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裝待發的抗日女童軍楊惠敏

謝晉元率800戰士堅守四行倉庫。楊惠敏冒著生命危險，把一面國旗送到四行倉庫。左一為張治中，左二為楊惠敏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的炮火硝煙，在時隔60多年的今天，仍然難以從滿懷愛國熱情的人們的記憶中消失。

當人們佇立在蘇州河畔，眺望北岸飽經槍炮洗禮的四行倉庫，在對抗日英雄謝晉元團長率領的“八百壯士”表示崇敬和懷念時，不禁會想到當年一位女童子軍服務團團員，冒著生命危險泅水過蘇州河，為“八百壯士”送國旗的愛國壯舉。

她，就是與“八百壯士”齊名的愛國女英雄楊惠敏。

楊惠敏在名揚祖國大江南北之後，本由宋美齡、孔祥熙資助赴美國留學，但她後來不但沒有圓留學夢，而且被國民黨軍統局逮捕入獄，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無罪釋放。愛國女英雄楊惠敏何故在一夜之間成為階下囚？這還得從她奉命秘密赴香港援救“電影皇后”胡蝶等愛國知名人士回內地大後方談起。

楊惠敏秘密赴港

援救胡蝶埋禍根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被日軍佔領。楊惠敏那時正在香港，她於1942年4月化裝成小販商人，混雜在難民潮中透過日軍的封鎖線，經過一番艱辛的旅程，終於安全到達廣東韶關，得到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的收容。

當時，賑濟委員會有一位叫陳志皋的主任，對待難民非常和氣，服務周到，他要求楊惠敏能留下來幫他辦理救災工作。素懷一腔愛國熱情的楊惠敏於是把赴美留學的計劃暫且擱了下來，欣然同意加入賑濟救災的行列。不久，楊惠敏根據賑濟委員會的指示秘密赴港，去援救亟待逃離香港的愛國知名人士回內地大後方。她先後援救了為孫中山先生寫英文傳記的作者吳經熊、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親屬等4批特殊人士。

因她工作出色，當完成三批特殊人士的援救工作回到廣東惠州以後，還得到賑濟委員會陳志皋的電報嘉獎，她備感振奮和鼓舞。緊接著，她又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去援救梅蘭芳和胡蝶逃離香港。

1942年端午節前後的一天清晨，楊惠敏仍然一副小商販的打扮，手裡拿著一隻裝滿小魚的籃子，根據地址順利地找到了胡蝶的家。因當時日本的憲兵和特務機關已察覺她的秘密行動，所以她格外謹慎。

當她小心翼翼地在胡蝶家的後門叫賣魚時，有個胖老太太開門出來。後來，她知道胖老太太就是胡蝶的母親。楊惠敏對老太太開門見山地說：“我是從重慶來的，來找胡蝶小姐。”

面對老太太的驚慌與懷疑，楊惠敏輕聲說：“有封電報要交給她。”

老太太仔細打量著楊惠敏，一言不發，不置可否，轉身就回屋了。正當楊惠敏在企盼之際，胡蝶出現在她的眼前，並招呼她進屋。

胡蝶是楊惠敏仰慕的明星，給她的第一印象是“年輕時代的胡蝶，確實長得很漂亮，惹人注目”。胡蝶神態自若，從容地向楊惠敏詢問一些事。楊惠敏也不兜圈子，向胡蝶說明來意，並把杜月笙從重慶打來的電報給胡蝶看。出乎楊惠敏的意料，胡蝶爽快地表示，決定即時啟程回到內地大後方去，與全國軍民共赴國難。

據胡蝶晚年回憶，香港淪陷後，早有逃離日軍魔掌的打算。當時日軍提出要求她與日本電影公司合作，到日本拍攝《胡蝶遊東京》，但被她已有身孕為由婉拒了。她一面想方設法應付日軍，一面暗中作逃亡的準備，由她的丈夫潘有聲透過秘密的渠道和游擊隊聯絡逃亡的路線和方法。所以，當楊惠敏向胡蝶說明來意時，她並不感到突然，而是早有準備的。

那天，楊惠敏向胡蝶詳細交待了逃離香港的具體安排後，為避免引起日本憲兵和特務的注意，給胡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她在吃好胡蝶叫女傭為她準備的甜芋頭後，就匆匆地離開了胡家。

