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級與下級

中國封建社會國家政治的核心問題，就是君臣關係和官民關係（君民關係），包含三個層次。首先，君臣關係的基本規範，就是君主應該充分信任臣子，放手讓其理政，以禮待臣；臣子應該忠於君主，恪守信義，一心一意輔佐君主，而不可有二心。其次，君臣各自的基本職責，就是君主主管政策大計，釋出決策政令，臣子貫徹君主的政令指示，讓其落到實處，收到實效。第三，君臣各自的行為準則，就是要求君主以身作則，為臣民做出好榜樣。理論上的君臣關係很好理解，現實生活中的君臣關係很難處理。君臣關係表面上是一個上下級關係，實質上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要處理好這種關係，制度安排是核心，社會環境是基礎，個人修養是關鍵。

魏徵、張居正和年羹堯的不同下場

中國封建社會的君臣格局，是君權神授、家天下和世襲制的體現，這是決定君臣關係的核心要素，其它都是枝節問題。《論語》中記載了一段魯定公與孔子就君臣相處之道的對話，孔子認為，君主應該以禮對待臣子，臣子應該以忠事奉君主。孔子的回答，從字面上來看，天衣無縫、滴水不漏，這樣來處理君臣的定位與行事原則，似乎表明君臣觀念是開放的，君臣關係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君臣地位有天壤之別，君屬於強勢，臣屬於弱勢，君臣關係由強勢的君主來主導，君主講“禮”時，臣子應盡“忠”；如果君主不講“禮”，那麼臣子該怎麼辦？因此，君臣關係是一種制度上不平等的關係。

既然有了君臣格局，那就會派生出許多種類的君臣關係和為君、為臣的不同表現。君主以什麼態度和方式與臣子相處，可以決定這個君主會成就什麼樣的事業。戰國時燕昭王的謀士郭隗提出四類君臣關係：如果想要統一天下，那麼對待人才就會如同對待老師一樣；如果想要稱王一域，那麼對待人才就會如同對待朋友一樣；如果想要稱霸一方，那麼對待人才就會如同對待大臣一樣；如果想要亡國喪家，那麼對待人才就會如同對待奴僕一樣。

第一種型別：“帝者與師處”。君臣是師生關係，它是古代社會最理想的君臣格局。在這種格局下，臣子的作用有時比君主還要重要。這種“老師”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軍師”型，就是為君主出謀劃策的人。作為軍師，表面上的權力很大，但也最多隻能說是影響力大，最後的決策權仍然在君主手裡。即使“軍師”有時可以行使決策權和指揮權，也必須有君主授予的“尚方寶劍”才行。另一種是“帝師”型，是一般意義上的君主未親政時的老師，向君主傳授履行君主的職責所必備的知識、技能和個人修養。“軍師”的典型代表如春秋時輔佐周文王的“太師”姜子牙和輔佐齊桓公的“仲父”管仲，“帝師”的典型代表如明朝的張居正。諸葛亮則是兩種身份都擔任過，他是劉備的“軍師”，後來也算是劉禪的“帝師”。不論哪種型別的君臣關係，都不是平等的關係，很多人的結局甚至走向了反面。

第二種型別：“王者與友處”。君臣是朋友關係，它雖然是一種比較理想的關係，但既不純粹，也不能長久。君主在沒有成為君主之前，或許與其他人真是一種朋友關係。一旦上位，這種關係就不能維繫了，要麼是自己不認朋友了，如清朝雍正繼位後對待昔日的朋友隆科多和年羹堯；要麼是朋友不想“巴結”君主了，如漢光武帝劉秀繼位後，他小時候的同學嚴光就不買他的賬，寧肯在富春山下的富春江畔終生垂釣，也不願意當劉秀的諫議大夫。嚴光深知這種君臣關係的實質，臣子對於君主來說，只是一種被利用的關係，一旦沒有用處了，那就是一個犧牲品。春秋時越國的大臣范蠡和西漢開國功臣韓信都說過“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范蠡是個明白人，把這一點看透了，韓信是在自己受到“迫害”後悟出來的，總之是“英雄所見略同”吧。

第三種類型：“霸者與臣處”。君臣是典型的上下級關係，這是正常的工作關係。歷史上早期的法家都是竭力主張這種關係的，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結合，沒有什麼人情味，一般的君臣關係都是如此。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和史學家馬基雅弗利，在其著作《君主論》中主張君主可以“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這是典型的“霸者與臣處”的觀點。只要是既沒有宦官、外戚的欺君篡政，也沒有君權旁落於權臣的情況，那麼這種關係就是一種正常的君主專制形態，也是出現所謂“盛世”的政治條件。

