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戰國時代末期，織田信長奠定了日本統一的基礎，並最終由他的繼任者豐臣秀吉完成了日本列島的統一。作為織田信長開始著手統一戰爭的象徵“天下布武”同樣也是其偉業的政治基礎。織田信長所有的政策綱領都是圍繞著“天下布武”展開和實施的。在戰國這個特殊時期，“天下布武”這類帶有“尚武”精神和統一性質的政策綱領的誕生是必然的，是受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所決定的。“天下布武”本質上是武士道在政治上的作用。這使得它不僅有著特殊歷史時期的政治意義，同時隨著信長事業的成功和武士道精神的發展，“天下布武”及其推崇的“尚武”精神逐漸深入到了日本民族意識和社會思想當中。武力的作用和影響被擴大化，使日本民族和日本的統治階級對其它的民族和國家蘊含著強烈的“侵略”的消極意識。近代日本，統治階級將這種意識上升到“軍國主義”思想，並最終成為了日後法西斯的專制統治的思想武器。

關鍵詞：織田信長；“天下布武”；武家政治；武士道

織田信長是日本歷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日本戰國［1］時代後期開闢全國統一道路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在戰國亂世的後期，織田信長基本統一了日本中部，在此基礎上，他的繼承者豐臣秀吉結束了“應仁之亂”［2］以來的戰國亂世；而他最鞏固的盟友德川家康則把日本帶回到幕藩的和平體制下。

作為織田信長開始著手進行統一戰爭的象徵和核心的“天下布武”政策綱領，在奠定了織田信長霸業基礎的同時，也對日本的近世和近代［3］的歷史在諸方面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尤其是其蘊含的“尚武”的思想直到二戰日本戰敗後，盟軍對日本政體上的民主化的改革後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

本文著重論述的是織田信長的“天下布武”所產生的歷史條件和歷史影響，並對其本質以及與日本武士道和日本民族性的關係進行淺析和評價。

一、“天下布武”產生的必然性和歷史條件

公元1567年，織田信長攻下了美濃稻葉山城，使該地區原統治者齋藤家滅亡。織田信長將稻葉山城改名為“岐阜”，取“周文王起於岐山”之意，並開始使用“天下布武”的印鑑。這個時候，織田信長的統治區域，僅為美濃與尾張地區，其實際控制區域還不到整個本州島的二十分之一。而“天下布武”之意，就是準備以武力來平定亂世，取得天下。對照岐阜的名稱，說明經過了桶狹間合戰［4］到此時候，“織田信長已經擁有了天下之志，目光不再侷促於自己領地和周邊領土，甚至也並不侷促在畿內、京都，而放諸廣大的日本列島。這種眼光和氣魄，是當時各地豪強大名們所不具備的，也是織田信長從‘尾張的風雲兒’成長為全日本‘革命家’的開始。”［5］

就統治區域和勢力範圍來看，織田信長也還只是把織田氏的統治從尾長延伸到了美濃，但在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卻已經是威震一方的較大的大名［6］了，足以與北條、武田、毛利等強橫勢力一爭短長。可見，實力的急劇提升是織田信長敢於和能於頒佈“天下布武”政策綱領的先決條件或者說是政治和軍事籌碼。因為這類帶有一統天下意向的政策綱領既是對其他諸侯大名的公然挑戰也是對朝廷即形式上還完全未滅亡的室町幕府足利氏［7］在權威上的藐視和政治上的威脅。因而，之後由足利義昭［8］牽頭、包括甲信的武田、北陸的上杉、以及中國地區［9］的霸主毛利氏等諸侯大名參與組成的“信長包圍網”可以視為是針對“天下布武”政策綱領的政治手段和武力討伐。

但筆者認為，“天下布武”卻是應運時代而生的政策綱領。首先，在亂世完成全國的統一，其方法只可能是透過“武力”進行統一戰爭。其次，日本戰國時代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也為“天下布武”這類帶有“尚武”精神和統一性質的集權性綱領提供了客觀條件：

（一）經濟層面——莊園制經濟的瓦解和城市經濟及市民階級的興起，為“天下布武”這類帶有“尚武”精神和統一性質的政策綱領提供了經濟條件。

莊園制經濟的解體是個逐漸的過程，直接原因是來自鎌倉幕府［10］在全國實施的守護地頭制［11］嚴重的侵害了大名階層和莊官的利益，造成了莊官事實上失去了來自領主的保護而不得以加強自身實力。到了室町時代，地方的實權已經被莊官們和地頭們所控制，莊園制經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也同樣促使了日本社會各個階層的變化，導致了武力爭鬥的不斷出現。這種帶有經濟利益的武力爭鬥的持續和擴大為“尚武”精神滋生了生存和發展的土壤，而以“尚武”精神為思想基礎的政策綱領的出現也就自然成了必然品。

