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章武三年(223)四月，劉備殞命白帝城，託孤於丞相諸葛亮。諸葛亮為實現匡扶漢室的初衷，於建興五年(227)三月上表出師駐漢中，籌備北伐曹魏。在伐魏的進軍路線上，諸葛亮主張兵出祁山，以關中為基地，進而奪取中原。魏延則建議諸葛亮統大軍出祁山，他自己率奇兵經子午道北入長安，形成東西夾擊之勢，從而奪取關中。這一點，《三國演義》是這樣寫的：“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第九十二回)《三國志·蜀書·魏延傳》也有同樣的記載。但孔明認為：“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第九十二回)於是，孔明便決計出兵祁山，從隴右取平坦大道，向東推進。結果，諸葛亮六出祁山，均以失敗而告終，最後他本人也身死五丈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嘆息之餘，一些讀者甚至評論者曰：諸葛亮謹慎過分，若用魏延之計，或許真能成功。作品中司馬懿也有過類似的看法：“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第九十五回)魏延後來發牢騷說：“丞相若聽吾言，徑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皆得矣!今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第一百回)
以史家的眼光看，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的真正原因，《三國演義》的作者是有意識地作了模糊處理，讓讀者感到諸葛亮不取道子午，是他謹慎而不肯弄險。那麼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其一，孟達叛蜀投魏，西城郡為魏所有，而子午道大部分在西城郡內。
建安二十四年(219)，孟達叛蜀投魏，魏“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郡，以達領新城太守。”《三國志·蜀書·劉封傳》並委以西南之任。不久，申儀(西城太守)背叛劉封，申耽(上庸太守)降魏，魏改西城郡為魏興郡，以申儀領魏興太守。至此，漢中的東大門棗魏興(今陝西省安康地區)全部屬魏。安康西接梁洋，南通巴蜀，東控荊襄。對魏國來講，得此地，既可保中原不受威脅，又可待機伐蜀。魏興郡之命名，寓意也是十分明顯的，即是魏得西城而將興起統一大業的意思，足見當時魏國對此地的高度重視。魏太和元年(蜀漢建興五年，227)底，孟達陰圖歸漢，司馬懿率軍倍道兼行，於太和二年正月攻破新城，斬孟達《晉書·宣帝紀》。從這一事件可看出魏對漢中之東的魏興郡、上庸郡的嚴密防禦。子午道北起長安，南至今漢中市洋縣為終點，其間絕大部分路段在今安康地區的寧陝、石泉兩縣境內。若魏延出褒中，循秦嶺而東，取道子午，必遭魏國的拼死截擊。
子午道形勢險絕，不利於行軍。《石門頌》描述子午道：“上則懸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寫輸淵，平阿淖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確磐。臨危槍碭，履尾心寒，空輿輕騎，滯礙弗前。”漢代主要利用褒斜道傳送公文，子午道只是在褒斜道阻斷期間才使用，因此治道功夫不多。若魏延以五千軍深入在魏國嚴密防禦下的子午險途，成功的係數幾乎為零。太和四年(230)，曹真由子午道伐蜀，王肅在疏書中說：“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逼而不展，糧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三國志·魏書·王肅傳》曹真取道子午伐蜀失敗的事實便是諸葛亮不採納魏延之計的最好說明，同時也證明了諸葛亮的遠見卓識(並非僅是謹慎不肯弄險)。王肅的分析更是為諸葛亮的決策作了最好的註腳。
因此，我們說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不是謹慎不肯弄險，而是無取勝的可能性。
那麼，小說作者為什麼要故意模糊其辭呢?筆者認為是為了塑造諸葛亮的形象，具體地說，是為諸葛亮擺空城計作鋪墊的。不知道子午的原因，諸葛亮解釋道：“此非萬全之計也。”可見諸葛亮凡事皆小心謹慎，沒有萬全的把握，絕不冒險莽撞行事。這樣才使司馬懿得出了“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的結論。基於此，才為作者虛構空城計提供了可能。馬謖拒諫失街亭，孔明引五千兵去西縣搬糧草，已有二千五百軍運糧去了，孔明身邊只剩下二千五百軍，且無大將，而此時司馬懿卻引十五萬大軍鋪天蓋地而來。在這萬分危急之際，孔明利用司馬懿認為自己“平生謹慎，不曾弄險”的心理，擺了空城計。果然司馬懿懷疑孔明有埋伏，火速退軍，諸葛亮轉危為安，順利地退兵。西縣擺空城計，是孔明一生非常出色的一次行動。從史料上看，孔明從未擺過空城計，小說所寫顯系虛構。作者這一虛構，為諸葛亮的形象增添了不少光彩棗把諸葛亮知己知彼，出奇制勝的謀略發揮到了極致。作者利用眾人之口讚歎道：“丞相之機，神鬼莫測。”(《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使諸葛亮這個中國人民智慧的化身得到了最圓滿的塑造。
諸葛亮多次從祁山出兵伐魏而未獲成功，其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原因是蜀漢失去了漢中的東大門——西城郡、上庸郡，從而也就失去了兵出祁山與兵出子午配合作戰的前提條件，而魏卻得以從子午道和漢水直接威脅漢中。魏太和四年，曹真上書伐蜀攻漢中，“真以八月髮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溯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三國志·魏書·曹真傳》如果不是遇上大雨三十餘日的話，蜀漢便極有可能保不住漢中。因而諸葛亮在以漢中為基地出祁山伐魏時，常有失漢中之憂慮，不能全力以赴，背水一戰；且數次征伐均只能從祁山一道而入，魏軍防備必嚴，自然難以取勝。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應負其責。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奪得漢中後，命宜都太守孟達北攻房陵，“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三國志·蜀書·劉封傳》劉備命孟達攻房陵、上庸從而奪取漢水全境，這是有戰略眼光的；但派劉封去與孟達合作，卻不免有用人之失：孟達強悍，劉封剛猛，仗勢欺人，兩人是難以合作的。諸葛亮身為軍師，對劉封的個性也是瞭解的(“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三國志·蜀書·劉封傳》；但他沒有阻止劉備，未盡到籌謀勸諫的職責，終致“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三國志·蜀書·劉封傳》導致漢中東大門失陷。
魏太和元年，孟達因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階、夏侯尚相繼而亡，“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魏興太守申儀又與孟達有矛盾，孟達有叛魏返蜀漢的心願。此時諸葛亮已駐師漢中，準備北伐，諸葛亮本應抓住這個機會，一面致書孟達，一面火速舉兵東向，剿滅申儀，奪取子午道，促使孟達歸漢，解決漢中東大門之憂的問題，但諸葛亮並沒有這樣做。《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是這樣記載的：“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晉書·宣帝紀》是這樣記載的：“蜀相諸葛亮惡其(孟達)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洩其謀。”兩書記載雖不盡一致，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諸葛亮沒有采取果斷的行動，機事不密，致使謀洩，而司馬懿卻果斷出兵，剿滅了孟達。以此觀之，陳壽說：“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誠不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