可她哪裡知道，和胡蝶這次唯一的短暫相見，竟為她日後的人生埋下了禍根。

胡蝶在回內地

途中行李遭搶劫

楊惠敏在安排好胡蝶安全逃離香港後，一顆懸著的心才算安定下來。她當時沒有隨胡蝶同行是出於胡蝶的安全考慮，因為日本的憲兵和特務謠傳胡蝶是“中國川島芳子”，說那個“上海姑娘”是個危險分子，到處注意她的行蹤。

為了避免連累那些被援救回內地的愛國人士，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電影皇后”胡蝶，楊惠敏仍留在九龍，準備晚幾天離開。再說胡蝶一家在游擊隊的幫助下，經過一天的步行跋涉，總算安全到達廣東惠州。然後，乘坐柴油車到了韶關。

胡蝶晚年在回憶逃難的情形時，說：“兩個孩子由游擊隊安排的人用籮筐挑著，一頭一個，我們則步行，整整走了一天。這可以說是我自出生以來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腳底全是泡……”

當初，楊惠敏在安排胡蝶逃離香港時，叮囑胡蝶，逃難不是搬家，每個人最多帶兩件行李，行李太多是沒法搬動的。但後來胡蝶攜帶的行李並不少。楊惠敏關於行李問題對胡蝶的善意提醒，豈料日後會和她後半生的命運連在一起。

那是在胡蝶走後的一個星期，在九龍的楊惠敏突然得到訊息，說是胡蝶在去廣東惠州的路途中遇上了強盜，她和其他難民的行李都被搶了。到底誰搶了胡蝶的行李，當時身在九龍的楊惠敏無從知曉。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土匪、強盜出沒無常，難民行李被搶的事並不鮮見，因而楊惠敏未將此事往深處想。

楊惠敏以“通敵嫌疑”

在重慶被捕入獄

楊惠敏萬萬沒想到，她的災禍臨頭就是從胡蝶的行李被搶那天開始的。1942年9月8日，在重慶正擬赴美留學的楊惠敏，突然因“通敵嫌疑”被軍統局逮捕入獄。原來，胡蝶從廣東輾轉到達陪都重慶以後，向軍統局局長戴笠報告和哭訴，硬說是楊惠敏搶了她的行李，楊惠敏是強盜、漢奸。

眾所周知，胡蝶那時與權傾朝野的戴笠關係不同尋常，她的一番話，使戴笠下令逮捕了楊惠敏。楊惠敏遭逮捕的罪狀是“通敵嫌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所謂楊惠敏“通敵嫌疑”，其實說來話長。

當時，楊惠敏化裝成一個小商人，化名周瑛，與化名周平的趙樂天結伴而行，為遮人耳目以兄妹相稱。一路上，楊惠敏與趙樂天言談投機，相處融洽。她感到趙樂天誠實可信，富有愛國熱情，就把自己的使命向他坦言相告。趙樂天也亮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告訴楊惠敏，他跑單幫做小生意只是為了掩護他的工作。

趙樂天出於楊惠敏的安全計，到香港後安排她和自己同住在友人、香港日本總督顧問兼九龍地區派出所副所長羅四維家中。楊惠敏瞭解到，羅四維是潛伏在敵人組織中的國民黨情報人員。在羅家，她又遇到了曾經幫她逃離日本憲兵隊魔掌的愛國分子，時任日本憲兵隊翻譯的臺灣人王明川。

楊惠敏在香港期間，因得到趙樂天、羅四維和王明川的掩護和幫助，順利地完成了援救愛國知名人士回內地的任務。因此，她對趙樂天等人心存感激之情。她曾替趙樂天託運過兩批西藥回內地，也算是她對趙樂天幫助的感激和回報。然而，楊惠敏做夢也想不到，正因為她和趙樂天的那段奇遇，成為軍統局控告她“通敵嫌疑”的罪證。

楊惠敏和趙樂天是在同一天先後被捕的。國防部軍法局在開庭審訊時，軍法官就稱楊惠敏洩露軍事機密，與趙樂天有共同通敵嫌疑。軍法官問楊惠敏：“你在羅四維家，和王明川、趙樂天一起聚餐時，有沒有談到美國飛機擊落的事情？”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楊惠敏在每一次接受審訊時都毫不猶豫地對軍法官答道。她還一再堅決地申辯說：“我沒有勾結羅四維和王明川，也沒有供給他們情報。”