室町時代後期，隨著農民起義和莊園崩潰，農民對封建領主的人身依附關係得到鬆弛，工商業經濟獲得了較大自由的發展，工商業城市開始逐漸興起。城市與工商業相互作用、共同發展和繁榮，使得城市的工商業經濟成為了整個戰國時期的日本經濟的主體和命脈，而生活在城市的市民階級，力量也就隨之迅速成長。工商業的發展需要的是穩定的國內商業和國際貿易活動，市民們則必然迫切要求全國統一、廢除關卡、形成暢通無阻的流通網路。作為經濟支柱的工商業和掌握工商業的市民階級已經成為實現統一的支柱力量。客觀上為“天下布武”這類帶有統一性質的政策綱領提供了經濟和最廣泛的階級條件。

（二）政治層面——武家政治的發展和戰國後期區域性統一的出現為統一意識的高漲定下了基調，同時也為帶有“尚武”精神和統一性質的政策綱領的出現提供了政治條件。

鎌倉時代以後，下克上的現象便逐漸擴充套件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如前文提到的莊官。這使得混亂的範圍逐漸更廣、規模逐漸更大，促使政治和封建制度在結構上表現的急劇分散，政權結構呈現多元模式。天皇的權力早已旁落，而代表中央權力的幕府也只是名存實亡。地方上有大大小小的所稱謂“國”的諸侯大名的封建割據勢力，另外還有寺院、神社勢力等“披著宗教外衣的封建大名”。軍事實力成為了這一時期各個政治勢力在生存、發展和獲失利益上的絕對條件。武家政治必然成為了整個日本政治的中心。

平安時代後期，武家開始興起。日本政治的主要特點表現為公家與武家作為相互依存、相互競爭的二重政權長期並存的局面。保元之亂［12］和平氏政權、以及源氏鎌倉幕府的建立都是武家實力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戰亂紛爭的現實情況給了武家極大的上升空間和成長條件。武家在與公家的政治競爭中逐步佔據上風，成為政治的中心勢力。“如果從政權更替的歷史來看，鎌倉時代以後，經南北朝到室町時代，可以說進入了武家政治的第二個時期。”［13］武家政治的發展必然促進“尚武”精神的發展，以“尚武”為中心思想和精神的政策綱領也就成為必然品。

武家政治的發展帶來的第二個改變是區域性統一的實現。武家要發展，就必須取得與之發展所要求的相關經濟政治利益。要獲取這些利益，武家的手段只有武力征服和奪取。大範圍、大規模的兼併戰爭不斷髮生，帶來的是大諸侯吞併小諸侯、大大名滅亡小大名的結果。這使得日本戰國初期群雄割據的格局已經不再，天下漸漸向著少數大名對抗的時代邁進。區域性的統一不斷出現，成為日本能實現統一的最關鍵也是最基礎的條件。任何一個具有強大勢力和實力的諸侯大名都有條件和可能來完成這個統一。而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一些強大的大名諸侯們的政治野心也開始朝向統一全日本的意識進發，加之前文所提到的市民階級對統一的強烈要求，上層統治階級和下層階級都有著天下統一意願，全日本的統一的政治條件已經成熟，其統一趨勢已經步入歷史的潮流。

（三）文化層面——“武士道”的發展為帶有“尚武”精神和統一性質的政策綱領的出現提供了文化和民族精神條件。

武士興起於藤原氏專權政治的時代背景下，當時的日本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但根基不牢。規定不得世襲的班田制逐步遭到貴族與地方長官的破壞。日本本土出現大大小小的莊園。各莊園主不能滿足莊園經濟實體的擴大，開始謀求政治權利。為保證莊園的經濟獨立性和利益，莊園主開始培植私人武裝。這些會武術的莊園僱傭兵逐步成為世襲職業軍人。在這些私人武裝的基礎上，“武士階層”出現了。從根本上說，武士階層形成的根源是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制的瓦解和莊園制的發展。從11世紀初期開始，這些私人武裝逐漸形成了超越莊園範圍的地區性武裝集團——武士團。武士團有著極強的宗族觀念，堅決實行首領的命令，實行主從關係。武士在戰場上武勇和對主人的獻身精神，是武士個人和武士團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習氣”，“弓矢之道”等新觀念，成為維持武士團組織的重要思想支柱，也成為後來武士道精神的的原始的思想和意識根源。

