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患癌8年人來說，今年58歲的王先生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在懸崖邊掙扎，經歷過兩次手術，挺過煎熬的藥物副作用，逃離腦轉移的命懸一線，闖過“無藥可醫”的絕境…

幸運的是，他一次次從晚期腎癌中扛了過來，晚期癌症絕地重生，這僅僅是靠運氣嗎？ 王先生向我們講述了他患癌8年的艱辛歷程。

人生前50年中，我的身體一直不錯，酷愛運動、天性樂觀。

那是2011年5月，我去體檢，結果查出甲狀腺有一個瘤。醫生告訴我是良性的，不影響正常生活就不用處理。

但是沒過多長時間，我感覺腹部和後背有些莫名的疼痛，於是又去醫院做了一次平掃。

這次，醫生才發現我左腎上的有一個原發腫瘤，泌尿外科的醫生給我做了手術，切除了一半腎臟，手術後發現，腫瘤已經3公分大了。

當時，我天真的以為，手術後我就可以徹底遠離“腫瘤君”了，哪知道，我和癌症的抗爭才剛剛開始。

診斷沒弄清，就丟了半個腎

一年後，我再去檢查，醫生髮現我甲狀腺上的腫瘤似乎變大了，但怎麼檢查都是良性的。

切下來後一鑑定，最終還是惡性，這下明白了，一年前放著這個轉移灶沒處理，我就直接被切掉了半個腎！

但世上沒有後悔藥，既然事已至此，我必須拿出勇氣和恆心對抗癌症。第二次手術後，我開始服用靶向藥索拉非尼。

斷斷續續用藥的一整年，副作用讓我難以消受。高血壓經常使我頭暈眼花，最痛苦的是：我不能正常走路了！腳踩在地上像踩著針一樣，鑽心地疼。

曾經活蹦亂跳的我，只能拄著柺杖走路。最終，醫生只能建議我停藥。

危急時刻，致命的腦轉移

2014年3月的一天早上，一次出門我直接摔了一跟頭。我馬上到醫院做個頭部MRI檢查，醫生告訴我：頭部MRI的結果顯示，我的腫瘤轉移到了腦部。

我第一次感覺到這次可能是危在旦夕了，腦轉移的患者，一般都活不過一年；不治療的話，可能就是幾個星期。知道我的性格，家人沒有隱瞞我的病情。

一刻也沒有停留，家人馬上將我轉到北京的一家知名三甲醫院，醫院給出的方案是對頭部轉移腫瘤實施伽馬刀放療。

放療時為了保持穩定和放療點的準確，我必須紋絲不動，醫院給我帶上一個“緊箍咒”：一個金屬圈，在額頭上擰兩個螺絲，後腦勺再擰兩個螺絲，用鉗工那種扳子固定上。螺絲一直扎到骨頭裡。

固定前他們會給我上麻藥，我雖然感覺不到疼，但那種難受、憋屈的痛苦，真的是隻有親身經歷了，才能理解。我就在那張鏽跡斑斑的治療床上直挺挺地躺了40多分鐘，感覺自己像一隻待宰的羔羊。

做完放療後，我慢慢地自己坐起來，螺絲被擰下來，血就順著我的額頭、後腦勺流下來。滿臉是血的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離死不遠了。

“無藥可醫”的困境

這次治療後，我開始服用另外一種靶向藥——舒尼替尼。用藥一個多月，我反應特別大，渾身上下，每一寸面板都奇癢難耐，比疼還要難受百倍。

那一個多月，我晚上幾乎都無法入睡，我巴不得還能像以前一樣，半夜爬起來跑兩圈。即便這樣難熬，再次複查頭部MRI時，我腦部又發現了新的轉移！

接下來又是射波刀放療。醫生陸續給我換了3種藥，但多次複查證明，這3種藥物都沒有對我起到任何作用。國內一位著名的腫瘤專家告訴我：“你只體驗了這個藥物的副作用，卻沒有起到任何療效。”

