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衛一直追隨孫中山，被認為是當然的繼承人，從而當選國民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登上了權力的頂峰。那時的蔣介石雖然是黃埔軍校校長，但還不是國民黨一大中央執委委員。與汪精衛鼎足而立的是胡漢民、廖仲凱。

掌握軍隊的蔣介石，利用和創造機會的能力非常強。經過中山艦事件、整理常務案、北伐、寧漢合流等等，縱橫捭闔，十年後的1935年，蔣介石超過汪精衛，成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是副總裁、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按既定程式，早上先去拜謁中山陵，然後回中央黨部舉行開幕式；開幕式之後，全體中委出來合影；合影之後回會場正式開會。就在合影完畢，委員們轉身之際，記者中一個人越眾而出，從大衣裡掏出一柄左輪手槍，對著汪精衛“呯呯呯”連開三槍，一槍擊中汪的手臂，一槍擊中面頰，一槍從後背鑽入胸骨旁。汪精衛立馬倒在血泊之中。

槍聲一響，委員連同警衛一鬨而散。最可笑的是孔祥熙，倏地鑽入汽車底下，事後卻自己爬不出來，喝叫隨從抬高車子，把他從車底拉出來，馬褂的袖子撕成了兩半。元老張靜江腿腳不好，急切中從輪椅上蹦起來，倒在地上，大家一開始都以為中槍的是他呢。

也有兩個勇敢的。一個叫張繼，上去一把死死抱住了刺客。另一個人踏步向前，一腳踢飛了刺客手中的手槍。他叫張學良。

一、張學良的說法

刺客名叫孫鳳鳴，這是事後從他持有的“晨光通訊社”採訪證上查到的。當時張學良站在第三排，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晚年回憶起這一幕，張學良由衷讚歎孫鳳鳴“可以與荊軻刺秦齊名”，“他拿著這個手槍，手一點沒顫，打得很準，一點沒有猶豫，很沉著……”

張學良見張繼抱住了刺客，出於本能衝下去，“我從前學過武，學過一點，不是學得很好，我就上去對兇手先給個絆腳，啪，他就倒下了，張溥泉（張繼）就撲到他身上。”張學良踢掉孫鳳鳴的手槍後，汪精衛的警衛衝上來，對著孫鳳鳴開了兩槍。孫鳳鳴身受重傷，於第二天凌晨死去。張學良對這個侍衛很生氣，“我懷疑這個人（汪的侍衛），要查處這個人，我說都要活捉了，你還打他幹什麼？”但張學良不知道的是，孫鳳鳴來行刺，是抱著必死的決心，事前服了煙泡，即使不受槍傷也問不出口供。但又反過來說，不管孫鳳鳴是否心存必死之志，汪精衛自己的警衛絕對沒有在孫鳳鳴已經受制的情況下開槍。更何況當時國民黨元老張繼抱著孫鳳鳴，難道就不怕誤傷張繼？

張學良最後一個回到鐵柵門裡，“我一進來，汪精衛的太太（陳璧君）她出來，跟我走個碰頭……她看見汪精衛她就過去了，汪精衛就哭了，跟她說，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這時陳璧君的反應讓張學良大吃一驚。“這個女人啊，你想一個女人看見丈夫捱了槍，而她丈夫說我完了，你想她頭一句話說什麼？她說你剛強點兒好不好？幹革命的早晚就是這個結果！”

張學良如果聽過阿慶嫂的唱詞，這時一定會在心裡唱出來：“這個女人哪，不尋常！”

可以說，陳璧君的野心，成就了汪精衛，也害了汪精衛。幾年後，1939年5月，汪精衛由日本人護送離開河內到達上海，日本人為了保密，叫汪精衛一行當晚住在船上，陳璧君則堅決要回上海的家，說你們不送我上岸，我就跳海游過去！在汪偽南京時期，汪精衛偶爾喝酒消遣，金雄白記載，“我曾經幾度應邀往他私邸中同飯，汪夫人雖常避席，而汪氏勸飲頻頻，三杯落肚，又復談笑娓娓，汪氏尚未盡興，而陳璧君已姍姍而來，瞪著眼高喚一聲‘四哥！’汪氏已知其意，吐一下舌頭，躊躇停杯。”

曾讀金庸先生《雪山飛狐》，書中人物各自敘說當年胡一刀與苗人鳳的生死搏鬥、生死相交，每人視角不同，卻抽絲剝繭，慢慢匯出真相，大呼過癮。這裡不妨就刺汪案來一個邯鄲學步，既可以探幽尋微，也可以多角度瞭解現代史上的這些人物。