第四種類型：“亡國與役處”。君臣是主奴關係，“役”只是以奴才的身份受驅使，與“臣”是有區別的。不過，“臣”與“奴”的定義往往是混淆的。在清朝，滿臣都自稱“奴才”，尤其可笑的是，這竟是滿臣的特權，漢人只能自稱“臣”。如此一來，“臣”與“奴才”畫了等號就是殊榮，是自家人；不能稱“奴才”的漢臣，成了外人，低於奴才一等。實際上，中國古代的君臣關係本質上總有主奴的內涵。

在“君權神授”思想觀念支配下的君臣格局，構成了專制獨裁體制框架的核心，在這個框架之下，由於君主的終身制和世襲制，使得君臣關係無法做到善始善終。今天是師生關係或朋友關係，明天便有可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導致這種結局的原因，除了君主和臣子的個人修養之外，主要在於君主對臣子的需要和當時的客觀環境。西漢“七國之亂”時，漢景帝為了消除七國“清君側”的藉口，便把自己的老師晁錯殺了。

明朝的張居正當政時，萬曆皇帝朱翊鈞一直尊其為師，那是出於需要與無奈。事實上，他早已耿耿於張居正的震主之威，只是沒有機會發作而已。張居正當政十年，所攬之權，是皇帝的大權，這是張居正推行新法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皇帝的失位。在權力上，張居正和朱翊鈞成為對立面。張居正的效忠國事和獨攬大權，在朱翊鈞的眼裡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行為。這是帝王的邏輯！張居正逝世後不久，昔日的學生、現在的皇帝朱翊鈞就對張居正進行秋後算賬，撤銷在他生前所授予的一切榮譽，並將其“罪狀”昭示天下，還差點剖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臣之家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自己一生為國操勞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不僅個人命運如此悲慘，而且附帶著人亡政息的政治悲劇。張居正在位時所用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態。整個萬曆一朝，沒有人敢為張居正鳴冤。直到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朱由校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然而一切俱已晚矣！

由萬曆皇帝朱翊鈞與張居正的關係，聯想到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的關係，後者是千百年來被人稱道的君臣關係的楷模。不幸的是，朱翊鈞的個人才德固然不如李世民遠矣，但李世民在對待死後的魏徵的問題上，也沒有給後世的君主們做出一個好榜樣。魏徵剛死，李世民也曾表達過對魏徵的懷念。但此後不久，有人告狀，揭發魏徵生前的一些事情，李世民便以此為藉口，終止了女兒衡山公主與魏徵之子魏叔玉的婚事，並下令推倒了親自給魏徵書寫的紀念碑。直到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李世民親征高麗，戰士死傷數千人，戰馬損失十之七八，他深深悔恨這一舉動，不禁慨然嘆息說：“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於是對魏徵進行祭祀，又重立紀念碑。李世民此舉，實用主義的動機表現得淋漓盡致。其實，魏徵在世時，李世民的內心深處就播下了對他不滿的“種子”。魏徵一死，朝臣中的“有心人”便會揣摸李世民的心理，投其所好而告發魏徵。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很老套的“諂媚術”。有一次，李世民在朝堂上受到魏徵的頂撞，當場忍住沒有發作，回到後宮對長孫皇后說了一句“早晚會殺了這個鄉巴佬”的心裡話，因為魏徵多次在朝堂上令他難堪。李世民不僅從政治上否定了魏徵，而且還對他的出身進行攻擊，竟然完全忘記了“英雄不問出處”的古訓。現如今很多“精英人士”動不動就說別人是“農民”，與李世民是同樣的心理，“憐他未慣蓬茅宅，笑我原來田舍翁”。看不起“鄉巴佬”的人，只能是狗眼看人低。總是看到別人跳在半空中的人，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正趴在地上。如果不是長孫皇后深明大義，勸解有效，恐怕魏徵真是很難得到善終。

