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後探討變法悖論問題。大家知道人類歷史上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制度構型。如果要發生變革，非常困難。因為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在階級產生階級分化以後，你要變革它，你就會觸動或者損害原有社會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而他們統治著社會，他們是社會有組織有力量的人群，你怎麼可能改變社會制度？

因此人類歷史上，但凡要深徹地改變一個社會制度，基本上只能靠革命。大家注意，政治學上有兩個詞彙，一個叫改良，一個叫革命。

我們現在說改革，古代說變法這些詞在政治學上都歸在改良之下。所謂“改良”就是不透過暴力戰爭的方式改變國家制度，這叫“改良”。所謂“革命”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有統治階級建立社會制度的新構型，叫“革命”。

不見得所有的暴力運動都能叫革命。比如中國每兩三百年改朝換代，農民起義，推翻王權，這不叫革命，這叫暴亂。

為什麼？它建立的新政權還是原來社會制度的翻版，沒有任何創新，沒有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革，這不叫革命，這叫暴動，這叫暴亂，這叫改朝換代。

人類歷史上可以稱為革命的事件是非常之少的。比如武王克商，叫革命，中國最早的詞就出在形容武王上，《尚書》中。因為他把中國氏族部落邦聯制改變成封建制，因此可以叫革命。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它把君主專制制度轉化為共和制度，所以叫辛亥革命。而前面叫戊戌變法，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英法資產階級大革命，它把封建制、君主制改變成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這叫革命。在人類歷史上稱得上革命的事件是非常之少的，而且只有透過革命才能改變社會構型。這個道理大家也很容易理解。

這就是為什麼在人類歷史上，在中國歷史上，改革、改良、變法歷來都是失敗，這叫變法困境，或者叫改革困境，或者叫改革悖論。為什麼？因為改良、改革、變法，你所借重的力量，恰恰是你所要改革的物件。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你借重什麼力量來進行社會改革？

你借重的是現有的社會統治階級，現有的社會官僚體系，現有的社會貴族系統，你透過他們來革他們自己的命，然後讓他們把自己的利益丟掉，重新組建利益分配的新結構制度構型，怎麼可能？這叫改革悖論。而且但凡是改革者，他一定一腔熱血，針對社會最集中、最焦點、最嚴重的地方下手進行改革。而這個地方恰恰是原有既得利益不允許觸碰的那個最敏感的部分，所以兩相對撞一定引起激烈反抗。而改革的物件們是社會中最有實力的群團，改革者怎麼可能成功和安生？這叫改革悖論。

因此人類歷史上但凡是改革、變法、改良運動，基本上全都以失敗而告終。

比如唐代中期，唐朝已經一片紛亂，自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其實並沒有解決問題，藩鎮之亂更加加劇。從安史之亂的少數藩鎮造反，變成有八十三藩鎮分裂國家。這個時候唐代中期發生“二王八司馬變法”，這八司馬裡就有唐代著名學者劉禹錫和柳宗元，他們只是做輕微的吏治改革，結果變法失敗，二王被斬殺，八司馬全部被流放。北宋年間，由於北宋面臨整個北部遊牧文明的巨大壓力，金、遼、西夏、蒙古，因此北宋社會內部極為脆弱，不斷地有改革的需求和呼聲冒出來。

在宋仁宗年代發生慶曆新政，也就是慶曆改革，為首的人物就是著名學者范仲淹。范仲淹慶曆改革，也只是做輕微的經濟改革和吏治改革，結果以失敗告終。范仲淹被流放，他最著名的文章《岳陽樓記》就是被流放以後寫的東西。

到宋神宗年代，北宋進行第二次改革，這就是著名的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同樣只是做輕微的經濟改革和吏治改革。結果以失敗告終，兩次被貶謫。直到1899年戊戌變法，大家要知道戊戌變法為什麼發生？是因為日本1868年才打開國門，進行明治維新，而中國1840年開啟國門，按理說中國開啟國門以後，開始展開洋務運動，所謂洋務運動，就是隻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科學技術的應用層面，文化深層社會制度、政治體制絕不允許動搖。

用張之洞的說法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叫洋務運動。而日本1868年才打開國門進行明治維新，但它提出的口號是脫亞入歐，全面學習西方，改造日本社會，拋棄唐學，接受蘭學。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隋唐時代派遣隋使、遣唐使學習中國文化，他說中國文化叫唐學，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日本例行上千年，明治維新以後，它立即意識到西方文化比中國傳統文化優越。之所以把西方文化叫蘭學，是因為荷蘭人最早影響日本，所謂蘭學就是西學。

它立即全面拋棄唐學，從根本上學習西方。派留學生、派政治考察組織全面學習，連議會制度，虛君制度都全面帶入。1868年到1894年短短二十六年，它居然把它的老師東亞第一大國打敗，這就是著名的甲午海戰。

