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高宗於1873年開始親政以後，他的“閔妃”(出身於有影響的閔氏家族)取得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她藉此權力實行改革，而且還僱用了一些日本軍官來訓練朝鮮軍隊。大院君決心削弱她的影響，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滿情緒，於1882年煽動他們攻打王宮和襲擊日本使館。

閔妃倖免一死， 日本使館則被焚，七名日本軍官被殺，日本公使逃回本國；大院君重新掌權。丁汝昌提督和馬建忠到朝鮮調查此案；為了防止日方採取懲罰性行動，他們迅速採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並將他送往中國監禁。按照馬建忠的勸告，朝鮮國王同意向日本賠款55萬美元，派使團道歉，並允許日方在使館內駐軍和築兵營。日本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這標誌著日本外交的重大勝利。

1882年暴動以後，李鴻章率先積極行動，以加強中國在朝鮮的地位。中國和朝鮮締結了一項商約：朝鮮給予中國以治外法權，中國人則提供貸款，並送給朝鮮政府一批洋槍。 李鴻章任命名 中國的商務代辦以監督朝鮮的貿易，並指令袁世凱負責訓練朝鮮軍隊。原在中國海關任職、後又充當德國駐天津領事的穆麟德擔任了朝鮮的海關稅務司和外交顧問。中國的六個營軍隊駐在朝鮮以維持治安和防備日本的侵略。

1882年以後，朝鮮人中的親華派和親日派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袁世凱和親華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郎卻竭力鼓吹朝一日友誼，並操縱金玉均所領導的親日派。1884 年，中國因中法戰爭從朝鮮撤回了三個營的兵力，親日派便試圖在12月4日發動政變。他們的軍隊突然衝進王宮，逮住了國王，並殺死了一些親華的官員。袁世凱的軍隊當即平定了叛亂並救出了朝鮮國王，但是主要煽動者金玉均卻逃往日本。

東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討伐部隊和一 名特使(井上馨) 前往朝鮮索取賠款，要求道歉和索資重建日本使館。與此同時，另位專使伊藤博文也前來和李鴻章商談，當時李鴻章正忙於中法戰爭，因此迅即妥協，於1885年4月18日同意締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此約規定：(1)中、日兩國應於四個月之內各將軍隊盡數撤出朝鮮； (2)雙方應勸朝鮮聘請別國人為教練，中、日兩國人員均不得訓練朝鮮軍隊；(3)任何一國如欲派兵前往朝鮮平亂，應先行文知照對方，一俟事定，應即撤兵，不得留防。

這一協定實際上使朝鮮變成了中、日兩國的共同保護國，取消了中國聲稱它為唯宗主國的權利， 並且確認了日本具有向朝鮮派兵之權。與此同時，俄國佔領了朝鮮東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國奪得了朝鮮南部的巨文島，國際紛爭因而加劇。日本看出了西方國家對它在朝鮮利益的威脅，便採取了鼓勵中國加強控制的政策，藉此來抵消別國的影響和確保日本在將來的朝鮮事務中只與中國打交道的局面。

李鴻章不懂得日本的這一用心，果然透過任命袁世凱為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和外交事務和監督其內政的駐朝鮮大臣，來加強中國的控制。袁世凱很快控制了朝鮮的宮廷、海關、貿易和電報業務，在1885 1893 年期間成了朝鮮國內權力最大的人物。正當中國在朝鮮盛極一時時，日本的經濟和軍事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而到1894年時，日本的現代化程度已足以與中國角逐了。

使原已緊張的局勢更為加劇的是： 1894 年3月，朝鮮的親日派領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鮮人刺殺；死者的屍體運回朝鮮凌遲示眾以為叛國者戒。日本人認為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雖然外相陸奧宗光聲辯說，一名朝鮮人在中國被另一名朝鮮人殺害，在法理上與日本無關，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組織則為戰爭推波助瀾。這些組織慫恿東學黨叛亂，使之成為向朝鮮派兵的藉口。

東學黨運動本來是宗教性質的，由於官方的迫害才變成了政治運動。東學黨的創始人崔濟愚(1824- 1864 年)是一個不得志計程車子，他有感於官方的壓迫和基督教的擴張，創立了號稱集儒、道、釋精髓而為一的“東學”信仰。朝鮮政府視它為邪教而加以取締，並於1864年將崔濟愚逮捕、論罪和斬首。

這一教派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後，逐漸吸引了一些胸懷政治野心的人士。1892 年，東學黨人要求開禁，但被拒絕，他們的組織奉令解散。此後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幫助下，東學黨人利用群眾性抗議官僚貪汙的機會，策劃了一次暴亂。當朝鮮宮廷要求中國出面援助時，日本公使慫恿袁世凱採取積極行動，並暗示日本無意干預此事。

李鴻章信以為真，認為日本不會進行戰爭；但東京卻作了充分行動的準備，因此中國人剛剛協助撲滅東學黨人，8000 名日本兵馬上就出現於朝鮮。日本方面要求朝鮮改革內政，但是朝鮮政府根據李鴻章的指令答覆說，只有在日本軍隊撤出朝鮮後，它才能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