《詩經》中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幾乎成為一條規律。魏徵很清楚這一點，他在疏奏中說古代帝王“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原因何在呢？“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志得意滿，就會玩物喪志，驕奢淫逸。因此，他特別告誡李世民“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對於這些話，李世民有時聽，有時也未必聽。魏徵死後，李世民找藉口收拾他，正反映了這種被扭曲的君臣關係的陰暗心理。回顧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上前前後後三百多個皇帝，首屈一指的李世民不過如此，等而下之的那些各種檔次的皇帝是些什麼貨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魏徵和張居正本人畢竟得到了善終，在活著的時候沒有被皇帝收拾，而清朝年羹堯的境況就不同了。年羹堯是雍正朝的重臣、功臣，官至四川總督、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還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顯爵集於一身。他運籌帷幄，馳騁疆場，平定西藏叛亂和青海羅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戰功。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入京時，得到雍正皇帝的特殊寵遇，真可謂位極人臣。有一次，雍正賜年羹堯一隻自鳴鐘，年羹堯上表謝恩，雍正御批：“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作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朕實實心暢神怡，感天地神明賜佑之至。”年羹堯恃寵而驕，做了許多有悖人臣的事情，逐漸引發雍正的不滿。年羹堯回西安後，上了奏報到任日期一折，雍正於其折上硃批道：“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這個批示意在警告年羹堯要慎重自持，此後年羹堯的處境便急轉直下。在雍正的授意或默許下，內外官員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下令捕拿年羹堯並押送北京會審。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了一份“起訴書”，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年羹堯真行，即使是犯罪，也要驚天動地，把作為一個臣子能犯的罪幾乎全都犯了個遍！雍正認為，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及年羹堯功勳卓著、名噪一時，“年大將軍”的威名舉國皆知，如果對其加以刑誅，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難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殺戮功臣的惡名，於是表示開恩，在“判決書”中賜其獄中自裁。年羹堯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職，嫡親子孫發遣邊地充軍，家產抄沒入官。叱吒一時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

君臣關係的基本特徵

綜上所述，中國封建專制獨裁體制下的君臣關係，具有如下基本特徵。

其一，思想準則是“君權神授”，別人不能覬覦皇權。雍正皇帝曾經親手書寫了一副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把它懸掛在紫禁城養心殿的西暖閣。這句話出自唐代的《大寶箴》，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朱舜水將其修改為“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一人治天下”需要什麼條件？就是穩固的皇權，而且這個權力來自上天，任何人都不能染指。至於“天下並非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的說法，只是場面上的漂亮話，後世帝王沒有哪一個人同意這個話，更不用說付之行動了。

其二，行為準則是“乾綱獨斷”，別人不能越俎代庖。人類的政治制度無論如何進步，都不可能否認國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現代社會中總統與部長的關係，也不能沒有“一人”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內容不同，現代政體中的總統這個“一人”要受制於其他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時，諸事也要與群臣商議。區別在於總統不能獨斷乾綱，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其三，關係準則是“順昌逆亡”，別人不能忤逆君主。據說龍的脖子下有巴掌大小的一塊白色鱗片，呈月牙狀，俗稱逆鱗，一旦被觸及，立刻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散發出無限龍威。每個人或許也有一塊不可觸碰的“逆鱗”，諸葛亮就說李嚴“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自封為“真龍天子”的皇帝，當然也會有這塊“逆鱗”，而且或許比平常人更為敏感，那是萬萬觸碰不得的。人們常說“忠言逆耳”，正如後文中將要述及的孔子的孫子子思對忠臣的定義，也是一種“逆耳”之言，因此魯穆公才感到“不悅”。如果有誰有意或無意觸碰了這塊“逆鱗”，那就無異於自取滅亡，此所謂“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

關於“君權神授”，戰國時期的屈原就表示過懷疑：夏、商、週三代不都是說君權神授，是上帝的旨意嗎？何以頃刻之間就被推翻，大權旁落了呢？看來所謂“天命”是沒有固定的啊！這些問題，既是深刻的現實質問，又是沉痛的歷史嘆息。唐代的柳宗元做了初步的回答，認為有德性的人才能獲得天命，如果後嗣荒廢政事，上天也不會保佑他們。

按照一般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總是越來越進步、越來越文明，作為社會生活中核心領域的政治體制，也應該如此才對。但是，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來，君臣關係則是越來越壞，政治體制越來越專制獨裁。在周公和孔子時代，君臣可以相對而坐，“帝者與師處”或“王者與友處”之際，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談心也是常事。在秦漢時期，君臣也是如此。漢文帝召見賈誼，兩人談話時越坐越近，儘管“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但這種君臣對坐所表現出來的關係還是比較隨意的。到了唐代，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從宋代開始就改革了，趙匡胤改革為君坐、臣站。元代又改革為君坐、臣跪，一直延續到明清。乾隆以後奴化程度就更深了，連官僚之間下級遇到上級的作揖之禮，都被改革為半跪之禮。年羹堯的罪狀之一便是“御前箕坐，無人臣禮”，就是說他的坐相不好，兩腿張開，形如簸箕，沒有恪守作為臣子的禮節。可見，臣子在君主面前的坐相，也不能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