武士道起源於鎌倉幕府時期，到了戰國時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一時期，“武士道”強調的是“忠君”、“勇武”的意識，“尚武”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強化，成為了社會的主流思想。到了戰國後期，“武士道”精神與日益高漲的“統一”意識逐漸產生交集的關係，兩種主流思想的結合從思想上和文化層面上為以“武”為基礎的統一性政策綱領的出現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文化空間。

因此從根本上說，當時的日本，無論是上層的封建統治者還是下層的普通百姓，各個階層都是希望儘快結束亂世紛爭，使日本重新獲得統一與和平。以當時的歷史現實狀況，完成統一唯一的方法只能是有實力的某一個諸侯大名或者若干個諸侯大名組成的相對鞏固的聯盟透過武力去消滅其他割據勢力。縱觀從“應仁之亂”開始的戰國紛爭，任何一個割據勢力的諸侯大名都是在用“武力”來維護和擴大自身的利益和勢力範圍。這與“天下布武”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後者將這個“自身的利益和勢力範圍”凌駕在了全國統一的範疇和概念上。從這一層意義上來說，織田信長的政治眼光遠遠高於同時代的其他的諸侯大名。“天下布武”為織田信長的偉業奠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礎。

二、“天下布武”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影響

“如果信長僅僅是憑藉武力去進行征服，那麼，人們恐怕就不會那麼高度地評價他在歷史上的意義了。正因為他的武力征服，是在他卓越的統一政策的前提下進行的。”［14］織田信長圍繞著著“天下布武”這個核心和基礎而實施一系列政策［15］：第一，治理交通，撤出關卡；第二，否定中世紀的市場和座［16］；第三，對城市進行保護和建設；第四，統一幣制，釋出“撰錢令”，規定貨幣的換算標準；第五，管理礦山，官家直接從事生野銀礦的經營和開採；第六，嚴格的進行丈量土地，重新確定土地的納稅額和耕作者。這些政策既來源於“天下布武”的思想指導，又為“天下布武”服務，對其有進一步推動的作用。同時，對當時的日本有著廣泛的時代意義，對以後的日本也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一）“天下布武”直觀的歷史意義是促進和完成了日本列島的統一。雖然說“織田信長的統一事業並沒有完成，但他已經樹立了統一的計劃，並向這一計劃邁出了巨大的步伐。”［17］繼任者羽柴秀吉（即豐臣秀吉）正是依靠和繼承了信長和他的“天下布武”打造的基礎上完成的最終統一。

（二）“天下布武”的階級根源是武家政治，而“天下布武”的發展和織田信長偉業的不斷建立，又直接推動了武家政治的發展。武家政治的核心地位進一步鞏固，並且至此牢牢的佔據了日本的政治中心。公家政治的意義僅存在於政治上的名分需求。“武力”由此開始成為日本政治和權力的“唯一代表”、“象徵”。發展到近代，逐漸滋生出日本的“軍國主義”。

（三）“天下布武”的最終政治目的是全日本的統一，這個統一不僅包括領土的統一，還包括政治結構的統一。如前文提到的“官家直接從事生野銀礦的經營和開採”、“嚴格的進行丈量土地，重新確定土地的納稅額和耕作者”和“統一幣制，規定貨幣的換算標準”等都是織田信長在統一戰爭和實施“天下布武”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一元制集權統治模式。雖然此時這個統治模式還未上升到完整的統治制度。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日本一直以來一元化集權統治無法或者難以維持的歷史局面的結束，為後來德川家康建立系統化的幕府一元化集權統治制度提供了參考和政治基礎。

（四）在信長“天下布武”思想下的經濟政策，對工商業經濟給予了極大的保護和支援，不僅提供保護，還透過治理交通和撤出關卡等措施積極的推動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和國內市場的統一。這促使日後的日本不同於其他封建國家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要成分。工商業經濟也是在當時日本社會經濟體系中一個足以影響社會經濟命脈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商業經濟由此不再受封建制度的約束而能自由發展，並且這在日本的經濟體系中已經是根深蒂固。在隨後長達250多年的江戶幕府的封建專制統治下，工商業經濟的地位都無法被改變。這對日本的歷史影響極為深遠。客觀上使日本進入近代歷史以後在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能夠很快很順利的進行經濟轉型和社會、政治改革，從而成為新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這都完全得益於織田信長時期所發展起來的工商業經濟。

