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9年，剛剛稱帝兩年的秦始皇嬴政，第一次把他的巡遊車隊開向了東方。

在他的巡遊過程中，一項重要事程便是刻石頌德。

嬴政希望藉此向天下人宣佈，是秦統一了天下，是朕讓七國歸一。

在《琅琊刻石》中，除了頌德，更附了一份詳細的隨從官員名單。

而這份長達10餘人的名單中，有許多我們熟悉的名字，卻唯獨沒有那個我們期待的名字。

01 激烈的廷議

兩年前，就在嬴政剛剛成為秦始皇的那一年，咸陽宮大殿上曾進行過一場激烈的廷議。

丞相王綰提出，現在天下一統，而燕楚齊之地，太過偏遠難制，不如立諸公子為王，管理這些地方。

然而，廷尉李斯卻提出了反對意見：

當初周王室分封了大量子弟為諸侯，幾世以後血統就疏遠了，以致於自相攻伐，天子都管不了。這才造成了天下分崩離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現在我們牛叉的始皇帝陛下，重新統一宇內，諸子和功臣只需用國家賦稅尊養起來，這樣才好控制，怎麼能再分封出去呢？（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置諸侯不便）

整個天下都聽皇帝的，國家才能安寧，社會才能和諧（天下無異意，安寧之術也）。

這便是大家所熟悉的，分封制和郡縣制的第一次交鋒。

然而，皇帝陛下雖然決定了，這件事卻並沒有停息。

秦始皇三十四年，又有博士淳于越等人進諫：現在陛下是皇帝，而子弟是匹夫，一旦出現了陰謀篡權的大臣，誰來拱衛皇室呢？（今陛下有海內，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

淳于越一石激起千層浪，咸陽宮內再次發起了大規模的廷議。

此時，王綰已被免職，帝國新的丞相李斯，進一步指出，這些人就是典型的“師古非今”，為了陛下的威嚴，為了不被結黨矇蔽，陛下應該下令，燒燬除博士館以外的詩書、諸子百家著作，並嚴厲懲罰那些談論詩書的人，想要學法令的，應該以吏為師。

秦始皇嬴政再次表示同意。

這便是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的起因。而這件導致秦始皇被釘在歷史恥辱柱的事件，起因竟也是因為分封和郡縣的爭議。

2000年後，當我們再次回過頭去看這一事件，除了郡縣制，李斯的主張中，還夾帶了很多私貨，甚至有打壓政敵之嫌；而淳于越所言，在秦始皇死後卻迅速應驗。

可見，當時主張郡縣制的李斯等人，未必就是正確的；而主張分封制的王綰和淳于越等人，也未必就頑固不化，未必就對帝國不忠。

所以，這件事的詭異之處在於，秦始皇全盤採納了李斯的意見，不僅聽從了其郡縣制全面壓制分封制的建議，還因此罷免了丞相王綰、焚燬了詩書和諸子百家的著作。

換句話說，這似乎已經不僅僅是分封制和郡縣制的政見不同，而是有著更深的秘密。

02 被逼無奈的選擇？

從以上內容來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並不是絕對的全國分封，而只是分封偏遠地區，以及對皇室的拱衛。

前者保證帝國對偏遠地方的控制力；後者保證帝國權力的傳承，長治久安。

而從後世王朝來看，在有絕對的地方控制力以前，似乎沒有人像秦始皇做的這麼極端。

他們要麼選擇了分封制與郡縣制並存，內地採用郡縣制，而偏遠地區分封，比如西漢劉邦、西晉司馬炎和明朝朱元璋；

要麼選擇了名義上以郡縣制為主，但實際上諸子仍舊封王，遙領或虛領偏遠地方，比如隋朝楊堅、唐朝李世民。

而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實際上也離不開這兩點，偏遠地區的控制，以及防止權臣篡權。

從交通上來說，即使開通了馳道，但面對從未有過的巨大疆域，咸陽朝廷能否控制偏遠地方，秦始皇是沒把握的。

這一點，從秦始皇的多次巡遊和刻石就可以看出來：如果地方上都很穩定，朕天天吃飽了撐的到處跑嗎？

那麼，如此選擇，是不是當時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秦始皇只能二選一呢？

若是如此，因周王朝的前車之鑑，秦始皇會選擇郡縣制也的確不奇怪。

但事實上，並不是。

早在戰國時期，各國就發明了一種新的分封制-封君制。

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封君作為一種制度的全貌，但從戰國時期關於各個封君的記載，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封君制的特點：

