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兩生惑於管子“衣食足而後禮儀興”的邪說

漢王劉邦統一天下後，在定陶被諸侯尊為皇帝，劉邦素來放浪形骸，討厭儒生，曾抓下儒生的帽子，對著儒生帽撒尿，他下令廢除秦朝繁瑣的儀法，代以簡易禮節。但很快，他就開始討厭那些功勳臣子大呼小叫，酒氣沖天，尤其對君臣禮節都沒人當一回事了感到不快。原秦王朝的殿上待詔博士叔孫通得知後，便自薦要為漢王制定朝儀，他打算採用古禮並參照秦時儀法制禮，請求到原孔子的家鄉魯地召儒生與其共訂朝儀。魯地有兩個儒生對叔孫通關於“興禮樂”的主張提出批評，大意是：他不該在戰後死者尚未安葬，傷者還未得到救治的情況下，就提出興禮樂。認為至少在百年之後才可興。

叔孫通自薦要為漢王制定朝儀

這種指責可以說是完全不對。在他倆看來，人們只有在得到休養生息之後，才能講禮樂。在無意之中，他們迎合了管子所謂的“衣食足而後禮樂興”的異端邪說。

魯國的兩個儒生反對叔孫通“興禮樂”的主張

孔子曾說：“自古以來，人皆有一死，民無誠信則無以立國。”“信”，正是“禮”的根本精神所在；“禮”，則是“信”的具體表現形式。人的生命有可能僅僅存世一天，一個政體的存在亦有可能就那麼一日，但世上唯一不可止息的，就是用“禮”所規範的，人類與生俱來的上下尊卑秩序，以及用“樂”所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們為什麼必須安葬死者？又為什麼必須撫卹傷者？因為，人類有一顆“敬愛之心”，這恰恰是《禮》、《樂》典籍中所提倡的，精髓的東西。對此，王船山是這樣說：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和有必浹，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大意是說：人只要心存敬仰，社會秩序就會安順；只要心存愛護，人際關係就會和諧。禮樂，就是要我們從微小處著眼，在無形無聲之中感化人，以啟發每一位個體的人在大眾場合保持“端莊”、“嚴肅”、“和順”，及其“平易之情”。這樣做了，百姓才會有所感悟，人不可苟且偷生；利不可違禮而得；人與人要相恤相親不相棄。惟其如此，然後，人民才能實現真正的休養生息。晏子也說：“唯禮可以止亂。”

漢王朝正處在立國的初始階段，能夠用來順民意，勸導天下人休養生息的，除了禮樂之外，還能有其他什麼東西？

王夫之把百廢待興的西漢王朝比作一棵樹，他說：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大意是：“生養休息”的目的，是要讓這棵樹枝葉繁茂；而建立一個有序而和諧的社會，則好比要讓樹從根本上得到滋潤。而就在此時，如果我們這樣告訴種樹人，說：“不行，你得等到枝繁葉茂了，才能去培其根本。”若真是那樣，枝葉又哪會有哪怕一日的繁盛？

古代先王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周武王在攻克殷朝的國都後，他一下戰車，立刻命令停止一切武裝鬥爭；然後，抓緊修復祭祀之禮；完成“像武”之樂。即讓藝人摹擬用兵時的擊刺動作伴隨著音樂起舞，用以象徵周武王在軍事方面建立的功績。

周公也如此，在已受天命，但制度尚未完備的情況下，周公的做法，也是首先去成就禮樂制度，而不是姑且先讓百姓休養生息個一百年，然後，再去興禮樂。

秦朝的統治，苛刻而嚴酷；漢初的統治，簡單而疏略，兩種方法，走向了兩個極端，其共性就是，都極易使人變得淺陋而違背理性。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禮崩樂壞很久之後，用禮樂大綱對人們進行教化，不應該嗎？

與魯兩生的批評相反，漢王朝的選擇，是完全按照博士叔孫通的意見做了。若非如此，人們的社會良知與道德水準會日趨頹靡，而後，良知也好，道德水準也好歸之於泯滅。幸其如此，漢王朝成為了後世歷朝歷代的典範。

先後侍奉過十個主子的原秦朝待招博士叔孫通的銀幕形象

王夫之很不喜歡叔孫通這個人，他認為，“興禮樂”這樣的話，似乎不該是從叔孫通這樣的人的口中說出來。為何？叔孫通先後侍奉過十個主子，是善於當面討好君主之輩。滑稽的是，“興禮樂”這麼個命題恰恰由這麼樣的一個人給提了出來，而不是相反，由魯地的那兩個儒生提出。

如果，君主違背禮樂的本原，因循苟且，那麼，夏商周時期形成的“三王盛世”局面，就永遠不會得以再現。我們站在今天，用孔子的立場假設一下：

“興禮樂”的措施不是由前朝的那個待詔博士叔孫通提出，而是“魯地兩生”應邀出任了新興政權漢王朝禮賓司官員，他們遵照歷代先賢“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的治國原則，高舉禮樂大綱，必定能輔助漢高祖劉邦開創一個全新的時代，而這正是儒家弟子所應盡的義務；他倆有心完成禮樂制度的建設，卻不能真為劉邦所用，到那時，也可再作選擇，即使是退隱江湖，也為時也不晚。事實是，標榜自己為儒生的魯兩生，荒謬地認為：“興禮樂”得有一個所謂的“百年期限”，因而，應聽任劉邦對當下不良社會風氣苟且，對文明禮貌建設不作為。

問題來了：百年是如此一個漫長的歲月，此期間，難免人心不恭、教化不行，人們甚至詐偽於生、養、死、葬等民生的方方面面。這樣的話，必然會導致“孩子對父親語出不恭；對姑姑可使用粗言俗語”（王船山語）的陋習產生。真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又有誰能扭轉這種鄙陋之風，從而恢復人的良知，避免出現死不能葬、傷無人救的局面？

春秋時，衛國太子衛蒯聵的兒子衛輒，僭越上位，社會混亂達到極點。孔子評價當時的情形是：“禮樂不興，刑罰不正，民眾不知所措。”這是教人務本的話。根據儒家的理念，沒有比抓緊禮樂制度的建設更重要的事了，撥亂反正恰恰是百廢待興的起點。漢初儘管也是剛剛平定長期戰亂後的昏暗雜亂局面，但劉邦面臨的問題，遠非衛輒那時可比。憑什麼衛輒所在的社會就該按照儒家的要求興禮樂，而劉邦時代就不應該，需等百年之後再整改？魯地的這兩個儒生，不是聖人的信徒嗎？為什麼他們的主張，又會與孔子的思想相去甚遠？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這兩個儒生口中的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或者，他們根本不懂什麼是禮樂。禮樂是制度，這個制度所體現出的，是“上下有序，和諧融洽”的一種精神。王夫之認為：“大序至和之實，不可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答者，則有待以備乎文章聲容之盛。”大意是：這種“上下有序，和諧融洽”的精神，於天地之間，沒有一日或可缺少；至於“萬物皆豐、上天降瑞”的局面，則有待於文教大盛之後才能夠達到，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個朝代的草創者，只要他在奉行禮樂之大綱時，不出原則性的差錯，其後世就會在此基礎上有所發揚，又怎麼可能等到人們有了自覺形成的嫻雅習俗，再行禮樂？又怎麼會有自覺形成的嫻雅習俗？一個無序且不和諧的社會，如何熬過百年？人民的物質生活又如何能夠自行豐足？那麼，何時再行禮樂？

魯地這倆儒生，並不是不知變通，而是他們本就不知道禮樂既是制度，更是國家精神，是為治國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