同時也正是起始於織田信長對工商業以及商人的重視和對其經濟財富的利用，雖然在封建時代的日本商人的階層地位仍居於“士農工商”的末席，但商人和工商業階級的力量被認可並被封建統治者所重視和加以利用。工商業階級的封建家庭得以發展，成為近代財閥［18］經濟能在日本產生的一個歷史根源。

（五）“天下布武”和織田信長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極大的推動了武士道的發展和整個日本社會對“武”的極力推崇。社會各個階層都一味的追求“尚武”精神。這當中有三件事情是對當時的日本的社會意識影響最為深刻的。一是織田信長確立了“安土時代”［19］——這個曾經只是尾長這一小地區的小大名的織田氏依靠“武”成為了當時日本實際上的霸主；二是“本能寺之變”［20］，明智光秀依靠“武”輕易的毀滅了當時不可一世的霸主織田信長；三是出身低賤的木下藤吉郎（豐臣秀吉的本名）同樣依靠“武”成就了統一日本的偉業。因此，“武”的能力被嚴重神化了。即便到了全日本統一的和平時期，武士階層仍然是迅速膨脹的；武士階層的自尊心也仍然是居高臨下的。武士道精神完全偏離到“尚武”的思想上。這對後來日本的社會意識、倫理道德和民族心理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導致“窮兵黷武”開始成為日本這個民族對內對外的政策首選和一貫的主張行進。

“天下布武”與信長各方面的政策是相互推動、相互作用的：即“天下布武”為那些服務於它的政策確立了根本的出發點和思想上的指導；同時，這些政策所帶來的信長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不斷勝利和巨大成功也極大的推動了“天下布武”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天下布武”成就了織田信長；織田信長同樣也成就了“天下布武”。“天下布武”對日本的歷史特別是民族意識產生的重大影響直到二戰結束日本戰敗，同盟國對日本政體進行民族化改革，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削弱。

三、“天下布武”的本質及其對武士道精神的加持

“天下布武”既能在當時的社會中取得生存發展的空間，又能在與後來日本的歷史程序中產生相互的作用和共鳴的，是由“天下布武”的本質所決定的。

“天下布武”的本質是武家將武士道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政治上的應用，是不帶有書面形式“不完全”“不繫統”的武士道精神的政策綱領。這是因為：

（一）從形式上來看。“天下布武”雖然作為織田信長中心綱領並以此實施了諸多的政策，但並沒有建立起完整的一套理論體系和政策綱領體系，也沒有相應的書面的行文。“天下布武”不具有完整意義上的綱領性質，只能說是帶有綱領性質的政策意識。

（二）從織田信長之後的發展來看。豐臣秀吉的“桃山時代”到德川家康的“江戶時代”幕府建立的初期，是“天下布武”的政治意義和影響進入了消亡的過度時期。

豐臣秀吉作為織田信長的繼任者，在繼承了信長的權勢和統一大業的同時也繼承了信長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信長各項統一政策，都由秀吉進一步發展了。”［21］從這層意義上說，豐臣秀吉可以看做是日本歷史上對織田信長“天下布武”唯一的真正的繼承者。

德川家康的江戶時代和德川幕府的建立，標誌著日本列島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此時日本的歷史任務轉變為日本封建制度的重建。整頓幕政成為了奪取天下大權的德川氏的首要任務。“從家康、秀忠到家光的三代是德川幕府奠定基礎的時代，是完善幕府政治的時代。從內容上說，是發揮武家政治的特點，用武力控制政權的時代。”［22］這可以說是“天下布武”最後還具有一定政治作用和影響的時間段。1635年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修訂《武家諸法度》後，在達到控制和規範其它大名的政治目的的同時，也表明武家政治從“武家爭鬥”轉變到“武家統治”的內容上來。在國家統一穩定的和平時期，“天下布武”已經不具備任何政治上的意義和作用了。

（三）從來源上來看。在前文中，筆者提到，“天下布武”的階級來源是武家政治。那麼“天下布武”的來源或者說思想來源也就應該是武家政治的道德、思想、觀念等，即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這使得“天下布武”作為政治產物能夠被日本的社會和民族意識所接納而成為一種思想和意識存在，使其在失去政治意義和價值的同時卻仍能有著相當大的意識和思想影響力，能夠長期存在於日本的社會和歷史當中。武士道本身“不是書面形式的法典”［23］，所以“天下布武”也很難建立起一套完整帶有書面形式的理論體系。

