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酸的近代史

中國的近現代史充滿了失敗，各種各樣匪夷所思但又理所當然的失敗。不過政治家們總認為處在偉大的不斷勝利當中。我們的勝利往往是對錯誤的糾正，但我們總不反省為什麼老是在犯錯誤。

我們忽略錯誤，而後誇大勝利，比如比較值得拿出來一說的抗日戰爭的勝利，14年的鬥爭2000萬軍民的死亡，大半個國家國土淪喪換來的價值恐怕最多是對日軍的所謂牽制，最終勝少敗多。勝利和榮譽當然有，但大多是苦難。

失敗從清朝開始，但把清朝的滅亡和明朝的滅亡放在一起比較還是比較有意思的，不過有一點可以這麼說，明的滅亡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北京沒有被李自成打下來（據說是因為一場瘟疫使守城明軍喪失戰鬥力），或者說剛烈的崇禎皇帝逃掉而不自殺，再比如太子可以逃到南京，明帝國準備了終其一代的陪都結果並沒有讓正統的接班人用到，也正是這個所謂正統問題導致了晚明內鬥的血腥而可恥的18年，不過怎麼說接班的清帝國討了一個很大的便宜。（抑或是當時的國運使然）

那麼清帝國就沒有這麼幸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1912年宣統退位，帝國就沒有消停過，而且是鈍刀子割肉，一點一點把一個內政原本非常強勢的大清搞到奄奄一息。外部是兩次鴉片戰爭，接著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國都被打破兩次，割地賠款不勝舉數，內部是太平天國、義和團、捻亂、疆亂、保路運動、革命黨，政變搞了兩回，前者處置了八大臣，後者搞定了六君子。洋務也搞了，新政也弄了，最後權臣當國，孤兒寡母總算和平退位。如果不是馮玉祥破壞協議，驅逐溥儀出宮，也算是不幸中的一個萬幸結局。

清鑽了明末天下大亂的空子，輕鬆取國，老實說也沒有因此放鬆警惕。終清一代，應該說皇帝都很勤勉，行政也強勢，為了不蹈元末帝奔回草原的覆轍，也一直上緊滿漢大防這根弦。但結果還不得不依靠漢人維持帝國最後的一息尚存。這形成了一個繞不過去的悖論，一是漢人要驅滿，一是維持下去還要靠漢人。所以這也成了中國最後不能實行君主立憲的死局。作為精神象徵的最高領袖是異族人，而異族人近300年靠的是文字獄加鐵腕而維繫的統治，現在君主立憲卻要剝奪這個異族君主的權利，讓清帝象日本天皇一樣萬世一系的搞下去。顯然不現實。上面說才12年後馮玉祥就撕毀協議，不再優待遜帝。但我忽然一想，中國歷史上，又何嘗有哪個亡國之君得過優待。或者，這就是宿命。

那麼彼時的政治體制究竟該如何是好呢？其實明白人很多，楊度是其中一個。宿命的是，他提出來的依然還是君主立憲。

他的《君憲救國論》說：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

他的理由是：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的常識，於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託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

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為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

楊度

魯迅的一些小說也驗證了楊度的論點，當時的民眾無所謂革命者的理想，他們要的只是處決的革命者一腔熱血去救治疾病。而勢力相當者互不買帳。國人似乎只服從不合作，貌似至今仍舊。

對於堅定的君主立憲派楊度（楊度師從王闓運，他是研究“帝王學”的大儒）來說，排除清帝，當時的狀況就沒有其他皇帝給他做政治實驗。於是他想造一個皇帝出來。於是就有了袁世凱臨終前的“楊度誤我”。

除卻戊戌變法出賣光緒這一節存疑的歷史暗影以外，洪憲登基以前的袁世凱還是此時最具威望和手腕的領袖人物，可惜與西漢王莽篡位的結局如出一轍，這又是一個悖論，位極人臣卻不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洪憲隨著登基威望和能量，隨之煙消雲散。君主立憲的兩個可能性就此終結。

接著各派勢力相爭，到30年後，還不能就聯合政府達成一致（一個障眼法的表面一致是達成了），非要伏屍千里，流血飄杵，爭一雌雄才善罷甘休。

想來當年灰心的楊度還是風清雲淡的看高一眼做千古之評，挽袁世凱：

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千載而還，再評此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原可作，三復斯言。

百年後看此聯，唏噓不已。

說一說變法與改革

我們處在一個改革的年代，所以對於變法有天然的親近感。我們的歷史教育也是如此，將變法人物一律塑造成英雄——有點悲情的英雄。

但現在我們重新去看歷史，忽然發現，其實中國曆來的變法，幾乎沒有成功過，除了秦以前諸侯國的變法有了一些作為，比如商鞅。但氣短的是，同樣的是秦法嚴苛，偏居一隅的秦國可籍此統一六國，但秦朝時卻被兩個因懼失期計程車兵一呼而天下應並由此滅國。（好諷刺）

而且變法人物結局令人唏噓，商鞅車裂，吳起射殺，王安石罷逐，康、梁避國，譚嗣同六君子赴義。所變之法，歷來褒貶不一，甚至貶大於褒。何至於此，我分析有以下四點：

一是欲速則不達，變法之人覺得沉痾累累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橫掃積弊。但不知道積弊也是成年累月一點點形成的，解決起來自然不能一蹴而就，治國本如烹調小鮮需慢火細燉方可火到肉爛。但革新心切之下一但稍受小阻則無所不用其極。事情做錯了不但一無所成且誤國害己。

二是眾口難調，中國幅員廣闊，各地風情民俗各不相同，往往一個政策都經各地的長久消化，形成每每不同的行政方式，也有了彼此情況不一程度不一的問題，但革新者研究問題又很難做到取樣完全，視界廣闊。所以治甲地的成功經驗並不能完全套用乙地。若因乙地之不適用又做少許改良。結果乙地未必買帳，甲地又感受不足。以單一政策實施全國，必然舉國不安。

三是一相情願，變法者以為是為天下計，但事前動員不足天下人並不受用，改革執行者立功心切，又置若罔聞實施中的不協調聲音，結果怨聲載道，好心徹底做成壞事

四是傷筋動本，這點最難做，改革說到底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必然觸及即得利益者的神經。現在我們總是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看待問題，覺得改革必須要與舊勢力鬥爭，且不知做聯合舊勢力的嘗試。你侵犯別人利益，別人必全力反抗。；力量都消耗在內鬥當中，一個社會離心背德又何來進步。所以也造就了變法人物的悲情結局，陷入因果報應當中，殊為可惜可憐可恨。

還有一點放不上臺面，但也值得一說，就變法的人人品都不怎麼樣，吳起殺妻求將，商鞅被司馬遷說成天資刻薄人，王安石偏持，所用章淳和蔡京之流都是大奸之人，康有為日後的固執保皇，偽詔，及改譚嗣同絕命詩以標榜自己。非無大功利心的人不會輕易思變，有功利心則被功利燻心。變法也就常陷入道德及現實皆不接受的地步，舉步維艱最後泥足自封。

這裡還要說晚清戊戌變法說到底是書生誤國，且不說所議之法日後在慈禧袁世凱手上多有所成，說明變法其事還是可為但其行則難作為，就說這邀袁世凱所謂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后住的頤和園這條而言，可見康梁等極度缺乏政治智慧。即便是成了也必被舊勢力反撲致使中國大動盪而陷於分裂當中，被環視四周的列強魚肉。

就說袁世凱這人，怕也不是這幾個書生能左右與掌握的，無非複製東漢董卓故事而已。

但有點可以肯定，時代這間黑屋子，再也不可走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