二、陳公博的說法

看了張學良的口述實錄，再看看陳公博的回憶錄裡怎麼說。

1921年7月，陳公博作為廣東黨小組推舉的一大代表，來到上海參會。他沒覺得這個會議有多重要，是順便帶著漂亮老婆去上海度蜜月的。會議開到半途，有密探來打探，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經驗豐富，立即讓大家疏散。陳公博主動留下來，和房子的主人李漢俊應付租界巡警的搜查。脫險後他沒有參加餘下的南湖會議，因為他覺得會議中有著很多無謂的爭論，所以他負氣回家了。後來他退黨，追隨了汪精衛，成了汪的左膀右臂。

1935年時，他作為國民黨中委參加了大會，合影時陳公博站在佇列右邊的末端。“攝影剛完，人便嘈雜的亂動，大家回身上石階預備入會議室開預備會。……忽然聽見連珠的槍響，我發夢也想不到有人開手槍。……一時參觀攝影和參加典禮的人們，象潮水般湧出，又象波浪般分散。……我步上石階，曾仲鳴（汪精衛的秘書）朝著門外衝出來，額角有一塊血跡。

“‘你受傷嗎？’我那時有些著急了。

“‘不是我，汪先生受傷了。’仲鳴說了便走。

“我上了石階，鐵柵已關閉，六七個警察露出了駁殼守衛著。我一入門首，汪先生斜睡在地上，面上許多血，身上的西裝和內衣全染透了鮮紅血。汪夫人屈一隻腿跪在汪先生的身旁，和汪先生把脈搏。蔣先生也屈了一條腿在汪先生的右邊，把著右手，只說：‘不要緊，不要緊，不要多說話。’

“‘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巳料到。’汪夫人很悲憤的，但還沉得住。”

陳璧君的話，文字上與張學良的回憶略有出入 。張學良承認只記得大概意思，陳公博寫下這段文字是1939年，時間更接近案發之時，應該是準確的。他當時是來阻止汪精衛跟日本人合作的，但汪精衛已成騎虎之勢，哪裡聽得進陳的勸說？當時的陳公博還蝸居香港，既不能回重慶向蔣介石覆命，又不甘心去南京幫汪精衛建立傀儡政權，進退兩難，唯以文墨作消遣，寫下了真實性相當高的回憶錄：《苦笑錄》。

三、周佛海的說法

周佛海也參加了一大，他是旅日支部的代表，他和毛主席作會議記錄，還被選為副總書記。後來他自動退黨。

1935年時，他任國民黨民訓部長，合影時“我站在汪先生左側後面第二或第三排。當時新聞記者非常之多，秩序混亂極了。……這時不知道是誰說：‘蔣先生還沒有來。’隨著吳鐵城大聲道：‘蔣先生不來照。’照畢之後，大家轉身拾級而上，我行了兩三步後，忽聞背後槍聲一響，聲音甚小，以為是放爆竹慶祝。但是接著槍聲又起，形勢大亂。我回頭一看，只見一個穿灰大衣的人，拿著槍向人叢中轟擊，於是大家向鐵柵門內急跑。……站在門內牆角隱身之處。這個時候，人聲嘈雜，槍聲大起。說時遲，那時快，忽見一人倒在我的面前，滿臉是血。當時驚魂未定，也沒有去細看是誰。忽聽見有人說：‘汪先生受傷了。’我仔細一看，原來倒在地下的，就是汪先生，已經身中數槍了。”

當時的周佛海，與汪精衛關係並不親密，他被稱為CC系十大幹將之一，是緊跟蔣介石的。他與汪精衛走到一起，是盧溝橋事變之後，日寇兇焰盛極一時，一部分人悲觀地認為中國必敗，他們觀點相近，形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要有周佛海、胡適、梅思平、高宗武等人。汪精衛雖未到“俱樂部”與這些人交談過，實則是這個“低調”的靈魂人物，向來悲觀主義的他，認為“戰必敗，和未必大亂”。如《李宗仁回憶錄》所記：“我（李宗仁）在上年（指1938年）十月抵京的翌日，便專程去拜望汪先生，見汪氏態度很是消極。他一再問我：‘你看這個仗，能夠打下去嗎？’說時搖頭嘆息。”隨著上海、南京的失陷，加上後來武漢、廣州也被日軍佔領，國際通道被切斷，更加重了他們的悲觀氣息，終於走上了以“和平運動”為名的叛國投降之路。