“天下布武”實際上是站在統一日本角度上帶有政治性質的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這既是對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的一次昇華，也是對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的一次改造。“天下布武”與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根本上是有著區別的。“武士道是非經濟性的。”［24］ “天下布武”卻有很現實很明確的政治目的。在政治目的的包裹中必然含有相關的經濟利益等相關利益。

但二者又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能夠相互補充、相互作用。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能在文化理念上使“天下布武”能同時為日本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所接受，也使“天下布武”的政治性質被弱化了，成為了代表“尚武”的精神存在。“天下布武”則使得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被第一次完全意義上的帶入到了政治領域，在政治上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使武士道的意義更實際化，也使武士意識大大強化了，它不但從倫理關係上加固了武士階級，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為指向性更加明確了。

“在很多層面，武士道就像酵母那樣由它發展的階級經多種途徑逐漸滲透到大眾，向全體人民提供了道德標準。”［25］武士道作為日本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對日本的民族意識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天下布武”對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的改革，可以說同樣也是對日本民族意識的一種改革，對日本的民族意識產生了雙方面的影響。

將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應用到統一事業上來，在當時能被民眾的思想和道德水平所接受。使整個日本民族去推動和加速日本統一這個歷史任務的程序。

而“天下布武”的成功和它在歷史中的顯著作用也促使日本民族意識中的“尚武”性極大的受到了刺激和鼓舞。“尚武”所帶來的信長以及後來秀吉、家康事業上的勝利，掩蓋了其所帶來的對社會各個方面的破壞性。日本社會的道德準則和民族意識出現嚴重的偏離，造成了“日本人容許侵犯他人的行為。”［26］這種消極的民族意識的存在和發展，並最終成為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能夠在民眾中建立根基的“病源”之一。

結語

“天下布武”最初是織田信長為統一日本而定下的中心方針和政策綱領。從這個層面上說它是有著一定積極的意義和價值的。信長對它的有效實施，為日本的統一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它也為德川家康建立的一整套幕府制度提供了諸多制度上的參考和啟示，對江戶時代近250年的和平穩定的歷史時期在日本的出現起到了一定的客觀作用。

“天下布武”是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戰國時代的特定產物。它從根本上就脫離不了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所一直宣揚的“尚武”、“侵攻”等狹隘的思想。它集中體現了武力的作用，並擴大了武士道殘暴的根本，那種對生命的漠視——自己以及他人的。這種強烈的負面影響和道德定義使日本民族和日本的統治階級對其它的民族和國家蘊含起一種強烈的“外侵”意識。受“天下布武”直接影響的豐臣秀吉便是日本發起對外侵略的第一人。這種“外侵”意識一直暗含在日本文化的傳承當中，到了近代明治維新以後，被急於對外擴張的統治階級所利用，成為了在民眾中建立起“軍國主義”思想和日後法西斯統治的重要歷史和思想淵源。“這些被扭曲的‘美德’驅使著日本‘勇士’們踏上了為天皇侵略他國的征途。”［27］

縱觀戰國以後的日本歷史，總體上經歷了一個從封建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再從資本主義轉變到帝國主義，最後走向法西斯主義道路及崩潰的過程。這是“天下布武”與傳統武士道結合而成的“外侵”意識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和結果。二戰後，日本戰敗，同盟國開始對日本的政體進行了民主化的改革，“外侵”的消極影響在一定範圍內被外力作用所消除了。然而日本的道德體系仍然是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天下布武”的歷史影響也可能仍然會蘊含在武士道和日本民族意識之中。

The Analysis of Nobunaga Oda’s Conquerby Force and Its Historical Effects

Abstract:During the last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ofJapan, Nobunaga Oda lays thefoundations of Japanese’s unity, and this aim is achieved by his successor,Toyotomi Hideyoshi. As one of the symbols of Nobunaga Oda’s united war, theideal of Conquer by Force also i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his great cause,and all of his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are formulated and carried out aroundthis centre. During the special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ofJapan, thepolicy of Conquer by Force which has the spirit of force worship and nature ofunity is inexorable outcome. It depends on the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atthat time. Essentially, the policy of Conquer by Force is the effect of thespirit of BoShido on political affairs. Therefore, it not only be endowed aspecial politic meaning in that times, but also go deep into Japanese’s senseof nation and social ideology with the success of Nobunaga Oda and thedevelopment of BoShido. As the expansion of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force,Japanand itsruling class hold an intensively negative idea of invasion toward other nationsand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Japanese ruling class raises this idea up tothe militarism and final become the thinking arms of fascist tyranny.

