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在《二柄篇》中講，他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這段話什麼意思呢？他說君王管天下怎麼管？管理具體工作的大臣為君王建議，提供管理策略。君王根據大臣的提議，給大臣授權，然後大臣根據君王的授權去做管理。

他說如果一個大臣他說得好，做得不好，你該怎麼辦？這個我們都很明白，你應該懲罰他。韓非子又問，他說如果這個大臣做得比說得還好，你該怎麼辦？我們一般人會認為那你當然應該賞賜這個大臣，錯了。韓非子認為你照樣應該罰他。

他說如果你不罰他，以後所有的大臣給你說事，他能做到十分，他只給你說到五分，然後他只做到六分七分，你還得獎勵他，你不是明等著別人來騙你。

所以韓非子講，他說“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他說到哪就必須做到哪，而且絕不能超越君王的授權行事，否則立即收拾他，他就在這樣的細節上都為君王做出設計。

說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提起十五、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後期，義大利出現的一個政治學者，叫馬基雅維利。

大家知道在文藝復興這個時代，義大利不是統一國家，分裂為無數個小公國，比如威尼斯公國、米蘭公國、佛羅倫薩公國等等。佛羅倫薩公國出現了一個政治人物，叫馬基雅維利。他曾經在佛羅倫薩共和國擔任官職以後，美第奇家族復辟，他被辭退、被流放。流放以後，他曾經寫過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君主論》。一個薄薄的小冊子，馬基雅維利在這本冊子裡，他講了一個意思，他說人性總是向惡的，而不會向善。他說因此君王管制天下，絕不能遵從民間道德。

他說君王要像獅子一樣兇猛，要像狐狸一樣狡猾。所以今天巴黎行政學院的校徽，還是一頭獅子一頭狐狸。

他然後講，他說君王做事，不奉道德，什麼壞事都要敢幹，陰謀暗殺、詭計權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忘恩負義，什麼事他都應該做，只要他的目標正確，可以不擇手段。

這個就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的基調。在西方政治學上，他是第一次把西方政治學從神學和倫理學中解脫出來，使得西方現代政治學得以確立的第一個章本。可見你聽一聽“現代政治學”這個詞本身就有惡毒之含義。

韓非子在《五蠹》中講，他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什麼意思呢？他說所有的書都在該燒之列，他說除了農書、醫書以外，甚至他法家的書，兵家的書，只留給君王和重臣讀，在老百姓那兒你都得禁絕。

他說為什麼呢？他說如果境內之民皆言法治，談“管商之法”，“管”，指管仲，“商”指商鞅，“管商之法”就是法學文了。他說，如果老百姓都讀法學書，“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說談農事的人就會變多，真正扛著鋤頭幹農活的人就會減少。他接著講，他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他說兵書也在該燒之列，因為老百姓如果讀兵書，就會出這樣的局面：談戰爭的人會很多，但為你扛槍打仗的人就會減少。什麼意思？所有的書都在該燒之列，甚至他自家的書都是該燒的。

書只留給君王和重臣讀。這是典型的愚民政策。中國法家主張愚民政策，很多學者講中國愚民政策，其實從老子那就開始。

老子雖然講“棄智絕學”，但他不是愚民，他是上至族長聖人，下至普通民眾，大家都不要開化智慧，都不要進入文明態，才是人類的福音。所以老子不是愚民。

典型的從韓非子開始，韓非子在《說疑篇》中他又講，他說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現代法律只追究一個人犯法以後、事後評判他對社會造成的損害才追究他。韓非子說相反，他說“禁奸之法”，一個好的法律，“太上禁其心”，他說最好你讓他心裡都不敢想。“其次禁其言”，差一等的法律才是讓他不敢說。“其次禁其事”，最差的那一等法律才是讓他不敢幹壞事。

由於韓非子的這個主張，所以中國自古就沒有言論自由，不但沒有言論自由，還有一種東西叫“文字獄”。大家知道“文字獄”最典型的發生在清代，但其實中國自古都是文字獄，只不過清代做的更徹底一些。

清代流傳一個故事，說一個文人有一次在戶外讀書，微風吹過，把他書頁吹亂了，於是他隨口唸一句打油詩，說“清風不識字，何苦亂翻書。”結果被有人告上去說，他這個打油詩裡暗含著清政府清滿人沒有文化，於是掉了腦袋，這叫文字獄。

中國古代還有一種罪名，在漢武帝時代，叫腹誹之罪。這個聽起來很奇怪的一個罪名。什麼意思？你在肚子裡誹謗我了，因此我要殺你，這叫“太上禁其心”。

這就是韓非子的法術。這就是中國法家理論之集大成。

韓非子的思想體系，主張法為專制，它的整個法論總綱，五個字叫“上尊而不侵”，就是君上的尊嚴不受侵犯，這就是立法的總綱。

大家知道人類的現代法律是由人民選出議員，在國會立法機構制定法律，專門限制行政官、政府政黨和軍隊的權力，這叫憲法。所以中國法學跟現代法論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人說，中國的法家是現代法治的先河，這完全是扯淡。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法系。農業文明的法系，跟希臘羅馬系統最終產生的工商業文明的法系根本沒有繼承關係。它們是兩路法系，基本精神及其形態枝節都是完全相反。