日本當時的學者都跪在日本大街上哭嚎，為中國哭嚎，為它的老師如此脆弱哭嚎。可見它對中國文人的刺激何其之強。所以以甲午海戰這個失敗為界限，中國洋務運動正式宣告結束和失敗。中國開始進行社會改革，這就是1899年戊戌變法，要求憲政改革，都到這種形勢下了。康梁戊戌變法，新政不過百日左右，最終失敗。六君子被慈禧太后斬殺北京菜市口，這才導致中國不得不進行革命。

我們回望商鞅變法，大家注意商鞅變法的深徹程度，居然不亞於任何一場革命，它不僅進行經濟領域的改革，而且進行政治領域的改革，它甚至改變國體。此前是封建制度，此後是君主專制制度，它不是一般的政治改革，它是根本性的國體變革。這種東西通常只有透過革命才能完成。

而商鞅變法基本採取不流血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了這場革命式的變法改良，在歷史上非常罕見。這就是為什麼梁啟超說商鞅是中國僅有的六大政治家之一的原因。

我們現在回顧一下商鞅變法的過程。商鞅是衛國貴族，他最初為什麼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極低，竟然到魏國宰相府去當一個門客，是因為他深知，只有魏國相府裡才能見到李悝《法經》的文獻。

於是他身段極低，去給公叔痤做門客在這期間，深研李悝《法經》著作，建立法學理論思想準備，他到秦國見孝公，透過一個嬖臣叫景監的人走門路，他為什麼又把身段放到如此之低，以至於有點羞辱人格的狀態，他在所不顧。是因為他必須考察君王。

我們認為只有君王考察臣子，何有臣子考察君王之說。可是商鞅心裡明白，他如果要做政治變法，他就必須考察自己的政治夥伴是否有擔當力，所以他走門路，走低端門路，一定要見到孝公本人。

他跟孝公三次談話，《史記》記載上第一次談話談帝道，第二次談王道，第三次談霸道

中國政治學上有兩個很重要的詞彙，一個叫王道，一個叫霸道。

所謂“王道”，內聖外王之道，就是內裡修德，外裡以德治國叫王道。商鞅最初跟孝公見面，先談王道，這是人類遠古時代以德治國的典範。戰國時代已進入大爭時代，劇烈種內競爭——國際競爭。到了這樣一個時代，他居然給孝公講王道，豈不是可笑？所以孝公聽得昏昏欲睡，出來就批評景監，說你給我引薦了一個怎樣的腐儒之生？他在幹什麼？考察君王。

他第二次見孝公，他給去孝公講霸道——富國強兵爭霸之道。大家知道霸道在春秋時代就已經興起了，這不是什麼新學說，也不是什麼新舉措，但畢竟談到點子上，因此孝公總算聽得下去。

他到第三次見孝公才談變法，為什麼？因為他深知變法是一個非常苛酷的過程，絕非一般政治家能夠承擔，而且要動搖國本、傷及貴族。所以他第三次才跟孝公講這個。

他前兩次考察的結果，發現孝公對那些相對柔和的改革舉措不感興趣，這才進入主題。兩個人相談甚歡，三日三夜不絕，《史記》記載，他們的這三次相見是在孝公元年，可商鞅變法是在孝公三年，中間缺了兩年。

《史記》沒有記載這兩年商鞅在幹什麼，孝公在幹啥。我們可以想象，他們絕不打無準備之仗，在做全面的法理準備、人事準備、政治準備，所有的操作前的預備。把它做成很穩妥的一個出發基底，然後才開始。

商鞅變法頭九年，只做經濟改革。為什麼？因為變法如果過早的進行政治改革，一定嚴重的會引起整個貴族系統的根本不能接受的反撲。所以他先做經濟改革，他做經濟改革，貴族們雖然有點不安，但是貴族在其中甚至有所受益。因為農業勞動積極性增高，仍然給貴族交租交稅，貴族的收益反而增加，因此貴族根本無法團結起來抵制變法。

九年以後，貴族力量渙散，而變法勢力成型。商鞅開始政治變革，廢除爵制，建立郡縣制等等才開始進行，極有章法。

把政治操作達成有節律、有韻律的藝術水準，如此逐步推行商鞅變法實現，居然改變國體，完成革命方能完成的社會變革運動。這就是商鞅變法。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商鞅其人絕非等閒之輩。你只要是做組織領導，不管你是做行政領導，還是做企業領導，或者做其他事業的組織領導，你都面臨這個改革悖論。因為任何組織它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會腐朽。我這裡的腐朽不是指貪汙這個事情，而是任何組織一定會腐壞，組織會渙散化，甚至腐敗化，這叫區域組織規律。

對於任何一個組織者、領導者來說，你都有一個對自己組織隨形勢之發展不斷重新整理的需要，不斷改革的需要，可你一定面臨改革悖論，你要麼是既得利益集團的總代表，所以你一定拒絕改革，或者表面上做淺層改革，實質上根本不改；你要麼就面臨改革悖論，你所要改革的物件恰恰就是你所要借重的力量。你逃不掉這兩者之一。

可是如果你不能對自己的組織系統進行重新整理改革，組織本身卻一定敗壞、卻一定渙散化。這是一切社會實務者、社會組織者、社會領導者都面臨的巨大難題。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參考商鞅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