為研究對象，以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尤其是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為研究重點，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特徵，提出了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路徑。

由於在他們之前，主流觀點是金融部門有別於其他經濟部門，其有效運行是以政府幹預為前提條件。對此，麥金農和肖給予了批評，並基於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現象，主張在這些國家實施"金融深化”策略。

金融抑制主要表現為政府對利率進行嚴格的管制，通貨膨脹率高導致實際利率為負，而政府又直接管控銀行的信貸，降低了社會儲蓄率，使資本積累趨於緩慢，從而損害了投資配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由於金融抑制的存在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實行較高的實際利率以消除金融抑制，減輕經濟的分割性，並促使經濟健康發展。

對於欠發達國家，實行實際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路徑，而低於均衡水平的實際利率與高估的本幣等金融抑制現象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對於金融深化，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強化對市場力量的運用，減少對金融市場的人為干預，以實現利率、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

如Fry在對1961-1983年亞洲14個國家進行研究後發現，實際存款利率對儲蓄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實際利率上升可以提高投資質量；Roubini等對近60個發展中國家的實證表明金融抑制引起經濟增長率偏低。

不過也有一些學者在實證後發現，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不確定，利率對儲蓄的影響不顯著。對於金融深化理論所主張的金融自由化，有部分學者表示了異議，後來又進一步演變為金融約束論。

其中以Taylor和VanWijinbergen等人為代表的新結構主義學派認為，金融深化論過於強調金融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忽視了實體經濟結構和初始條件差異對金融制度和經濟發展的制約，因此它們分析了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特殊結構，並指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存在兩個特徵。

一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正式的、有組織的信貸市場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更加有效率的非正規信貸市場，二是實際利率的提高可能會引發流動資本的成本推進效應，而發展中國家更需要的是資本積累。這兩個特徵的存在改變了傳統金融深化政策的傳導機制，從而會使政策的實施效果與理論結論之間存在一定的偏差。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不對稱理論被引入金融分析，赫爾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基於信息不對稱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該理論認為政府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較低且可以預測的通貨膨脹率，由存款監管、市場準入限制等組成的一系列金融約束政策可以促進金融業更快的發展，從而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

其隱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業，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由於金融約束論的成立需要滿足三個條件：限制市場準入，實現銀行業充分競爭；限制直接融資，防止直接融資對銀行信貸的替代；宏觀經濟環境穩定，通貨膨脹率較低且可以預測，從而保證實際利率為正。

存在較高市場準入門檻的銀行業，難免會存在部分壟斷。通貨膨脹率是變動的，在長週期內是不能被準確地預測的，實際利率為負在一些國家是常態。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際來看，金融約束論都存在著很大的侷限性。

內生金融經濟發展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認識到把利率作為反映資金供求狀況的價格，難以完全反映金融體系的結構和發展，並認為此前的金融深化理論也未反映金融市場的內生變化。

這樣，Romer和Lucu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經濟增長並非是由外部力量推動，而是經濟體系內在因素作用的結果，吻合了這些學者的理論需要，於是他們將內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納入到對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分析模型。

通過在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不對稱信息和監督費用等因素，並對經濟參與主體在不同情況下的效用水平進行評估，可以推斷金融中介。

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文獻中，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都被視為參與主體的一種集合，並且各具優勢，因而能夠吸引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在監督或預防道德風險上的優勢導致了金融中介的形成和發展，而在信息獲取、甄別和反饋上的效率則促進了金融市場的形成。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除分析了上述金融結構體系的調整外，還研究了資本市場效率的改善和金融領域的制度演變，探討了“在外生資本存量較低且增長緩慢的條件下如何通過改善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來促進金融發展向經濟發展的傳導”。

由此可見，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與以往研究最大的區別是，它們強調了各類信息在金融市場上的集合，而金融中介又在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金融中介效率的改進有助於金融市場的發展。

結語

顯然，這一區別是該理論的一大進步，不過由於該理論沒有對金融中介加以區分，同時也沒有說明制度安排對金融中介的信息處理和金融市場的形成的影響，因此不能解釋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現實中的部分失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