Keywords: Nobunaga Oda; Conquer by Force; Wu's politics; Bushido

［1］嚴格說來，日本戰國並非正式的歷史名詞，一般用來稱呼室町幕府後期到安土桃山時代之間大約百年間政局紛亂、群雄割據的日本歷史。

［2］“應仁之亂”（1467年─1477年，應仁元年—文明9年）是日本室町時代的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在任期間的一次內亂。幕府管領的細川勝元和山名持豐等有名守護大名的爭鬥。

［3］日本歷史的分期分為：原始時代，即舊石器時代至大和國建立前；古代，即大和國建立至平安時代；中世，即鎌倉時代至室町時代；近世，即安土桃山時代至江戶時代；近代，即明治時代至昭和時代前期；現代，即昭和時代後期至平成時代。

［4］桶狹間合戰：公元1560年織田信長在桶狹間襲殺上洛途中的駿河守護今川義元。此戰役最大的影響是織田信長的崛起和今川一族的沒落，信長迅速崛起成為一方霸主。

［5］赤軍著，馳騁編輯.《織田信長——從革命兒到魔王》.《少年人生》雜誌社，2004:47.

［6］大名：日本戰國時代，割據於各地的大領主。古代日本，名的意思是土地，而大名的字面意思就是佔有廣大土地的人。

［7］足利氏是日本歷史上活躍於平安時代至室町幕府時代的武家，出自清河源氏義家流，家祖為源義家之孫、源義國之子源義康（亦即足利義康）。至鎌倉幕府末期時，宗家當主足利尊氏歷經數十年征戰，開創了室町幕府，足利氏的當主開始代代擔任徵夷大將軍一職，成為日本實質上的統治者。應仁之亂後，室町幕府的權威一落千丈，足利氏也逐漸衰落。

［8］足利義昭（1537.11.3—1597.8.28）是日本室町幕府第十五代（最後一代）將軍。

［9］日本的“中國地區”是指本州島西部的山陰、山陽兩道的十六國。

［10］鎌倉幕府（1185年—1333年），是日本歷史中以鎌倉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權。始於1185年（文治元年）幕府在鎌倉成立，終於1333年幕府滅亡，經歷149年，是日本幕府政權的開始，其建立者是武將源來朝。

［11］“地頭”是幕府派駐莊園和公領地的政治代表，也由幕府的武士御家人擔任，但其職責已超過了在平氏專權時的許可權，它既擁有武士御家人的鎮壓莊民反抗，追捕“夜襲”、“強盜”的警察權，又擁有徵收年貢、兵糧米以及擁有莊官的職權，且不受莊園主的制約，只受命於鎌倉幕府，並可以侵犯領主所持有的特權——王保田主編.《日本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1）：59.

［12］保元之亂：1155年，近衛天皇去世，皇室內部為皇位繼承問題發生的兄弟之間兵戎相見的爭位之戰。

［13］［日］坂本太郎著，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日本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6（1）：247.

［14］［日］坂本太郎著，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日本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6（1）：258.

［15］［日］坂本太郎著，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日本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6（1）：258-259.

［16］座，類似同業公會性質的壟斷組織。

［17］［日］坂本太郎著，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日本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6（1）：256.

［18］財閥：在金融上能進行壟斷的資本家。一般指金融寡頭。在日本，金融資本集團是和濃厚的封建家族關係聯絡在一起的。

［19］安土時代：安土城的建造被視為是織田信長統一事業頂峰的標誌，因此歷史上把織田信長當權的時期稱為“安土時代”。

［20］本能寺之變：天正十年（1582年）明智光秀在京都的本能寺中起兵謀反，襲擊並殺害了其主公織田信長。

［21］［日］坂本太郎著，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日本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6（1）：262.

［22］［日］坂本太郎著，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日本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6（1）：275.

［23］［日］新渡戶稻造著，立剛譯.《武士道》.武漢出版社，2009,8（1）：2.

［24］［日］新渡戶稻造著，立剛譯.《武士道》.武漢出版社，2009,8（1）：39.

［25］［日］新渡戶稻造著，立剛譯.《武士道》.武漢出版社，2009,8（1）：67.

［26］［美］露絲·本尼狄克特著，北塔譯.《菊與刀》. 文匯出版社，2010,3（1）：125.

［27］［美］露絲·本尼狄克特著，北塔譯.《菊與刀》. 文匯出版社，2010,3（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