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元朝是一個民間文化發達但對讀書人不太友好的朝代，或許是因為多民族國家和蒙古人的防範心理，當時的宋朝遺民很難獲得入朝為官的機會。甚至在元朝統治的巔峰時期科舉制度還一度荒廢。

所以說到儒學在元朝的發展，還是得從元朝自身的統治說起。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其實只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還有四大汗國位於元朝的西邊，而擅長內鬥的蒙古族並不會乖乖地守在自己的地盤上。這就是外患。

而內憂則是來自於內部的多民族，無論是契丹人還是女真人亦或是宋人始終有著復國的心，在抑制文化方面元朝也必須有所針對。更何況對於這些馬背上的蒙古人來說，武力和宗教的作用要遠遠大於儒家思想，所以在朝堂之上儒家完全沒有什麼意義。哪怕冊封了衍聖公，也只是為了安撫宋人。在這個時期儒學和宗教一樣，在民間的發展屬於聽之任之的狀態。

到了元仁宗時期，因為官員素養的良莠不齊，為了提高素養和選拔精英，科舉制度開始恢復。這時候的蒙古人已經開始重視漢文化的價值了，當然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限制國內的貴族。

當時的國家已經逐步穩定下來，四大汗國之間的戰爭也趨於緩和，同時內部元朝的皇親國戚為了權力的爾虞我詐也到達了巔峰，國家正統的必要性被提到了最高點。儒學開始南風北漸，也正是這個時期儒學開始發揮了自己“善變通”的特性，給元朝了提供了幫助。

儒學在元朝末期其實已經和宋朝不同，程朱理學和心學已經趨於合併，這也和儒學起先的不受重視有關。到了元末，儒學有了一些不好的苗頭，沒有那麼總是格物和修身，反而在禮教方面下了功夫，試圖以“道德”來矇昧人心，也用這樣的方法在元朝政權中心進行政治交易。

所以總結整個元朝的儒學發展，就是理學和心學的趨同。從弱勢到強勢的南風北漸，同時開始重視禮教思想以愚昧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