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說：“把這權柄也給我，叫我手按著誰，誰就可以受聖靈。”——《使徒行傳》

俗世對教會的影響

雖然中世紀教皇宣稱自己代表著上帝，神聖教會更應凌駕於神聖帝國之上，但在中世紀初期的幾百年間，教皇法座上雖不乏偉大的利奧（440—461年在位）和大格里高利（590—604年在位）等卓越的人物，現實與理想的巨大鴻溝還是令人沮喪。

西班牙畫家弗朗西斯科·德·蘇巴朗於1626年創作的聖格里高利畫像，現藏於西班牙的塞維利亞藝術博物館。

西方羅馬帝國的崩潰和北歐人的輪番侵襲，使得普遍衰退成為該時期的主流，教會自然陷入經濟上的窘迫。

以丕平獻土和查理大帝改革教會為標誌，羅馬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淪為加洛林君主的附庸。不僅在最高層面如此，事實上，幾乎各地的教會都受到當地諸侯和貴族的控制，教階制度所追求的那種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的垂直領導原則，不得不讓位給依附於同層級貴族的現實。在最基層的堂區，由於天高教皇遠，本堂神父的任免完全取決於領主；位於堂區之上的教區主教和男女修道院院長，人事任免權則由諸侯與國王分享。

751年，美因茨大主教卜尼法斯為矮子丕平加冕，畫中丕平之妻手撫兩個孩子即未來的查理大帝和卡洛曼，由法國胡格諾派畫家弗朗索瓦·杜布瓦創作。

這種局面實際上不難理解，如前文所指出，男女修道院院長往往出身於顯貴家族，多數是不能繼承爵位頭銜的幼子和女兒。這種情況同樣廣泛存在於教會體系中，對於那些不能繼承家業的貴族子弟而言，進入教會不僅能接受最優質的文化教育，更能以服務上帝的方式為遠大前程鋪路。雖然平民子弟佔據教士的多數，但通常只有貴族出身者，才能獲得晉升高階神職的機會。

祈禱者的錢袋：財富對教會的腐蝕

然而，教會的經濟策略又被證明是極為成功的。當11世紀的普遍和平到來之際，它的體制優勢便迅速釋放，使其從持續恢復發展的經濟中獲得巨大收益。

中世紀盛期羅馬教會的巨大財富，首先恰恰源自它在加洛林時代的隱忍。早在查理·馬特實行采邑改革時期，他就沒收了不少教會地產用作采邑。

到了矮子丕平和查理大帝時期，大規模封授土地的趨勢，導致了“王命請地”的出現，國王“借用”教會地產作采邑授予封臣，理論上說這土地還是教會所有，但它只能保留部分用益權，因為土地已被國王“慷他人之慨”地封出去了，作為回報，教會也獲得部分地產收益。由於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後來乾脆開徵專項稅金，以彌補教會的損失，這就是教會什一稅。

皮埃爾·莫尼埃創作的《在聖殿中繳納什一稅》。

俗世權力影響於教會的另一惡劣表現就是買賣聖職，因為該罪行和聖經中“行邪術的西蒙”簡直如出一轍。許多貴族不僅將主教和修道院院長職位作為商品，明碼標價，甚至連羅馬教皇的法座也可以競拍。

據說本篤九世（1032—1048年在位）即是羅馬城的世家大族由利益分配而選出的。由於購買者為了主教法冠和修道院院長的權戒付出了大價錢，所以在任時大肆搜刮、營私舞弊也就不奇怪了。

羅馬教會在這種局面下迅速沉淪，等待著它的是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變革。