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時期做官，不如回家種地

明朝朱元璋時期，做官可以說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高危職業，稍有不慎就會丟掉性命。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就以“謀逆、通敵”的罪名處死了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後一個丞相胡惟庸，並藉機大興牢獄誅殺功臣，只要是朱元璋認為心有心懷怨望、張揚跋扈的大臣們，就會被加上了“胡黨”的罪名，輕則削爵處死，重則滿門抄斬，一個不留。胡惟庸案牽扯的人員之多，範圍之廣，在中國古代都首屈一指。該案株連的開國功臣有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靖寧侯葉升、江夏侯周德興等一公二十一侯，前後誅殺三萬餘人。不得不說，在洪武時期做官不如回家種地。

朱元璋從小受到貪官汙吏的欺壓，以致於朱元璋對於貪官是深惡痛絕。後來，朱元璋登基，對於貪官的懲罰也是相當的殘酷，官員只要貪汙白銀六十兩就會被處死。朱元璋對待貪官的態度是寧可錯殺一千也絕不會放過一個，一件案件就會演化出無數的冤假錯案。在胡惟庸案沒過多久，就“迎來”了朱元璋人生的第二大案——空印案。

朱元璋剛剛建立大明朝的時候，就頒佈法律規定每年全國各部門、各地區都要向戶部呈送錢糧、財政收支和稅款等賬目。戶部稽核後沒有絲毫的差錯才可以結項，如果有差錯就需要重新填報。填報賬目這種事情倒是不難，可問題難就難在了賬目上需要蓋所屬地區的印章。如果出現差錯，那麼就需要回到所屬地區重新填寫賬目並蓋章。當時的都城在南京，在古代交通又不發達，遠在陝西、貴州等地的官員就需要長途跋涉回到所屬地區。況且當時上繳的是實物稅款，長距離運輸過程中難免有損耗，出現賬物不符的情況也是正常的。所以有人就想了一個辦法：在向戶部呈報錢糧和賬目時，順便帶上加蓋印章的空白報表，這樣就會提高效率，也免去了官員的來回奔波之苦了。這個辦法是元朝時期遺留下來的，朱元璋也並沒有禁止過這種行為。

什麼事情能瞞過朱元璋呢？朱元璋知道後，十分震怒。他認為“空印”這種沿用前朝的做法是一種舞弊的做法。官員可以用空白加蓋印章的賬目作弊，達到貪汙的行為，因此朱元璋對這種行為是極為的反感且憤怒。

可是“空印”這種行為已經普遍了全國，俗話說“法不責眾”，那麼朱元璋又是怎麼嚴懲這些官員的呢？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殺幾個替罪羊？還是嚴懲所有官員呢？

不得不說朱元璋這個人是既多疑又毒辣，下令主印官全部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這有多狠？從戶部至全國1171個府縣的主印官全部被處死，其中包括了方孝孺的父親，濟寧知府方克勤。方克勤是一位清官，受百姓愛戴，但是按照朱元璋的做法就是寧可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也就造成了方克勤冤案。

空印案直接牽連的官員達上千人之多，而當時明朝的官吏總共約有兩萬人。處死的官員佔了官吏總數的百分之五以上，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因為“空印案”最終處死的人數多達七、萬人之多。

在這樣的一種恐怖的屠殺中，浙江鄭士利因為哥哥擔任湖廣按察使僉事的職位卻因為空印案連累坐牢，於是向朱元璋上諫。這封上書對空印案提出了四個觀點：首先蓋有印章的空白賬目是騎縫印，那麼每張賬頁上的印章印跡就不是完整的，就算是有人抽走一張也辦不了任何事情；況且想要拿走這空白的賬頁也絕非易事。其次，空印是由來已久的行為，況且也只是權宜之計。因為路途太遠，如果發生賬物不符的情況，官員回去重新蓋印章的時間就會需要一年之久，有本事你朱元璋給造幾架飛機就好了麼。再其次，國家對於空印的這種行為並沒有明確的規定，是違法了還是犯法了？這麼多官員被處死是違反了國家哪條法律呢？您也得給個說法吧。最後，國家培養這麼多的官員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氣，就因為您的一句話就全部處死？這些官員的身家性命就如同草菅一般麼？

朱元璋看完以後十分憤怒，這是公然和我叫板？轉頭一想，感覺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區區一個小民就敢挑戰我皇帝的權威？於是便下令逮捕了鄭士利，逼問他幕後的主使者是誰？鄭士利有點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就是從國家的角度出發說了幾句公道話而已，你讓我說背後的主使？我要不學學藍玉？看見誰都說是主使者？可惜當時藍玉還沒有被調查。

最終幕後主使者也沒有查到，鄭士利被流放，他的湖廣按察使僉事哥哥也因為他被流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