韓非子的法主張法扼人性，就是能夠掐住人性的展開。他在《五蠹篇》中講，他說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他說父母管教孩子，尚且要用算計之心，何況君王官吏管人民。

他說人民只服從誰有權勢、誰厲害，絕不會服從誰有仁義。韓非子主張法代文化，他說“以法教，以吏為師”。他說教育如果還要進行，就是教法術，他說誰可以做老師，懂法術的官員才能夠做老師。

他主張法術兼用，他說“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他說，你得成熟，整天都在算計你，因此君王隨時都要保持警惕。他然後講“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什麼意思？他說權術這個東西，你一定要隱藏於心，而不能暴露出來。

他說你想想，你君王只不過是一個人，你怎麼去對付成百上千個大臣？根本力量就不匹配就不對等，你只有一個辦法，用陰術，你不斷地分化他們，使他們內部自己就狗咬狗，咬得沒完，然後你在中間平衡自己的權力結構。他給君王教很多用權術的方式，他然後講法度要嚴厲，嚴刑峻法。他說“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他又講“不闢親貴，法行所愛。”，很多學者見到這樣的話說，韓非子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是這樣？顯然不是。因為韓非子認為對君王造成最大的姦情，就是他的親貴和所愛。

所以這裡絕不表達韓非子的法論裡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韓非子的法治理想，有一段話做全面表述，他在間接時辰片中講，他說“是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群臣相關，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系虜之患。”這段話什麼意思呢？

他說一個好的君王，他作為立法者，他一定要明察是非，深瞭解治亂之情。所以他要嚴刑峻法，功明於眾，只有這樣你才能“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者不欺負弱者，多數人不欺負少數人，老人能夠得到贍養，孩子能夠得到撫養，邊境不受侵犯，君臣父子得到相保而不至於變成他人的俘虜。

韓非子認為他的這一套法系是對整個社會負責的。在農業文明社會結構中，只有這個簡單粗暴的法論系統和法制系統，才成本最低，管制最有效。它就是這個生存結構的必然產物。

中國的法家絕不是善茬，他們在法論中在國家治理、政治治理上表現得十分惡毒。比如商鞅曾經就提出來過一個弱民理論，他原話這樣講，他說“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這段話什麼意思？他說如果你出政策，都是人民很喜歡的。他說那糟了，人民就會很強。他說如果你出的政策、政令，人民都很厭惡。他說這好了，因為人民很弱，也就是政治總是跟人民作對的。他然後接著下面說了很有名的八個字，叫“民弱國強，民強國弱。”他說只有人民很弱的時候，國家才會強大。

他說如果人民很強大，那國家就管不住人民了，國家就弱。這就是他著名的弱民說。政治是什麼？中國的法論政治，就是專門欺負老百姓，專門削弱你。只有人民處在柔弱萎縮狀態，國家權力才能鞏固，這叫“民弱國強”，弱民他提供三種方法。

第一，愚民政策。商鞅直接講，他說“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他說農夫們很無知，沒有搞學問的興趣，這樣他才會勤勉耕作。所以他主張燒書禁書，禁止人民遷徙自由，人民不得與外國人交往。

第二叫辱民，就是要不斷地羞辱人民，讓人民覺得他豬狗不如。他說只有這樣，人民才會尊官。他原話這樣講，他說“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他說如果你讓人民覺得自己很榮耀，那完了人民就會輕賤官員，瞧不起官員。他說你只有讓人民覺得自己很自卑，豬狗不如，官員才會很有威勢。

他的第三政策叫窮民。他說“富則輕賞”，他說如果人民都很富有，他就看不上官員官員的賞賜了。官方對人民就沒有挾制力了。

他說“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他說你讓人民很自卑很羞辱，人民就會很看重爵位。他說你讓人民很弱，官員就會顯得很尊貴很強大。他說你讓人民變得很窮，人民才會稀罕官方的賞賜。

這就是商鞅變法的思想內涵。這就是中國法論基本對待人民的方式。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中國的法家絕不是善茬，它跟現代法系全不相容，它是國家至上，人民只是國家政權的工具，國家本來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一個機構，但是在中國法治文化和政治學裡從來不是這個觀念。

所以郭沫若講，他說在韓非施治下的社會里只有獵犬，就是告密者。豺狼，就是君王的爪牙和牛馬，也就是普通被壓迫的民眾，哪裡有人的氣息和尊嚴？

魯迅在他的書裡說，他說中國只有這兩個時代，一個就是把奴隸做穩了的時代，一個就是你想做奴隸都做不成的那個時代，於是造反。

所以中國的法家學說，它是典型的國家至上和國家主義學說，是暴力至上學說，一切為國家服務，人民是極為輕賤的，只不過是國家政治的工具，而要維持國家政治權力和法論系統，最好的資源就是暴力和殘忍。

這就是中國法家基本理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