儘管軍法官以“通敵嫌疑”審訊楊惠敏，可每一次的審訊都提到胡蝶的行李遭搶劫的事，而且再三審問胡蝶的行李為何被搶？這使楊惠敏深深地意識到她的被捕是由於胡蝶的誣告。

面對無休止的審訊，她一再申辯：“我與胡蝶本不相識，又無冤無仇，我為什麼要搶她的行李？何況我並沒有與她同船同車，她在路上遭搶劫的情形，我怎麼會知道？”

楊惠敏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感慨萬分地說：“我是天天以淚洗面。流不盡的眼淚！我痛哭，我呼天，我禱告神明，因為胡蝶把我毀了，她毀了我一生燦爛的前程（我正擬赴美留學）！她殺死了一顆赤忱火熱的愛國心，她侮辱了我冒險獻旗給八百壯士的壯舉，她以小人之心傷害了正人君子的自尊……我恨死這無知的演戲的女人！”

事實誠如楊惠敏所言，自從她被捕起，她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她的榮譽、前程和希望，對人生感到渺茫，甚至失去了對人生的興趣、意義和信心。更為可嘆的是，她對中國的法律尊嚴也失去了信心。

由於對楊惠敏的審訊絲毫沒有取得進展，胡蝶的行李也根本調查不出遭何人搶劫，這樣，有冤無處訴的楊惠敏在獄中一關就好幾年。

戴笠墜機身亡後

楊惠敏被無罪釋放

1946年3月17日，戴笠墜機身亡。楊惠敏的命運帶來轉機。之後楊惠敏被宣佈無罪釋放。當楊惠敏拿到蓋有“參謀總長印”的國防部的判決書時，她悲喜交集，喜的是這份判決書為她徹底洗刷了所謂“通敵嫌疑”的莫須有罪狀，還她清白之身。她在晚年曾激動地說：“對我來說，這份判決書是何等的珍貴！23年來任何東西都可犧牲，唯有這份判決書我必須謹慎小心地把它保藏著，在我有生之年如此，將來在我臨終之時，我在遺囑中將囑咐我的兩個兒子必須將它永遠儲存。”

國防部判決書在“主文”中赫然寫著“楊惠敏無罪”。

在“理由”部分中說：被告楊惠敏在住在香港總督顧問羅四維家及相識敵憲兵隊翻譯王明川，在羅四維家聚餐時，曾談及美機轟炸日本後於回航途中誤被我機擊落之事，楊惠敏辯稱“我沒有勾結羅四維、王明川，也沒有供給他們情報，是吳季玉講起飛機的事情，我也接著說的。我說這話並無故意洩漏軍事機密的意思。”一再究詰，矢口不移。

經向空軍總司令部調查，事實是，美16架B25轟炸機是年在轟炸日本東京大阪等地後，回航至浙境時已及黃昏，當時雷雨交加，氣候極為惡劣，只好迫降於浙贛麗水玉山等地，並無被我機誤擊。

且楊惠敏借住羅四維家，系在卅一年夏間，是年並無美機被迫降落之事，所以被告在羅四維家所談各節，顯屬不實。其所談既不實在，又無洩漏軍事機密之具體事實與意思，故應認為犯罪不能證明，諭知無罪。

雖然在這份判決書中，無隻字提到胡蝶行李遭搶劫的事，但楊惠敏始終認為，她的被捕是由於胡蝶的誣告。

1992年3月9日，楊惠敏在臺北逝世。她生前痛恨胡蝶毀了她一生，詛咒胡蝶甚至發誓與胡蝶決鬥。

的確，原本前程似錦的愛國女英雄，在蒙冤入獄之後，從此默默無聞。她到臺灣後，與臺灣大學朱重明教授結婚，著有《八百壯士與我》一書。她和胡蝶結下的恩怨，一直相伴到她人生旅程的終點。

相反，胡蝶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既沒有提到楊惠敏，也沒有談到當年行李遭搶劫的事。是她的淡忘，還是她良心的不安，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歷史終究是公正的，對楊惠敏和胡蝶恩怨的是是非非，自會得出符合歷史真實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