與陳公博的消極相比，周佛海大權在手，是汪偽政權的核心人物。後來見日本失敗的跡象日益明顯，他又暗中與重慶聯絡，據說還是走的委員長路線。日本投降後，陳公博被判處死刑，周佛海也是死刑，但旋即獲得特赦，1948年心臟病病死獄中。

四、陳立夫的說法

如陳公博所述，當時在受傷的汪精衛身旁，一邊是陳璧君，一邊是蔣介石。據說陳璧君還說了一句令蔣介石下不了臺的話：“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可以不幹，為什麼派人下此毒手？”

蔣介石不是一個有急辯口才的人，甚至情急之下有點口吃，當場被陳璧君嗆得滿面通紅，偏偏又不能迴應。蔣介石回來之後，惱羞成怒，召來部下，要求立即查出真相。這時陳立夫冒著風險慨然承諾七天破案——當時陳立夫掌管著調查科，手下的第一組，組長徐恩曾，就是中統；戴笠是第二組的主任，後來發展為軍統；第三組丁默邨，後來投靠日本人，成為上海灘令人聞聲色變的76號“特工總部”的頭頭，電影《色戒》中的易先生易默成，原型就是丁默邨。不過當時初步查出，孫鳳鳴是由“徐秘書”帶進會場。而這個“徐秘書”被普遍認為是徐恩曾。徐恩曾乃是陳立夫部下，當時情急大喊：“我不是秘書處的。”

據陳立夫回憶錄《成敗之鑑》說，調查“首由孫鳳鳴入黨表上介紹人方面著手推究，凡與其直接及間接有關者，一一傳訊，卒於鎮江附近拘獲其同謀者賀步光、張明英等人，承認刺汪不諱……”刺汪的原由，“始知謀刺汪者，為汪之小組織中份子，因汪登臺後，置彼等生活於不顧，忿而出此。”

陳果夫、陳立夫是陳其美的侄子，而陳其美與黃郛、蔣介石是“桃園三結義”的把兄弟。因為這層關係，陳立夫一直受到蔣關照和重用，他的立場必然是擁蔣反汪的。當然，蔣介石對陳家兄弟勢力的壯大也有所顧忌。抗戰八年，陳立夫當了七年教育部長。山河破碎之際，陳居然把教育辦得很好，有能力、有功勞。不過他的優勢也是別人不具備的，教育要撥款，找孔部長就是，誰會不買陳立夫的賬？國民黨敗退後，反思責任，上上下下對“陳家黨”有不少意見，陳立夫負氣離開臺灣去了美國。

作出是汪精衛的老部下行刺汪這個結論，對於陳立夫和蔣介石，無疑是“最優解”。他就循著孫鳳鳴曾在十九路軍當過排長，而十九路軍幾個大佬當初支援了陳公博發起的“改組派”這條路，坐實是汪的內部矛盾。真是一石几鳥，高明高明！想必當時陳璧君忙於搶救汪精衛的性命，無暇跟陳立夫扯皮。

五、蔣介石的說法

蔣介石為何沒出席合影，外界議論紛紛。不光是陳璧君會想到是出於蔣汪矛盾，其他人也難免這樣推理，就連蔣自己，一開始也懷疑是手下先斬後奏。

蔣介石自己怎麼說的呢？刺汪案發生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早起禱告靜坐畢，八時前謁陵畢，見禮節與秩序仍如往日之紛亂，到黨部開六中全會之禮節亦紛亂如故，猶未改正，不勝悲憤……獨回議場，不願攝影，……而未及片刻，忽聞攝影場槍聲連作，有人來報汪先生被刺，餘即下樓見其已眠於地上，血流滿面，彼猶以餘兩人之感情有否恢復，能否諒解，當時誤會已定，心滋悲慼對泣無語。坐待其旁約一小時，醫生始來，乃始敷藥，車往醫院而會仍未開。餘乃入場催開會。”

陳立夫《成敗之鑑》中的解釋是：“（蔣）因從陵園返回黨部，感覺精神欠佳，故未予參加。”另一說，是早上拜謁中山陵時，蔣最先到，其他人都不守時，使他很惱怒。蔣介石一生保持軍人風紀，十分嚴肅。史迪威記載，同蔣吃飯，全程蔣一言不發，吃得部下戰戰兢兢汗流浹背。陳公博也說，同蔣吃飯是件辛苦事，乾脆找理由拒絕。毛澤東則是另一種風格。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裡寫到：“我記得有一天我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鬆下了褲帶，搜尋著什麼寄生物……”好一派魏晉名士“捫蝨而談”的風度！