2015-2016年，我就這樣連續換藥、治療，腫瘤就像狡猾的敵人一樣，在我身體裡四處伏擊。

難道我真的“無藥可醫”了嗎？病痛改變了我的生活習慣，但這並不能阻礙我的思考，求生，我腦子裡只有這一個信念。

換藥也許不是好辦法？

國內的方法幾乎都嘗試過了，在家人的堅持下，我決定赴日本找尋希望，我們最終選定了日本德州會湘南鎌倉綜合醫院。

2017年6月，我在家人陪伴下，到這家坐落在日本鎌倉的醫院，是一個規模龐大的醫療中心。

我就診的日本醫院

醫院裡音樂環繞、設施齊全，配備著圖書館、紀念品商店、餐廳等等。醫院對病人的照顧，體現在各種細節中，比如醫院停車場為病人準備了輪椅；每一個衛生間都有編號，病人需要緊急幫助時，能準確報出自己所在的位置；牆上貼著癌症倖存者分享的真實故事，讓您心生感動和敬佩。

到日本後，由於藥物的副作用，我的腳還是特別疼。

我的首診醫生是下山來醫生，聊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下山來醫生告訴我，我不應該頻繁地更換藥物。他還提了一個特別的問題：“醫生給你用舒尼替尼的時候，沒有使用其他藥物干預副作用嗎？”“沒有。”我說。

他告訴我，在已知藥物副作用的前提下，是可以使用其他輔助藥物來緩解的，出現不可忍受的副作用後，就更換藥物，可能會加速身體出現耐藥性。

出現骨轉移，抗癌路更加艱辛

接下來，他安排我去做CT、MRI等等檢查，這些檢查我在國內都做過，但日本的體驗和國內真是大不一樣。

躺在MRI的治療床上時，護士從保溫箱裡拿出一條熱毛毯，蓋在我身上，而且在膝蓋處墊上了一個枕頭。做完後，護士還會扶我坐起來。

下山來醫生看到檢查結果後告訴我，病情依然在進展，甚至出現了骨轉移！

他建議我繼續放療，但是停用之前的藥物。而且告訴我，我難以行走，有可能是國內放療劑量過大的原因。

就這樣，我在日本先後做了5次放療。頭部放療時，日本醫院也會把我的腦袋固定在放療床上，但是根本不會流血。因為固定面罩是根據每個人的頭型專門定製的，把腦袋一裹，就能牢牢固定；而且，面罩貼合面板的部分還很柔軟。放療時間也非常短，只有不到半小時，而國內要40多分鐘。

這家醫院的放療等待室

全身放療時更簡單，會有一種床單似的模具，往身上一蓋，痛苦非常小。

第一次治療就在日本待了幾個月，我逐漸接受了新的治療環境。

第二次赴日本，免疫治療消滅所有癌細胞

2018年3月，在家鄉過完春節，我又飛回日本繼續治療。

複查前，我感覺有些輕微頭疼，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不是又轉移了吧？下山來醫生看著我的影像資料，還沒等我描述自己的疼痛，就對我說：“因為病灶附近有輕微炎症，現在你可能在頭部位置有輕微疼痛。”

下山來醫生的話正中要害，我能感受到他和他背後的治療團隊，對我的病情一定進行過深入地研究。最後，主治醫生跟我說，“你的治療方案沒問題，還要繼續放療，並且開始使用PD-1。”

PD-1是一種先進的免疫療法，我早有耳聞，但是在國內還沒有獲批腎癌的治療，沒想到自己可以使用到。

按照下山來醫生的治療方案，我開始使用PD-1抑制劑（pembrolizumab），每3周注射一針，一針200毫克。預計先打14針。

這次在日本治療期間，我就打完了第10針。期間我回國做了一次全面的體檢，日本醫生的檢查報告顯示：我身體裡沒有檢測到任何癌細胞！

我又把檢查報告拿給國內的一位醫生朋友看，他感嘆著跟我說：“你真的太幸運了，你可以理解為自己被‘臨床治癒’了！”

今年二月，我去日本複查，下山來醫生告訴我，我還需要繼續注射PD-1，以後每4個月到日本複查一次。

八年了，我經歷了太多、太多，多少次幾乎和死神擦肩而過，沒想到，現在我竟然實現了“cancer free”!

想起那些因為疼痛而失眠的夜晚和拖著病弱之軀堅持鍛鍊的自己，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感謝我的親人對我的精心呵護，感謝先進醫學的發展、感謝日本醫生對我的科學治療，讓我見證了癌後八年最好的自己。

結語：

下山來醫生告訴我，人生始終有跌宕,不幸遭遇重病，無需驚恐，要有志氣和信心，謹遵醫矚，補養體能，積極治療,補充營養。不使身體掉隊，營養失衡。有一顆開朗寬容的心態，矢志不渝地堅持治療，運動，營養。

相信有一天，你也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