其一，封君或居封地實封，或在中央供職；封邑或為數縣，或為一郡；封君對封邑有徵收租稅的權力，還有部分私田，享有經濟特權；比如趙奢就曾是平原君的收租小吏。

其二，封君對封邑內的民治、賦稅有著極大的管理和干預的權力，但仍然必須遵守國家統一法令，兵權往往由國君或相掌握，封君並不具有；比如嫪毐謀反卻無兵權、楚陽城君還需請墨家弟子代為守城。

其三，封君封邑往往在偏遠或新徵服的地區，比如魏冉封地在與齊接壤的河東，呂不韋封地在趙燕之間的河間，趙長安君封地在海濱的饒；

其四，雖規定可以世襲，但實際操作中往往難以世襲，除齊孟嘗君田文、魏安陵君有過世襲的行為以外，戰國時期的其餘封君均未見世襲。

這說明，戰國時期的封君，已經是幫助國家控制邊遠地區的一把利器，而由於其沒有兵權，因此國家控制起來相對很容易，甚至連世襲的權力都可以不給。

這樣看來，封君制，比劉邦、司馬炎的蹩腳操作要高階多了，甚至可與唐朝的遙領制度相媲美。

換句話說，這種封君制既可控制偏遠地區、拱衛皇室，也並無太大“樹兵”的危險，完全可以與郡縣制很好的相容。

對於秦始皇來說，中原郡縣+偏遠封君這樣完美的組合，比起天天巡遊、刻石威懾的單一郡縣制，簡直不要太有優勢。

那麼，秦始皇為什麼放著這麼優秀的封君制不用，卻不惜罷官焚書、天天跑路，也要堅持拒絕分封、採用單一郡縣制呢？

03 琅琊石刻的秘密

在秦始皇的第一次大規模東巡之路上，留下了多處刻石，其中有一處《琅琊石刻》的銘文中，留下了一份隨行官員的名單：

列侯武城侯王翦、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繆從。

這份名單中，王翦、王賁、王綰、李斯等，都是我們熟悉的始皇重臣，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但事實上，這份名單有一個十分奇怪的地方。

這上面全是軍功功臣，卻沒有任何一個宗室大臣、諸公子名列其中。

連五大夫這樣的低爵功臣都包含在內，說明這份名單應當是很詳盡的。所以，應當不存在隨行而沒有名列其中的緣故。

也就是說，沒有他們名字的原因只有一個，秦始皇的確沒帶他們出去玩。

這似乎也很正常，但事實上不符合人性。

要知道，當時並沒有現在這麼優秀的遍地外賣，也沒有人性化的酒店服務，而秦始皇嬴政這次出差長達一年多。

這麼長時間、遠距離的巡行，身邊連個親近的兄弟、兒子都沒有，這合理嗎？

雖然說自商鞅變法後，秦宗室、諸公子沒有那麼大的貴族特權，但拜官授爵方面，也並不是完全為零。

秦孝公時，還有公子少宮作為外交特使的記錄；秦惠文王時，更有公子華為將，樗裡疾為封君；秦昭襄王時，也有弟弟嬴芾、嬴悝、兒子嬴柱等成為封君。

而遍查始皇帝時期的37年裡，關於宗室以及諸公子拜官授爵的記錄，卻幾乎為零。

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只有一個解釋：秦始皇對宗室、諸公子的信任，很低很低。換句話說，在那個家族為重的時代，秦始皇嬴政卻根本不相信他的兄弟們和兒子們。