第二天，蔣介石“會訪汪傷三次，其兇手本晨巳時死去，因之內部疑心叢生，汪夫之具疑及組織新所為，聞殊為悲痛。黨內之無精誠而猜疑如此之深，天地間誠無人生意義矣。”

汪先生傷身，蔣先生傷心。在蔣的嚴令之下，戴笠、徐恩曾破案都取得進展。從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裡，可以大致瞭解破案過程：“戴笠連夜進行搜捕，找出一條代孫鳳鳴領取大會記者入場證的線索，將當時在中央軍校工作的一個司書逮捕。他親自審訊後，立即帶著這個人專車趕往上海，將在上海靜安寺路滄州飯店住的晨光通訊社編輯主任張裕（玉）華逮捕。中統局也找到了線索，在丹陽縣將採訪主任賀波（坡）光逮捕。只有社長華克之潛逃……又在上海四川路新亞酒店將孫鳳鳴的妻子捕獲。”

六、最終定案

沈醉筆下唯一“潛逃”的華克之何許人也？

華克之，江蘇寶應人，曾擔任南京學聯理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青年部長，曾因反蔣行為遭拘禁，後又參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蔣活動。孫鳳鳴是江蘇銅山人，16歲隨父闖關東，“九一八”事變後到上海投奔了十九路軍，先後擔任排長、代理連長。之後十九路軍被調往江西剿共，孫鳳鳴不肯前往，遂離開了軍隊。他與華克之萍水相逢，痛感東北淪喪，河北被日本不斷蠶食，遂對執政的蔣汪等人非常憤恨，決心“拼一死以誅元兇”，以喚醒國人。

經過密商後，他們和張玉華、陳惘之、李懷誠等人，於1934年11月成立了一家“晨光通訊社”作為掩護。多年之後，華克之回憶這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時說：“組織通訊社得透過關係，通關係得錢。我們是窮光蛋，沒有錢。我們去求上海灘的江湖大俠王亞樵，是王亞樵把我們推薦給李濟深的。李也在反蔣、組織抗日，他慷慨支援了我們。刺（蔣）汪的具體行動，我們沒有向他彙報。”

“晨光通訊社”自稱目標是刺殺蔣介石：“我們沒有幕後，不受任何人指使。看到日本帝國主義步步入侵，蔣介石政府步步退讓，憑著民族氣節，我們認為蔣介石是反對日本侵略的絆腳石，必須把他搬掉。”

他們找了一把三號小左輪手槍，藏在照相機裡面，帶進了會場。合影的時候，蔣一直沒出現，這才出手對二號人物汪精衛開了槍。

王亞樵被稱為“民國第一殺手”。雖然被捕諸人不承認王亞樵知道此事，但這次孫鳳鳴行刺，最終王亞樵還是被定為幕後主使。

華克之也曾希望得到我黨的幫助：“我們的朋友中有一位地下共產黨員，叫陳惘子（之）。我們曾請他向共產黨領導彙報，擬爭取支援。陳惘子轉來的訊息是，共產黨領導人表示‘不支援暗殺’，希望我們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行動，公開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從此之後，我們便不再與共產黨人聯絡。”

共產黨不支援暗殺行動，是有思想理論基礎的。中統局長徐恩曾在他的《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中說：“根據史大林所領導寫作的《聯共黨史》的記載，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需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

最終以此結案，看起來也說得過去。但是，如果假扮記者就可以行刺，那安保工作形同虛設，想刺殺任意一個國民黨高層都易如反掌，蔣介石沒出現，另找一機會就是，何必倉促出手。國民黨向來精於暗殺，竟然被人輕易直搗老巢，真是如同兒戲一般。記者身份不審查？說自己是記者就可以進去了？一個草臺班子，偽裝的通訊社居然拿到了採訪證？進門不搜查？可以隨意出入？

清末，金陵刺馬一案，張文祥也是輕易突破重重警戒，來到馬新貽身邊，一擊成功，最後定罪伏法。可看起來事有定論，卻成為清朝四大奇案之首。65年後，汪精衛也在南京被刺，情節何其相似啊。難怪張學良覺得有人想殺人滅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