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2 ：一戰後的國際秩序

華盛頓會議體系

一戰後的國際秩序，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國際秩序，是以1919年6月28日簽訂的《凡爾賽條約》為基礎，加上，1921年，美國牽頭推動簽訂的《九國公約》，亦即由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葡萄牙，八個國家一起與中國簽約。承諾八國共同維護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堅持機會均等原則，為穩定中國及政府的成長營造環境。除了這個《九國公約》，美、英、日還簽署了《華盛頓海軍條約》，控制軍備競賽。條約規定美日軍艦噸位數為10：7。到了1928年，當時的十五個強國又簽訂了《非戰公約》，明文規定以後誰也不許侵略誰，有事去國聯協商。所有這些，構成歷史學家稱作的華盛頓會議體系。

華盛頓會議體系或華盛頓體系，與其說它意味著明確的機制，不如說暗指一種思想狀態；它表達了列強相互合作，維護地區穩定，協助中國逐步轉型為現代國家的意願。人們視之為列強的單方政策，或為特定目的締結的排他性同盟或協約的替代物。華盛頓體系所象徵的理念，是有利於地區穩定的多國磋商與合作

華盛頓會議體系的一項經濟制度構成了體系的基礎。所有華盛頓條約的簽約國，透過接受金本位制而相互聯絡。更準確地說，這項機制叫“金匯兌本位制”，它要求各國接受黃金為國際經濟交易的媒介，將其貨幣與黃金掛鉤，並堅持貨幣的可兌換原則。憑藉這些手段，人們相信跨國界的商業活動將平滑執行，讓所有人獲益。金本位貨幣國家佔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大部分，這讓華盛頓體系成了金本位制的同義詞，並靠其維繫。由於這些國家大多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華盛頓會議體系的特徵可說是資本國際主義，甚至可說是帝國主義的新形式。

當然，華盛頓會議體系並沒有消滅帝國。大多數簽約國繼續保有殖民地，其中一些還在戰後獲得了新殖民地。不過，與此同時，它們承諾不在中國進一步擴張。相反，它們將彼此合作，讓中國恢復一定程度的獨立，使其最終憑藉自身力量成為一個穩定因素。正因如此，中國是新體系成功運轉的關鍵。與舊式帝國主義不同，華盛頓體系號召先進殖民國齊心協力，促使中國漸進轉型。同時，中國也必須為此與他國合作，以成為華盛頓列強共同體的正式成員。

中國的轉型和成長

直至20年代末，總體而言，這個體系致力於為亞太地區帶來秩序和穩定。華盛頓條約的簽約國幾乎沒有明目張膽的單方行動，在試圖和中國修訂舊約時，列強保持相互協商。而中國則逐漸透過與華盛頓列強合作而非挑戰之，來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

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蔣介石領導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專注於國內統一和經濟發展，這些任務需要外國資本和技術，並緩解勢必抽乾國內事項急需資源的國際危機。1928年至1931年，他們成就斐然。南京的政治控制所及，超過1912年清王朝完結後的任何時期。中國的基礎設施道路、橋樑、電話和電報網等正靠著大多來自美國的引進資本建立起來。一個現代的教育體系正在培育下一代精英。中國的對外貿易量穩步增長，海關收入亦然。還是在外國專家的協助下，國內稅制和貨幣體系的改革，正逐漸弭息為禍國家數十年的財政混亂。

因此，中國領導層此時正千方百計要維護和加入這一新的國際秩序，要使國家成為正式一員。中國將為重獲各項主權而奮鬥不息，將自身建設為現代國家，但這些目標和華盛頓條約的合作機制是並行不悖的。事實上，可以認為華盛頓體系是為中國發展獲得外部支援的有力工具。美國、英國、日本及其他國家先後承認了南京政權，為修改關稅訂立新約，併為最終廢除中國二流地位的傳統象徵治外法權，開始了談判。

日本的不安和被排擠感

一戰後，日本雖然位列五強之一，但在諸列強中，只有日本人是黃種人，是非基督教文化。在凡爾賽和會上，日本明顯感到了強烈的被排擠感，日本強烈希望在國聯公約中加入種族平等的條款，以使作為世界大囯的日本民族享有與此相當的待遇，卻被堅決拒絕，讓日本民意對西方大失所望、反應強烈。

加之，日本在巴黎和會上，為了達到接管青島租界的目的，不惜以不參加國聯相要脅，這就讓美、英、法等各個國家深感厭惡。日本不僅從此成了中國的頭號敵人，在國際上基本也就沒了朋友。

如此，看著中國在融入新的國際秩序後轉型和成長取得的成就，以及一天比一天強大的宿敵蘇聯，日本陷入深深的不安甚至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