種種關於秦始皇“刻薄少恩”、“戾深無仁”的傳言得以流傳，看來不是沒有原因的。那麼，秦始皇為何如此無情呢？

翻開他的早年經歷，或許可以發現一些端倪。

秦王政八年，弟弟長安君成蛟叛秦歸趙；同年，生母趙姬支援嫪毐發動叛亂；數年後，發小燕丹派刺客刺殺嬴政；秦王政二十三年，信任非常的外戚昌平君熊啟叛秦自立。

而在昌平君之後的秦始皇時代，幾乎再也沒有嬴姓宗室、諸公子，乃至外戚貴族，出現在大秦帝國的朝堂之上。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各中雖有無數曲折隱情，但頻繁的背叛對嬴政的直接影響就是，他從此再難給予身邊的宗室、妃子和諸公子以足夠的信任。

或許這，才是他一開始就堅持拒絕分封諸公子的內在原因；而王綰、淳于越等人的再次勸諫，已經觸怒逆鱗，李斯也才能成功的借力打力擊倒政敵，焚書滅儒，獨攬相權。

也就是說，秦始皇堅持拒絕分封諸公子，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郡縣制和分封制本身，而是因為經過太多背叛的嬴政，想要製造一個絕對安全、無人可以威脅到自己的帝國權力架構。

然而，嬴政可以把宗室公子、外戚權貴一掃而空，讓整個朝堂看起來乾乾淨淨，卻無法掌控臣下的內心。

04 沒有絕對安全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公子扶蘇和公子胡亥的故事，就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淳于越在秦始皇拒絕分封之後，仍然當面諫言皇帝應分封諸公子於外；而公子扶蘇又反過來為儒士們說情。

所以，秦始皇生氣的或許不是扶蘇說情，而是扶蘇和儒生們的相互表裡，也就是李斯所說的“主勢降於上，而黨羽成乎下”。這加重了他對宗室、諸公子的不信任。

而扶蘇，也就成為這場博弈的政治犧牲品，被髮配監軍上郡。此時，已經是秦始皇三十五年，距離秦始皇的大限，還有不到3年。

而相反，秦始皇歷次出巡都不帶宗室貴戚和諸公子，最後一次出巡卻恰好帶上了公子胡亥，而且只有他1人。

而這個公子胡亥，又恰好是近臣趙高的學生。

前文提到，李斯建議，要學法令，以吏為師。而趙高此人，正是以善習法令而得寵，他所擔任的中車府令又正是一個位卑而權重的官職。

這麼多巧合，我們還能說胡亥的上位，只是一次偶然嗎？

或許秦始皇是想培養這個孩子，但病勢來得太快，胡亥還沒培養好，所以才寫了那道讓扶蘇即位的詔書；也或許，秦始皇心中理想的繼承人，正是這個少子胡亥，那道詔書，才是假的。

畢竟在這之前，並沒有證據表明他很昏庸，而秦始皇又自認為，自己留下的權力佈局絕對安全。

自商鞅變法以後，秦壓制貴族政治，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從此再沒有發生過權臣擅權的局面。

因為能力極強的職業經理人，是幫助秦王壓制貴戚、過渡權力的理想人選；而沒有根基的CEO，同時也是秦王罷黜立威的絕佳人選。

商鞅如此，張儀如此，呂不韋也是如此，唯有外戚出身的魏冉稍有例外。而現在秦始皇把外戚宗室都一掃而空，掌握權柄的李斯，說到底也不過是個楚國計程車子而已。

因此，秦始皇有理由相信，他身後的大秦帝國二世皇帝，幾乎是一個絕對安全的存在。

然而，在權力的巔峰，絕對的安全，也就同時意味著巨大的風險。

秦始皇嬴政不會想到，他用畢生精力打壓的掣肘皇權的外戚和宗室，有時候卻是保證皇權存在的必要保障。

他們或許會因為自己的利益矇蔽皇帝的視野，卻也同樣會保證新皇帝穩穩的坐在皇位之上，因為那也是他們的權力根基所在。

而現在，秦始皇肅清了外戚宗室貴族勢力，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權力真空，巨大的空間正好給了其他陰謀家以機會。

比起外戚和宗室貴族的小心翼翼，掌握了絕對權力的權臣，有時候卻不太一樣。

有人問，為何李斯會如此冒險，扶立未知的胡亥，而不是賢明的扶蘇？為何趙高會如此冒險，僅僅三年就把胡亥拉下馬，掌握著一個傀儡不好嗎？

因為，權力的巔峰，從來沒有絕對的安全，有的只是冒險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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